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与中国新领导人习近平之间的加利福尼亚峰会的全面结果，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显示。尼克松与毛泽东的会晤则不是。虽然如此，这次及时的、亟需的与脱稿的讨论关注了中美关系中的一些根本问题，由于相互不信任和怀疑，中美关系已经达到了新的紧张程度。
在同美国高级官员的一次筹备性会见中，习近平正确地指出，中美关系可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而中美关系正处在一个“关键节点”上。但是根据这次八小时的会谈来看，双方领导人承诺创造的这种“新型关系”依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梦寐以求的目标。
就爆炸性的网络安全，尤其是对美国知识产权的网络窃取的议题而言，这次峰会的成果乃是敦促习近平优先考虑该议题，并且按照即将离任的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汤姆•多尼伦（Tom Donilon）告诉记者们的说法，还要将该议题置于“中美关系的中心”。
有可能被证明、且为此次会议最显著的成果的，乃是华盛顿与北京似乎在朝鲜问题上走得更近，双方一致同意，任何一方都不会接受有核朝鲜。北京是朝鲜的能源与食品的主要提供者。在平壤于今年二月份进行第三次核试验之前，中国似乎已经将朝鲜半岛的稳定置于核问题之上。习奥会可能已经奠定了基础，为双方在处理朝核问题，可能还有朝鲜半岛最终统一的问题上进行更密切的合作。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种合作可能就有助于消解弥散于中美关系中的双方潜在的不信任。对北京而言，它担忧美国在亚洲的姿态，目的在于“遏制”崛起中的中国；对于美国而言，则担忧中国力图拒斥美国在太平洋的优势地位。因此，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这次峰会已经将中美关系置于一种更加积极的路径之上。
自1972年以来，从理查德•尼克松到奥巴马，八位美国总统都奉行着高度一致的对华政策，即在可能的问题上进行合作并力图应对差异。但是这种关系可能处在一个临界点上：当前的双边关系，就目前所显现的情况而言，已经不再是可持续的。在接下来这十年期间，几乎可以确定的是，中美关系要么会向更加合作的方向倾斜，要么会向更多竞争的方向倾斜，也就是说，要么会更加合作，努力去解决全球性问题并处理太平洋的地区安全，要么则会发生对抗。中美关系转向的方向，还要经历很长一段道路，才能决定未来全球体系的塑造。中美关系的新的均衡状态，亦即习近平所谓的“21世纪大国之间的新型关系”，能否实现呢？
身着便装、互相闲谈和长时间散步，可以有助于增进领导人之间的熟悉度，这种熟悉度在危机中可能被证明是有益的。高层间更好的沟通能够使误解最小化。然而到了最后，塑造一种关系的乃是利益以及（在某种程度上）价值观，而不是领导人。世界上这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即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及其最大的债务国，也就是两个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与太平洋地区强国，是深刻交织在一起的。然而，在网络安全、贸易、货币操控上的紧张局势，中国在东亚领土纠纷上过分自信的行为，以及（尤为重要的）民主国家与威权一党制国家之间在价值观上的差异，已经不断加深了双方的不信任与怀疑。
正如奥巴马业正确指出的那样，中国这样一个崛起的大国与美国这样一个既有的大国，不像古代的雅典与斯巴达或者一个世纪之前的英国与德国那样，注定要发生冲突。毕竟，在过去35年中，中国通过将自己融入美国领导的全球体系所获得的利益，要比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多。自1980年以来，中国经济已经从2025亿美元增长到大约7万亿美元。尽管中国抱怨，要按照其没有签署过的国际经济政治体系的规则来办事，但它已经是一个主要的受惠者了。虽然中国嘲弄美国在东亚的安全联盟，但正是在美国的安全保证人的角色所提供的稳定之下，中国获得了繁荣。
说到底，这里存在着一种认知的错位，这种错位如果不改变，就可能破坏中美关系。例如，中国人将东亚日益紧张的局势归咎于美国所谓的“搞再平衡”。中国领导人的观念，折射出了一种反映过去时代的受害者叙事。
因此，北京将美国的决定当成是要遏制中国，而看不到美国的亚洲政策具有一种大体上的连续性——即加强联盟与安全伙伴关系，深化经济与外交接触。即便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亦即中国在理论上可以加入的一种新兴贸易，也被其看作是一种孤立中国的努力。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一个智库的分析者赵明昊写道：“奥巴马政府对东亚搞再平衡的做法，必须被当作一种灾难性的战略行动而另眼相看。”
北京正在把美国的离岸制衡（offshore balancing）同遏制政策混淆起来，而并没有看到，从印度到越南的各国正在将美国当成一种制衡力量，应对中国在亚太地区发挥前所未有的更大影响。
就美国而言，它关注的是网络攻击，还有中国自称的要变成一个建有现代化核武库的海军强国的努力，以及中国军费开支在近二十年的两位数增长。北京在东亚和南海过分自信的态势，正在引发对中国意图的质疑。
当前的现实情况是双方就像是镜像：华盛顿和北京这两个军事工业复合体都在推动一种“针锋相对”的战略竞争循环。五角大楼害怕中国在谋求一种反介入（anti-access）战略来抑制美国在太平洋的作用；人民解放军害怕美国寻求遏制中国，否定北京在太平洋作为一个支配性行动者的正当作用。
华盛顿和北京这两个军事工业复合体正在推动一种针锋相对的循环。
双方必须渡过这一关。一种新型关系要求华盛顿与北京去找到利益的平衡。每一方都必须就对方如何看待其核心利益达成妥协。这里的问题在于，北京是以十九世纪的眼光来看待其“核心利益”的——即领土、边界、主权，而华盛顿的核心利益则聚焦于通往全球公共领域（global commons）的无阻通行权——即陆上、海上和网络空间中畅行的自由。因此，北京斥责美国对台湾出售武器或者接待达赖喇嘛的访问，而华盛顿则关心在太平洋针对美国海军部队的反介入，网络上的入侵，以及反卫星的尝试。
就双方各自的核心利益达成新的谅解，是一个主要的挑战。
中美关系目前最引人关注的部分，即战略与经济对话，已经变得太过庞大与笨拙，过于变成了一种“勾填选项（check the box）”式的演练。习奥会对于恢复中美关系的活力而言是必要的。要界定两国的新型关系，两位领导人最好对一些能够重新界定这种关系的关键议题设定优先顺序：制定网络空间的规则与行为守则；就中美在东亚各自的安全态势达成一致；在诸如朝鲜这样的大战略议题上显示出真正的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