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进入了以金融、电信、文化、教育、医疗健康等为重点的服务业开放新阶段。适应扩大开放大趋势，中央要求海南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要以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产业，在服务业全面开放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在这个特定背景下，适应服务业走向全面开放的新趋势，推动市场监管变革，既是海南制度创新的重大任务，也是我国市场监管变革的重大课题。
服务业市场走向全面开放的背景下，监管缺失是不是市场监管面临的突出矛盾？
进入发展新阶段，释放服务型消费需求的巨大内需潜力直接依赖于服务业市场监管的有效性，推进以服务业为重点的开放进程也与市场监管的能力水平直接相关。适应服务业市场开放的现实需求，推进监管变革的现实性、迫切性全面凸显。
监管体系建设滞后于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进程。近几年，我国的市场监管改革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取得明显成效。但客观讲，市场监管的改革仍处在探索起步阶段，无论是体制改革还是标准与能力建设，都在一定程度上滞后于市场化改革与经济转型进程。尤其是与新经济快速发展的势头相比，现行的市场监管仍存在着“监管盲区”、监管缺位及某些监管过度等问题。适应服务业市场开放与新经济发展的大趋势，监管变革既要规范化，以实现公平竞争和防范风险；也要避免用“旧制度管理新经济”，以适应于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与创新发展的新需求。
市场监管的主要对象要由商品为主向服务为主过渡。例如，2017年我国取消了养老护理员、家政服务员、保健按摩师等国家职业资格证书鉴定。但某些监管标准的缺失使市场监管难以到位，由此出现某些全社会关注的突出问题。再如，在电商平台不断做大的背景下，市场份额是不是界定新经济垄断的重要指标？如何判定垄断和不正当竞争？在服务业市场走向全面开放，服务型经济以及服务型消费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市场监管的转型与变革都面临着诸多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
尽快提升监管的国际化水平。当前，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倒逼国内服务业企业转型升级，倒逼监管变革已成为一个大趋势。问题在于，服务业监管标准、行业标准未能与国际接轨，甚至在食品药品与部分商务服务领域低于国际标准。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在食品领域的强制性标准占国家标准总量的30%；食品领域采用或等同采用欧盟、日本、美国标准的比例仅为16%。虽然近几年我国在食品安全方面采取若干举措，并取得一定成效。但是，总体来看，食品安全与全社会的要求、与严格的国际标准仍有明显差距。适应全社会日益增加的医疗健康需求，需要尽快形成国家服务业监管标准体系，并率先在海南等地引入国际先进的食药安全管理标准，以在倒逼企业转型的同时，提升市场监管的国际化水平。
服务业市场走向全面开放的背景下，强化竞争的基础性作用是不是监管变革的主要目标？
竞争政策以“竞争中性”为基本原则，主要任务是反不正当竞争、反垄断、竞争审查等。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作用，既是深化市场化改革的重大任务，又是监管变革的主要目标。当前，我国服务业走向全面开放，对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作用提出迫切需求。
把反垄断,尤其是行政垄断作为市场监管变革的重大举措。从我国的情况看，强化竞争政策重在反行政性垄断。目前，我国制造业领域基本上实现市场化，但在服务业领域仍面临着市场垄断与行政垄断的突出问题。至今为止，服务业领域的行政垄断尚没有纳入到反垄断的范围。按照《反垄断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反垄断执法机构对于行政垄断行为只具有建议权，而没有直接认定其违法并予以处罚的权力。适应我国经济转型与扩大开放的现实需求，建议尽快修订《反垄断法》，将竞争政策以及相应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纳入到《反垄断法》；细化《反垄断法》中关于反行政垄断的实施细则，根据不同行业的特点形成不同的反行政垄断措施；系统清理、修改、废除各类导致行政垄断的规章制度。
以公平有效的竞争政策激发市场活力。目前，服务业领域的民营经济占比偏低、市场活力不足，由此造成服务业市场“有需求、缺供给”的突出矛盾。例如，2017年，我国服务业领域民营经济占比为50%左右；民间投资占比普遍低于40%，其中教育、交通、公共管理等部门低于15%。为此，迫切需要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作用以扩大民营经济在服务业领域的比重，从而激发服务业市场活力，提高效率。
把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作为市场监管变革的重要目标。过去几年，我国坚持对新经济实行“包容审慎”监管，在保证总体安全情况下实现了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并带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下一步服务业市场走向全面开放的过程中，在缩减负面清单的同时，要通过市场监管变革，使得各类企业主体、创新主体通过强化竞争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通过强化竞争激发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活力。
服务业市场走向全面开放背景下，深化监管体制改革是否是监管变革的关键所在？
在新一轮监管体制改革相继落地的基础上，如何以处理好综合监管与专业监管为重点，形成统一高效的综合市场监管与专业科学的专业监管的协调配合，成为新阶段监管变革的关键所在。
以建立统一的市场监管协调机构为重点理顺综合监管与专业监管的关系。从初步的实践看，综合性的市场监管与专业性的部门监管还难以统筹协调，难以形成合力。以近期出现的博鳌乐城假疫苗事件为例，医药领域的监管需要综合的市场监管部门与专业监管部门的有效配合。没有这种协调配合，有些问题是难以及时发现和解决的。建议海南省级政府层面建立统一权威的市场监管协调机构，统筹监管资源，提升市场监管，尤其是特殊服务业领域监管的有效性。同时，依托互联网、大数据技术，打造全国统一的市场监管与药品监管大数据平台，实现部门间信息共建共享。
以明确职责权限为重点理顺省级与省以下监管体制。以药品监管为例，《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规定，“市场监管实行分级管理，药品监管机构只设到省一级，药品经营销售等行为的监管，由市县市场监管部门统一承担”。从现实情况看，市县难以有效履行药品监管职能。这就需要尽快理顺省级以下的药品监管机构职能。这里，提出两种方案建议：其一，明确各级政府市场监管机构的事权和责权划分，尤其是要明确省级与省级以下市场监管机构的职权分配。例如，对高风险类食品药品的监管权责保留在省市场监管局，并在省级层面制定监管细则。其二，实行省级市场监管的垂直管理。海南是一个小省，探索建立自由港，需要也有条件在这方面先行先试。
要强化监管队伍的能力建设。我国经济转型尤其是服务业市场走向全面开放，对市场监管队伍及其监管能力建设提出较高要求。建议将海南作为全国市场监管队伍能力建设的试点，可考虑试行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职级与待遇挂钩制度，突出职级在确定干部工资、福利等方面的作用；探索建立政务官和事务官的两套管理制度；探索监管部门预算管理新模式，下放人事管理权，在预算约束的前提下允许监管部门自主聘任监管技术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