虚空能指的社会生产
严格地说，虚空能指是没有所指的能指。然而，这一定义是一个问题的表达。因为，一个能指并不附着于任何所指，然而仍旧是一个意义系统的有机部分，这如何可能呢？虚空能指将是一系列的声音，并且如果后者被剥夺了任何意指功能，能指这一术语就将成为一种僭越（excess）。声音之流从任何特殊所指中脱离而仍然保持为一个能指的唯一可能性是是否——通过一种虚空能指的可能性所包括的符号颠覆——能够达到内在于意义本身的某物。这一可能性是什么？
某些伪答案可以很快被丢弃。人们可能会认为同一能指在不同语境中（由于符号的任意性）可以附着于不同的所指。但是很显然，在那种情况下，能指将不是虚空的而是模糊的：在每一语境中意义的功能将完全被实现。第二种可能性是能指不是模糊的而是模棱两可的：即无论所指的多元决定(过度决定overdetermination)或决定不足（underdetermination）都能够阻止其完全固定。但是这种能指的漂浮并不能使其成为虚空的。尽管这种漂浮使我们迈出了朝向我们问题的相关答案的一步，但是后者的条款仍然被规避了。我们不必处理意义的剩余或不足，而必须处理在意义过程之内，指向其自身界限的话语呈现的某物精确的理论可能性。
因此，只有当存在着意义本身结构的不可能性，只有当这种不可能性将自身标志为符号内部的干扰（颠覆、扭曲等等），虚空能指才能够出现。这就是说，意义的界限只能将自身宣称为在自身界限内部东西实现的不可能性——如果这些界限可以以直接方式被意指，那么它们就是内在于意义本身的，并因此不再是界限。
一种初始和纯粹形式的思考可以帮助我们澄清这一观点。我们知道，对索绪尔而言，语言（拓展开来，所有意指系统）是差异系统，因此语言的同一体——价值——是纯粹关系性的，并且因此，语言的总体性被包含在意义的每一单个活动中。那么，在此种情况下，很明显，语言的总体性本质上是需要的——如果差异不能建构一个系统，任何意义都将是不可能的。然而，问题是，意义的可能性正是系统，并且系统的可能性正是系统界限的可能性。追随黑格尔，我们可以说，思考某物的界限与思考什么超越了某物界限是相同的。但是，如果我们所讨论的是意指系统的界限，很显然这些界限本身不能被意指，而必须将本身显示为意义过程的干扰或崩溃。由此我们被遗留在一个悖论式情境中，它建构了意指系统的可能性条件——它的界限——它也是建构其不可能性条件的东西——意指过程的持续扩展的阻碍。
这种情境的首先和重要的结果是，真实的界限从来都不是中立的界限而是以一个排除为前提。中立的界限将会是这样的界限，它本质上与在其两面的东西是延续的，而这两面仅仅是彼此有差异。然而，因为一个意指总体性确切来说就是差异系统，这意味着这两面都是同一系统的部分，并且这二者的界限不可能是系统的界限。相反，在拥有一个排除的情况下，我们拥有一个本真的界限，因为超出这个排除界限的东西的实现将包括了什么是界限的这一面的不可能性。真正的界限总是对抗性的。但是这种排除性的界限逻辑的运作具有一系列的效果，这种效果蔓延至界限的两面，并导致我们直接进入虚空能指的产生：
1.这种排除性的界限的第一个效果是它在由这些界限所建构的差异系统之内引入了一个本质的两可性。一方面，仅仅就系统内的每一要素都与其他要素不同而言，它才具有同一体：差异=同一体。另一方面，就每一个差异都属于排除的边界这一方来说，所有这些差异彼此都是等同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同一体就是建构性的分裂的：一方面，每一差异都将自身作为差异表达出来；另一方面，它们中的每一个都由于如此进入与系统中其他差异的等同关系而自我删除。并且，既然只有当存在激进排除才存在系统，那么这种断裂或矛盾对于系统性同一体就是建构性的。只有就存在着作为纯粹在场的系统（它超越所有排除）的激进不可能性而言，现实的系统（以复数形式）才能存在。现在，如果说系统的系统性乃是排除性界限的直接结果，那么只有这种排除才真正是系统的基础。这一观点是本质重要的，因为从这里可以得出结论，系统不可能拥有实证的基础，并且因此，系统不能按照任何实证所指来意指自身。让我们暂时假定系统性整体是其所有要素分享一个实证特征的结果（例如它们都属于同一个地区范畴）。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实证的特征将不同于其他差异性的实证特征，并且它们将全部呼吁一种更深层次的系统整体，在这个整体内，它们的差异将被思考为差异。但一个被激进排除所建构的系统扰乱了差异逻辑的运行：被排除在系统之外的东西——远不是某种实证的东西——是实证性（纯存在）的——单纯规则。这已经宣布了一个虚空能指的可能性——这是一个所有差异都被纯粹抹除的能指。
2.当然，这一运作得以可能的条件是，超出排除边界之外的东西被还原为纯粹否定性——即还原为一种超出系统之物对系统提出的纯粹威胁（系统就是这样建构的）。如果这一排除性的维度被取消或者削弱了，要发生的就是“超出”的差异特征将强化自身，并且因此系统的界限将被模糊。只有当超出变成纯粹威胁的能指，纯粹否定性的能指，单纯的排除物的能指时，才能存在界限与系统（这就是客观秩序）。但是，为了成为被排除物的能指（或者简单说，排除的能指），不同的被排除的范畴就必须通过等同链条的构成抹除其差异，而系统为了意指自身就是通过等同链条魔化了自己。我们在此又一次看到了虚空能指宣称自己的可能性，通过这一逻辑，差异性蜕变为等同链条。
3.然而，我们可以自问，为什么这种纯粹存在或系统的系统性或者——它的颠倒——被排除物的纯粹否定性，为了意指自身需要一种虚空能指的产生？答案是我们试图意指意义的界限——拉康意义上的实在界，如果你愿意的话——并且，除非通过一种意义过程的颠覆，不存在如此做的直接道路。通过精神分析，我们知道并非直接表征的东西——无意识——如何能够找到作为表征方式的意义过程的颠覆。每一个能指都通过将自己依附于特殊所指建构了一个符号，作为差异在自己意指过程之中铭写。但是，如果我们所试图意指的并非差异，而是相反，是一种本身是差异基础和条件的激进排除，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另外差异的生产都不能达到目的。然而，由于所有差异在本质上都是不同的，因此只有当意指单位的不同性质被颠覆，只有当能指清空了其对特殊所指的依附而承担了代表系统纯粹存在（或者不如说，作为纯粹存在的系统）的作用时——如此的意义才是可能的。这样一种颠覆的本体论基础是什么，什么使其得以可能？答案是：每一个意义单位的分裂，系统必须被建构为非决定的场所，在这里等同逻辑和差异逻辑运行。只有把等同逻辑特权化至其差异性几乎被完全删除的点——即清空其差异性——系统才能作为总体来意指自身。
在此必须强调两点。第一点是通过虚空能指来代表的系统的系统性或存在不是一个还未现实地实现的存在，而是一个建构性地不能达到的存在，因为无论何种系统性效果将会存在，都将是等同与差异之间的不稳定的妥协的结果，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就是说，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建构性短缺，一个不可能的对象，它通过其恰当表征的不可能性来表现自己，如在康德那里那样。在此我们可以给予我们的初始问题以完整的答案：在意义领域内可以存在虚空能指，是因为任何意义系统都是围绕着一个虚空位置结构的，这个虚空位置来自于生产对象的不可能性，然而这一对象又是系统的系统性所要求的。因此，在此我们所涉及的不是一个像在逻辑矛盾中那样无定位的不可能性，而是一个实证的不可能性，一个真实的、虚空能指的x所指向的不可能性。
然而，如果这一不可能的对象缺乏恰当的或直接的表征方式，这只能意味着为了承担表征的功能而被清空的能指总是建构性的不恰当的。在这种情况下，到底什么决定了在不同情况下是这个能指而非另一个能指承担了意指功能？在此，我们必须走向本文的主要论题：虚空能指和政治学之间的关系。
霸权
让我返回到我们在《霸权和社会主义策略》中详细讨论过的一个范例：在罗莎•卢森堡看来，工人阶级的统一体的建构是通过很长时间党派斗争的多元决定取得的。她的基本论点是，阶级统一体不是被关于经济斗争还是政治斗争的优先性的先天思考所决定，而是被所有政治运动的累积效果所决定。与我们的主题相关，她的论点总起来接近下列观点：在极端压迫的情境中，任何争取部分目标的运动，都将被理解为不仅与具体要求或这一斗争的目标相关，而且被理解为与系统对立的行动。这一最终事实就是确立了不同的具体或部分斗争及运动之间连接的东西——所有这些都被视作互相联系的，不是因为它们具体目标的内在关联，而是因为在与压迫体制的对立中，它们都被看做等同的。因此，并不是它们所分有的某些实证的东西确立了它们的统一体，而是某种否定的东西：它们与共同敌人的对立。卢森堡的论点是革命大众的同一体是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通过多种分离斗争的多元决定确立的。在一个革命的契机中，这些传统在一个爆发点上得以熔合。
让我们将以前的范畴应用在这一序列中。从一开始，所有具体斗争的意义（所指）显现为内在分裂的。斗争的具体目标不仅仅是在其具体性中的目标；它也意指着对系统的反对。第一个所指确立了其要求和运动相对于所有其他要求和运动的差异性特征；第二个所指确立了所有要求之间在对系统的共同对立中的等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任何具体斗争都被这一同时既肯定又取消其单一性的矛盾运动所支配。因此，表征作为总体的这一体系的功能，依赖于等同功能直接胜过差异功能的可能性；但这一可能性只能是每一单个斗争都总是已经，原初性的，被这种建构性的模棱两可性所贯穿。
如我们原先所确立的，如果差异能指的功能是为了表征共同体空间本身的纯粹等同的同一体而拒斥其差异同一体，它们就不能建构这个作为属于差异秩序的某物的差异同一体，观察到这一点是重要的。例如，我们可以尽管通过把沙皇强加于大众的某些部门压迫的列举来把沙皇统治表征为压迫统治；但这样一种列举并不能给予我们压迫环节的具体性，这种压迫环节——在其否定中——建构了对实体之间的压迫关系的特别之物。因为在这种关系中，压迫力量的每种情形都被看作被压迫部门同一体的否定性的纯粹承担者。那么，如果压迫行为的差异同一体以那种方式通过将自己转化为另一实体存在的纯粹否定性化身使自己从自身中远离，很显然，这种否定与这种它表达自身的实体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没有能够预先命定的决定一种特殊实体能够预先命定应该使否定性化身的东西。
恰恰是这一点使等同关系得以可能：不同的特殊斗争是如此众多的实体，它们能够漠不相关地将它们所有的对立面都化身为压迫权力。这包含了双重运动。一方面，等同链条越是扩展，每一具体斗争就越是不能封闭在差异性自我之内——即（通过一种自身独有的差异）封闭在某种将其与其他差异同一体分离的东西之内。相反，由于等同关系表明这些差异的同一体仅仅是漠不相关的实体，它实体化了某些在所有这些事物中同样在场的某物，所以，等同链条越长，这个“同样在场的某物”就越是不具体。在这个界限上，将是一个不依赖于所有具体显现的纯粹共同体的存在。并且，另一方面，超越界定共同体空间的排除的东西——压迫权力——将不再被看作特殊差异压迫的工具，并且将被表达为纯粹的反-共同体，纯粹的恶和否定。由此，等同的扩大所创造的共同体将变成缺席的共同体之完满的纯粹观念——原因是压迫权力的在场。
但是，在这一点上，第二个运动开始了。这种代表了通过所有差异的同一体的崩塌而显示的缺席完满的纯粹等同功能，是不能具有其自身能指的某种东西——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这一“超越所有差异”将成为另一个差异，并且不是所有差异同一体的等同崩塌的结果。恰恰因为共同体本身不是客观同一体的纯粹差异空间，而是缺席的完满，它就不能拥有任何自身的代表形式，并且必须从某些在差异空间内建构的实体中借来后者——与黄金作为一种特殊的使用价值但同时承担了代表一般价值的功能相同。对特殊能指的特殊的差异性的所指的清空，如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使虚空能指作为短缺能指，作为缺席的完满性的能指的出现成为可能的过程。但是，这把我们引领到了我们在前一节中所结束的问题：如果所有的差异斗争——在我们的例子中——都同样能够表达——超越其差异的同一体——共同体的缺席完满；如果等同功能使所有差异立场同样地与等同的代表漠不相关；如果没有任何东西本身是预先决定的去完成这一角色；那么，是什么决定了它们之中的一个而非另一个体现了——在一个特殊的时间阶段——这种普遍功能？
答案是：社会的不均衡性。因为如果等同逻辑趋向于取消所有差异定位的相关性，这仅仅是一种趋向性运动，它总是被本质上非-平均的差异逻辑所抵制。（毫不奇怪，霍布斯的自然国家的模式——它试图描绘这样一个领域，在其中等同逻辑的完全运作使共同体成为不可能的——必须预设人与人之间原初的和本质的平等为前提。）不是社会中的任何立场，不是任何斗争都能够相同地在成为虚空能指的缝合点中转化其自身内容。那么，这难道不是返回到社会力量的历史有效性的相当传统的观念，这种观念断言结构定位的不均衡性决定了它们之中哪一个将成为总体化效果的来源？并非如此，因为这些不均衡的结构定位——它们中的某些代表了权力高度集中的点——本身就是这一过程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差异逻辑和等同逻辑是交互多元决定的。并不是否认等同结构定位的逻辑有效性的问题，毋宁说，是否认对作为整体的它们而言，存在一个在自身之外决定社会运动规律的基础结构的问题。
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在单纯的差异/等同的形式分析的层次上决定哪一种特殊差异将成为等同效果的场所，就是不可能的——这需要一个特殊结合点的研究，恰恰是因为等同效果的出现总是必需的，但是等同/差异的关系并不是内在地与任何特殊的差异内容相联系。这种特殊内容借以成为缺席的共同体完满性之能指的关系恰恰就是我们称之为霸权关系的东西。虚空能指的出现——在我们对之进行的定义的意义上——正好是霸权关系的条件。如果我们在应对一个构成了大多数霸权的理论化中重复出现的障碍时——包括葛兰西的理论——这可以很容易看到。当一个阶级或群体不是在一个狭隘的社团主义视角内封闭而是将其自身表现为实现了更广大的目标或者解放或者保证了更广泛的大众的秩序时，它就被认为是霸权的。但是，如果我们不精确的确定“更广大的目标”和“更广泛的大众”指向什么，这将使我们面临一个困难。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社会是持异议者群体的累加，每一个群体都趋向于其特殊目标并且彼此之间持续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更广大和更广泛只能意味着群体之间谈判协议的不稳定的平衡，所有群体都能维持其相互冲突的目标和同一体。但是“霸权”显然指向一种比这种协议所引起的统一体更强的共同体的统一体。第二，社会拥有某种预定的本质，因此更广大和更广泛拥有其独立于特殊群体意志的自身内容，并且霸权将意味着这样一种本质的实现。但是这不仅将取消总是与霸权运作相联系的偶然性维度，而且将与“霸权”的交互性特征不相容：霸权秩序将成为先前既定的组织原则的强加，而不是某种从群体之间的政治相互作用中生产的东西。现在，如果我们从虚空能指的社会生产的观点来思考这一问题，问题就消失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霸权运作将是作为虚空能指的化身的一个群体的特殊性的出现，这一虚空能指指向作为缺席的、未实现的现实性的共同体秩序。
这一机制是如何运作的？让我们思考一下社会基质的激进混乱（无序，disorder）的极端情景。在这种情况下——它与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并不遥远——人们需要一种秩序，并且其实际内容变成了第二性的考虑。“秩序”本身没有内容，因为它只有在它所现实实现的不同形式中存在，但是在一个激进混乱情景中，“秩序”是作为缺席的东西在场的；它变成了作为那一缺席能指的虚空能指。在这一意义上，不同的政治力量可以在他们把他们的特殊目标呈现为承担了这一短缺的填充的努力中竞争。霸权化某事物恰恰就是承担这一填充的功能。（我们所说的是秩序，但是显然“同一体”、“解放”、“革命”等等术语同样的事物秩序。）在特定的政治语境中，任何变成了这一短缺的能指的术语，都起着相同的作用。因为社会建构性的不可能性只有通过虚空能指的生产才能表征自身，政治才是可能的。
这也揭示了为什么任何霸权总是不稳定的，并且被一个建构性的模棱两可性所贯穿。让我们假定一个工人的运动成功地将自己的目的呈现为一般“自由”的能指。（如我们所看到的，这是可能的，因为这一在压迫性政权下发生的工人运动，也被看做一种反系统【制度】的斗争。）在一方面意义上，这是一种霸权的胜利，因为特殊群体的目标被与社会整体同一化了。但是，在另一方面意义上，这是一种危险的胜利。如果“‘工人’斗争”变成了自由本身的能指，它也就变成了铭写的平面，通过这一平面，所有的自由斗争将被表达，以致围绕着这一能指统一化的等同链条趋向于清空它，并且模糊它与原先与之联系的实际内容的联系。由此，因为它的成功，霸权运作趋向于打断它与作为它原来的发起者和受益者的力量之间的联系。
霸权与民主
让我们以对虚空能指、霸权和民主之间关系的反思来总结一下。思考一下社会能指在现代政治思想产生时的角色——本质上，我所指的是霍布斯的著作。如我们所看到的，霍布斯把自然国家呈现为对一个有序社会的激进对立面，呈现为只有以否定的术语才能界定的状态。但是，作为那种描述的结果，统治者秩序必须被接受，不是因为它所拥有的任何内在美德，而是仅仅因为它是秩序，并且唯一的替代选择是激进的混乱。然而，这种图式的连贯性的状况是在自然国家中个体权力的平等为假定的——如果个体就权力而言是不平等的，秩序能够通过纯粹的统治来保证。因此，权力被消除了两次：在自然国家中，所有的个体平等的享有权力；在共和国中，它完全集中在统治者的手中。（总体的权力和在所有共同体的成员中平等分配的权力都不再是权力。）因此，尽管霍布斯潜在的意识到虚空能指“秩序本身”和统治者所强加的现实秩序之间的分裂，但由于他将前者——通过契约——还原为后者，他不能虑及两者之间的任何辩证或霸权游戏。
相反，如果我们重新将权力引入这一画面，将会发生什么——即是说，如果我们接受社会关系中权力的不平衡性，将会发生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市民社会将部分的被结构且部分的不是被结构的，因此，权力总体集中于统治者的手中不再是逻辑需求。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对总体权力的声称的证据愈发不明显。如果在社会中存在部分秩序，秩序的虚空能指与统治者的意志之间同一化的合法性将拥有进一步的需求，即这一意志的内容与社会已经所是的东西不发生冲突。由于社会随着时间而变化，这种同一化过程将总是不稳定的和可颠覆的，并且，由于这种同一化不再是自发的，不同的谋划和意志将试图霸权化不在场的共同体的虚空能指。对这一裂隙的建构性质及其政治的制度化的认识是现代民主的出发点。
注释：
本文为拉克劳的著作《解放》中的一章，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研究员李西祥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