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1日，斯里兰卡发生震惊世界的连环炸弹袭击。斯里兰卡官方数据显示，连环爆炸案造成253人死亡。根据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发布的消息，爆炸袭击共导致六名中国公民不幸遇难、五名中国公民受伤。4月26日，斯里兰卡总统西里塞纳表示，斯当局发现了约140名与“伊斯兰国”有关的嫌疑人，已经逮捕超过70人，正在追捕其余嫌疑人。
今年以来，以“伊斯兰国”在叙利亚的最后地盘被清除、新西兰清真寺枪击案以及刚刚发生的斯里兰卡连环炸弹袭击等事件为标志，国际恐怖主义态势正发生巨大变化，表现出诸多新特征。一方面，“伊斯兰国”在伊拉克的地盘被彻底清除后，其在叙利亚的地盘也被连根拔起，这表明“伊斯兰国”的“实体王国”完全解体，但随着“后伊斯兰国”时代的彻底到来，与此相对应的暴恐并发症严重冲击着国际社会的安全与稳定。另一方面，近年来美欧极右极端主义加速兴起，并在新西兰清真寺枪击事件中达到高峰，伴随着极右极端主义与伊斯兰极端主义之间相互仇杀，国际恐情较之以往更加复杂多变。面对种种新威胁，美国等国却不断加固内部城墙，战略重心从反恐转向大国竞争，并借反恐谋私利，国际合作反恐前景不容乐观。
国际反恐彻底进入“后伊斯兰国”时代
在多方努力下，“伊斯兰国”遭到了沉重打击。2017年12月，伊拉克政府宣布收复“伊斯兰国”在伊控制的所有领土。2018年9月，美国支持的库尔德武装“叙利亚民主军”进攻“伊斯兰国”位于叙利亚代尔祖尔省的据点，今年2月初发起“最后打击”。3月23日，美国及“叙利亚民主军”相继宣布拿下“伊斯兰国”在叙的最后据点——代尔祖尔省的巴古兹村。当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发表声明说，由“伊斯兰国”在伊叙建立的“哈里发国”已经“百分之百”被清除，未来美国将继续警惕“伊斯兰国”势力，协同盟友打击恐怖分子。收复“伊斯兰国”在叙最后据点可谓国际反恐的重大利好，标志着“伊斯兰国”由一个“国家雏形”式的恐怖实体退变为传统恐怖组织，国际反恐彻底进入“后伊斯兰国”时代。
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遭爆炸袭击的教堂。
但是，清除“伊斯兰国”据点并不代表其被完全消灭，“伊斯兰国”仍有相当实力，具备反扑能力。联合国报告称，目前在伊叙的“伊斯兰国”成员仍多达1.8万人。路透社也报道，过去两个月，超过6万人逃出“伊斯兰国”控制区，包括大约5000名作战人员。这表明“伊斯兰国”仍有大量人员，这些残余将会在叙东部沙漠地带活动，或者藏匿民间伺机发动袭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约瑟夫·沃特尔就表示，“伊斯兰国”采取了化整为零的战术，等待时机卷土重来。
同时，随着“伊斯兰国”被击退，美国将逐步从叙利亚撤出，而库尔德武装与叙政府及土耳其等矛盾分外突出，大国博弈和地区势力之间的争斗仍将继续，叙利亚乱局短期恐难以平定。9.11事件后，国际恐怖主义经历了三次“革新”，即“基地”组织的1.0版、伊拉克战争后的2.0版和“伊斯兰国”的3.0版。纵观这三次“革新”，最大的共性就是在战争或战乱的背景下，极端思想得以迅速滋生，恐怖主义借机蔓延、孽变。2006年，还是“伊斯兰国”前身的“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也曾遭到重创，头目扎卡维被炸死，组织活动被迫转入地下。但是，该组织先是利用逊尼派与什叶派的矛盾取得逊尼派部族的支持而重新发展壮大，后又趁“阿拉伯之春”之际扩张至叙利亚，最终形成了后来危及国际社会的大毒瘤。对比即可发现，今日“伊斯兰国”状况与当年的“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非常相似，只要叙乱局未得到根本解决，“伊斯兰国”就有机会东山再起。
作为国际暴恐领头羊，“伊斯兰国”的这种转变也将冲击国际恐情，危及全球安全。一是“伊斯兰国”将调整暴恐技战术，恐怖主义威胁将更加多样化。此前，“伊斯兰国”有军队，常与伊叙政府军等搞直接对抗。如今，“伊斯兰国”已不具备大规模军事行动能力，转而躲在一些沙漠及荒芜地区，将队伍分化成多股小分队，搞游击战和骚扰战，借助暗杀和爆炸等手段发动袭击。同时，“伊斯兰国”还可能将在伊叙使用的无人机恐袭和生化恐袭等新式手法复制到其他地区。此外，“伊斯兰国”还将加强意识形态渗透，借助新媒体和网络获得更大范围的支持，搞“虚拟哈里发”。二是“伊斯兰国”将更多借助外围，跨地区的暴恐联动效应将增强。“伊斯兰国”是一个以伊叙为核心区域，以“八大行省”（包括阿富汗、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埃及、沙特阿拉伯、也门和高加索地区，其中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被统称为“伊斯兰国”的呼罗珊地区）为外围区域，以欧洲、中亚和东南亚等地区为外延渗透基地，囊括全球众多“独狼”支持者的四层结构体系。“伊斯兰国”在伊叙的失败，将迫使其进一步利用外围，加强各区域之间的联动，以转移、弥补核心区域的风险与损失。目前，“伊斯兰国”成员已出现跨境转移潮，大量向阿富汗和利比亚等地转移，多地安全风险增加。三是外籍“圣战”人员回流威胁进一步加剧。“伊斯兰国”失去在叙据点后，大量外籍“圣战”分子在叙境内无处可逃。自叙利亚内战爆发后，有来自120多个国家的4万名国际“圣战”人员赶赴伊叙，联合国报告称其中的10%～30%将回流，多国将直面“圣战”分子回流的巨大冲击。
从2014年6月至今年3月，“伊斯兰国”的恐怖实体存活了近五年。如何应对“伊斯兰国”转变所带来的新威胁，将是未来国际反恐面临的重大挑战。
美欧极右极端主义进入新高峰期
新西兰清真寺枪击事件被不少人称为“新西兰的9.11事件”，折射出了美欧近年极右极端主义威胁急剧上升的严峻现实，未来美欧恐将面临更大的反恐压力。
美欧极右极端主义早已有之，上世纪80年代美国就曾经历极右恐怖活动的一个高峰期。极右极端分子包括“白人至上”主义者、新纳粹主义分子、反移民狂热分子、反伊斯兰分子和憎恨同性恋者等。近年来，极右极端主义在美欧重新崛起，威胁加大。2011年7月22日，挪威于特岛特大恐袭案就曾震惊世界。根据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与英国“简氏”网站等披露，美国过去十年发生了427起与极端主义有关的谋杀案，其中极右极端分子犯案占比70%，远高于左翼极端分子和伊斯兰极端分子。2018年，有至少50名美国人被极右极端分子杀害，较2017年增长了35%。英国极右极端分子中涉恐的比例从2016年的4%增长至2018年的13%。2016年至2017年，英国针对极右极端分子的反恐行动增加了88%。2015年至2018年，加拿大活跃的极右极端主义组织数量增加了20%～25%。过去两年，意大利极右恐袭的数量增加了三倍。
值得注意的是，美欧此轮极右极端主义抬头还强烈地表现出以下几个特征：一是多用枪支作案。2018年美国因极右恐怖活动死亡的50人中，大多死于枪击。二是网络活动能力强。极右极端分子通过网络进行宣传、招募、筹资和训练等活动，并与线下活动相结合，令人难以防范。三是极右极端分子的国际联动趋势增强。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等地极右极端分子纷纷到彼此国家参加活动，互为支持。四是军警等一些强力部门也有人员加入极右阵营。美国联邦调查局报告指出，极右极端分子渗透进美国警察部门和其他执法机构。今年1月下旬，德国军方开始对270名极右极端分子嫌疑人展开调查，有18名士兵因持极端主义观点被开除。
美欧此轮极右极端主义兴起并非偶然。一是美欧的政治气候暗推极右极端分子日趋活跃。在美国，奥巴马时期极右极端分子就开始活跃。美国反恐专家达里尔·约翰逊表示：“极右极端分子在民主党执政期间增加了活动，因为他们害怕通过限制枪支的法律、扩大少数民族的权利、增加税收、堕胎权和加强移民权。”特朗普上台后连续发布“禁穆令”、在边境修建围墙、阻止难民进入美国等，进一步助长了极右极端分子的势头。在欧洲，民粹主义抬头，一些极右政党在选举上的成功，以及经济低迷、大量移民/难民涌入等均促使了极右极端主义的兴起。二是美欧低估了极右极端主义的威胁。9.11事件后，美欧均视伊斯兰极端主义为心腹大患，动用大量资源予以应对。相比之下，极右极端主义却常被忽略，一些极右恐袭案件也常被认为是个体事件，未及时加以遏止。而且，西方国家还常常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伊斯兰世界，导致美欧与伊斯兰世界以及美欧内部社会的撕裂。美欧极右极端主义兴起很可能导致极右极端分子与伊斯兰极端分子之间“冤冤相报”。斯里兰卡连环爆炸发生后，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对新西兰清真寺枪击事件的报复。
国际反恐前景以及中国反恐的重心所在
可以看到，“伊斯兰国”变异发展和极右极端主义威胁同步发难，并互相刺激，使得国际社会、尤其是美欧面临的恐怖威胁更加突出与多元。一方面，打击“伊斯兰国”需持续用力，但美欧反恐已呈现收缩态势，美国早就想从叙利亚和阿富汗抽身，同时美欧本土极右极端主义的兴起将耗费相当的反恐资源。目前，“伊斯兰国”开始将主战场从伊叙转移至境外，从战场转移至线上，若国际社会不能确保伊叙局势稳定，切断“伊斯兰国”外围支持网络，瓦解其“虚拟哈里发”以及应对“圣战”分子回流等威胁，“伊斯兰国”随时可能卷土重来，带来的威胁可能更加难以防范。另一方面，美欧及相关地区国家各有盘算，国际反恐合作很难真正推进。一是西方国家“各扫门前雪”的反恐私心太重，均对危及自身的威胁严阵以待，对其他一些不直接影响到自身的公共安全隐患，则反应迟钝甚至置之不理。二是一些西方国家将反恐当作战略工具，以维护自身狭隘的国家利益。这一点在美国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比如此前“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的壮大都有美国在背后助推的因素，今年4月美国将伊朗革命卫队列为“外国恐怖组织”则再次诠释了其反恐的双重标准。三是各国反恐能力与意愿不匹配。对美欧国家来讲，其具备很强的反恐实力，但皆着眼于本土防御，对外反恐则夹带私货，少有真心。对于叙利亚、阿富汗和利比亚等正遭受恐怖威胁之苦的国家来讲，则缺乏打恐的硬实力，往往是有心无力。
恐怖主义是全球公害，中国也是受害者。对中国来讲，国际恐情新变化以及美欧等国在反恐上战略转向使得中国外部安全环境变得更加复杂。其一，藏匿“伊斯兰国”麾下的“东突独”暴恐势力去向难定，其威胁难测。其二，中国周边一些地区正面临“伊斯兰国”势力渗透和本土内生型恐怖组织活动升温的叠加影响，“一带一路”相关项目面临被袭击的风险。其三，随着美逐渐从阿富汗等地撤出，中国正取代美欧成为当地最主要的投资商，靶子效应明显。在此背景下，中国近一两年来面临的海外恐怖威胁大增，已遭到多次恐怖袭击。为此，未来一段时间内如何应对“东突独”暴恐势力的流窜肇事、筑牢周边防线、加强海外利益保护以及在联合国的领导下凝聚反恐共识推动国际反恐合作，将成为中国反恐工作的重心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