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太”战略近年来正引发学术界的热议。文献检索表明，学者们围绕 “印太”战略的概念源起、发展形成、各国对 “印太” 战略的诉求考量以及 “印太” 战略可能的前景等方面，都作了一定的探讨，形成了一些主流性的见解，其核心观点是，将 “印太” 战略视为美国主导下的一个形成中的联盟网络，它带有明显的以制衡或对冲中国崛起为目标的地缘政治经济意图，具有标准的国家级大战略特点。同时，亦有观点指出，受自身实力和外交现实的制约，各国在“印太”战略上也存在分歧，致使 “印太”战略的推进首先就面临着来自内部阻力。
回顾已有研究，我们发现有两个问题值得予以严肃审视: 一是 “印太” 战略是否已经绝对地站在了中国的对立面而成为影响未来印太地区发展的对抗性负面因素? 二是如果说各国 “印太”战略相互间的分歧制约着其 “印太” 战略的一致性，那么，又是什么因素决定着这种分歧的大小和各国能否结成统一的 “印太”联盟? 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将决定我们对 “印太”战略的战略回应或战略参与选择。倘若依照现有的主流研究成果，我们的对策似乎已被锁定在反制或对抗的轨道上，但是，这种单向思维可能会导致自我实现的预言重演，所有相关国家都将为此付出本可避免的代价损失。因此，应当进一步探究“印太”战略所具有的不确定性和可塑性问题。
从战略学的一般理论看，任何战略的制定和推进，都是着眼于取得预期的战略收益，在国际关系学领域，国家的战略收益突出体现在安全和发展两个方面。确保国家安全是基础，推动国家发展尤其经济上的发展是保障。没有安全的发展是空中楼阁，没有发展支撑的安全也难以维持。基于此，本文将促进安全和增进发展作为主要变量，分析 “印太” 战略的产生发展演进。正是国家对安全和发展需求的认知判断权衡取舍，塑造着 “印太” 战略的整体设计和相机调适。本文的分析结果表明，安全困境的恶化可以解释 “印太” 战略的出台，经贸合作的升温又抑制了 “印太”联盟共识的达成，导致 “印太”战略在价值取向上仍呈现出相当的不确定性，制约着 “印太”战略以联盟合力的方式来主导地区秩序的改变。这一分析对于中国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即中国可以努力发挥主动性，增进与印太各国的互信交流，扩大安全和经贸合作，使“印太”战略最终趋向有益于地区共同利益的方向演变。
一、“印太”安全困境的上升与“印太”战略的出笼
“印太”战略的出笼从根本上源于 “印太”权势均衡的转变与 “印太” 安全困境的加剧。这种转变受三种力量推动其中最为主要的力量是中国的崛起。
经典的安全困境理论认为，相邻的国家间或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社会中，一个成员的安全度上升同时意味着另一个成员安全度的相应下降，各国的安全度呈现零和关系。这里的安全度主要由各国实力的相对变化情况所决定。军事经济等实力越强的,维护自身安全的能力就越强，安全度就越高。因此，国际格局中的重大变化，尤其是权力均衡格局的变化，自然会带来各国对外战略的改变。美国学者米尔斯海默的 《大国政治的悲剧》 之说，堪称是对大国间安全困境状况的最佳描述之一。
印太地区近年来出现了三种力量或潮流，这些力量正在动摇原有的以美国为主宰性力量、亚太同盟网络为支撑的地区安全格局。
一种力量是东盟作为区域性集团的持续崛起。东盟受惠于开放的经济政策和与中日美等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良好经贸合作关系拥有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越南等多个发达与高增长经济体。东盟一体化进程也以 “软合作” 的方式不断向前演进。作为一个整体，东盟已经成为地区乃至世界中一股不可小视的力量，东盟的地缘政治经济价值对于世界主要大国来讲，具有难以抵挡的魅力。随着东盟力量的提升，其后果是独立性增强，对外部大国的传统安全和经济依赖相对削弱，尤其是对传统地区霸权美国而言，如果不加控制引导，东盟有可能逐渐脱离美国的势力范围，损害美国在该地区的安全与经济合作利益。
另一种力量是印度的快速崛起。伴随着持续的高速增长，印度正在跃升成为世界瞩目的新兴大国。虽然就现有经济总量而言，印度的实力依旧有限，仅仅排在全球第六的位置，但是印度拥有世界第二多人口和印度洋上的有利位置，印度的成长潜力是可以清晰估计的，并且有可能超出现有的多个欧洲老牌大国。随着印度的崛起，南亚地区的权力平衡正在被打破，印度已经远远甩开老对手巴基斯坦，成为南亚当之无愧的地区霸主。在实力的支持和潜力的诱惑下，印度的大国雄心被再度激发，印度不仅谋求要作南亚和印度洋的主导者，甚至还积极向太平洋地区拓展其影响力，其演进中的 “东进” 战略正反映了印度的地缘战略抱负。随着印度的不断崛起，亦对美国在印度洋上的主导地位提出了潜在挑战。虽然印度的实力还没有达到足够令美国警惕防患的程度，但是印度现有的体量和影响，已足使其在地区权力组合或选边站队中扮演极其吃重的角色。如果印度倒向亚洲邻国或亚洲伙伴，那么，美国在印太的力量对比将非常不利。如同对东盟一样，拉拢管控好印度力量，避免使其倒向美国对立一方，将成为美国的最优选择。
第三种力量也是本地区目前为止最受关注的力量来自中国。历史上，中国曾是整个地区的中心之一，创造了学术界至今津津乐道的朝贡体系及地区和平秩序。在经过两百年左右的沉沦后，中国再度以复兴之势出现。中国力量既表现在绝对的实力上，也体现在地区影响力上。从绝对实力上看，中国的幅原面积和人口规模足以保证中国的大国地位，按汇率计算，2017 年中国的GDP已经达到美国的六成以上，这是二战以后几乎从未有过国家所能达到的高度; 从影响力来看，中国已经成为区域内大多数成员国最为主要的经贸伙伴，在地区生产和贸易网络中，中国以其庞大的劳动力禀赋、发达的基础设施条件扮演着终极组装者或系统集成商角色。中国对印太地区投资也在不断上升，虽然与美国等相比，受制于存量的薄弱还有所逊色,但是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为对外投资注入了新的活力。中国实力与区域地位的上升，改变了传统的区域和世界权力平衡格局,激起了世界的关注。日渐雄厚的经济实力还带动了中国在军事上的进步和政治上的自信。 “中国模式”、 “中国道路” 或“北京共识”等概念引发学界热议，并被视为系可以挑战 “华盛顿共识”的替代选项之一。中国与周边国家经贸往来的密切联系，也产生了削弱美国地区影响力和瓦解美国盟友网络体系的印象。一个强大的中国是否会威胁到周边国家的安全? 是否会以修正主义者的面目挑战美国主导的既定地区秩序? 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影响到地区安全格局，那就是中国与印太诸多国家存在着领土与边界上的争议。台海问题虽是中国内政，但受历史因素影响，却是中美关系中的老问题，另外还有中日钓鱼岛、中菲中越南海争议以及中印边界争议等，这些问题会随着中国实力的上升而变得激化吗? 中国会采取咄咄逼人的武力解决方案吗? 另外，随着中国融入全球化的广度深度提升，中国利益延伸到新的地区和部门中，这也激起了区域一些国家的疑虑，比如中国对通道安全的需求上升，迫使中国投入力量进入南太平洋和印度洋，这引起了地区国家的一些新疑虑。
总之，由于在体量上的巨大规模，使得中国经济崛起所带来的冲击效应，远远超出了东盟和印度所能达到的水平。中国对地区安全格局的影响可以是全覆盖、全方位的。中国居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客观上容易导致除美国、日本之外的大多数地区国家产生担心被主导的防患心理。正如有文章所指出的， “自中国日益增强的战略力量和雄心开始挑战美国主导的亚太秩序后，美国的地区朋友和盟友一直希望华盛顿的反应不要太冷也不要太热，最好是刚刚好。他们不想美国退缩，把地区战略领导地位拱手让给北京。”与此同时，着力推进的军事现代化，亦令包括美日等强国在内的所有地区国家产生安全度相应下降的恐惧。虽然反复宣示以和平发展为宗旨，但是与多个邻国的领土主权争议，放大了中国军事实力相对上升对这些国家所带来的安全忧虑。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的 “印太” 战略在历经两任政府更迭后由构想变成政策，取代已被废弃的 “亚太再平衡” 战略，成为美国主导未来印太秩序的总体性战略思想框架和政策指南。从美国政府高官近期以来的一系列讲话中可以看出，其 “印太” 战略带有明显的拉拢印度、东盟而防范中国的色彩，其逻辑正在于，依靠亚洲本土国家的内部矛盾，进行离间瓦解，同时又可打入 “楔子”，避免其联合起来共同对传统的美国霸权秩序构成更致命的挑战。
二、各国安全困境的差异与贸易合作的发展:“印太”战略的抵消力量
仅仅认识到安全困境问题催生了 “印太”战略并不全面，现实是印太地区并未表现出紧张对抗冲突态势，“印太”战略也未促成一个新联盟体系的迅即建立。究其原因，一是安全困境的差异导致各国取得的战略共识有限; 二是经贸合作发挥了重要润滑作用，缓解了安全困境问题上升所产生的对抗压力。
各国间的安全困境虽有本质上的共性，但亦有性质和程度上的区别。它首先与不同国家对安全目标的不同追求有关。对于霸权国家美国而言，它既追求基本的国家生存，更有确保霸权地位的高目标。任何对霸权地位而非它法定领土主权的威胁,都是对它安全的威胁。但对于其他非霸权国家而言，其对安全威胁的认知远远低于美国。因此，美国眼中的安全挑战实际上高于其他国家对安全的界定标准; 美国如果将霸权利益注入到 “印太” 战略中，那么，它就难于获得其他联盟成员国或伙伴国的共鸣; 美国的离岸平衡战术在这一点上就可能趋于失效; 其次，它亦与各国相互间的地缘位置有关。邻国之间与非邻国之间、距离较近的邻国与距离较远的邻国之间，其安全困境问题也有所不同。前者既有加剧安全担忧的成份，也有唇齿相依的命运共同体现实帮助缓解安全冲突的因素。后者则同时缺少了这两种因素，其安全困境问题相对更为淡化。就此而言，中美之间的安全困境问题相对就缺少了中印之间更为突出的命运依存关系，印中对抗或许比美中对抗所要付出的代价更大更深远; 再次，安全困境问题也与各国的相对实力地位有关。实力或国力越是接近的国家间，其安全困境问题越突出，而实力相差越悬殊，则安全困境问题愈发不敏感。这时弱小国家的安全主要取决于大国的自我克制和国际势力的干预帮助。如果小国采取他助战略，反过来也容易被所投靠的其他大国所控制，其安全独立也难以得到有效保障。以此而论，虽然中国、印度等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与周边中小国家的安全困境加剧，但中小国家并不宜一边倒地投靠域外大国，以此来确保局势稳定。对中小国家而言，较为明智的做法是左右逢源，寻求引入多个大国进行相互制衡，避免自己沦为单一大国的附庸。
由于上述各种差异的存在，各国对 “印太”战略安全收益的界定也有所区别。比如基于印度的实际，印度对于西太平洋海上安全的关注远远不及印度洋区域。而东盟国家则对大力排挤掉中国的地区影响力毫无兴趣，从它们自身利益出发，反而希望部分保留或提升中国在地区安全秩序上的影响力，以对冲美国可能增加的控制力和管控印度这一域外大国对该地区的渗入。最终，印太战略如果要以一个统一的意志或目标行事，那么，它只能追求各成员国或伙伴国在战略目标上的最大公约数，主导大国的意愿无法自动成为各成员国的行为准则，除非给予强制或诱惑。
由此又可进一步推出，如果各国在安全困境问题上取得的共识越多，所指向的对象国越一致，那么，“印太”战略就愈能形成合力，对地区安全和由安全秩序所派生出来的其他秩序产生更大的影响力。这方面可以引证的一个案例是，美国 “印太” 战略的重点，正是基于对中印安全困境的认知，美日澳认为可以与印度在对抗中国安全威胁上拥有较大的共识，可能建立一个以印度为新伙伴的更加广泛的战略联盟，而拥有相当实力的东盟则没有像印度那样被寄予如此厚望。
阻碍 “印太” 战略朝向对抗性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自由主义学派所提倡的贸易合作与和平效应。纵观印太区域，早已建立和不断发展中的多层次、多元化的区域经济合作框架促成了印太地区成员间的广泛合作交流。地区内主要行为体都是世界贸易组织 ( WTO) 成员，这是全球层次上的关系协调制度。在区域层次上，有亚太经合组织 ( APEC) 、东盟与中日韩( “10 + 3”) 以及拟议中的地区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 RCEP) 谈判等; 在双边层次上，还有多个正在协商中的自由贸易区 ( FTA) 安排。这些不同层次上各种机制同时并存，导致一些学者将其称为 “制度过剩”。东亚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制度性商业安排，也带动了与之相伴的人际交往和信息、思想、观念与习俗的流动互通，促进了各国间的相互了解。在中美之间，经贸合作常被视为扮演了双边关系的 “压舱石” 角色，培育了大量支持双边发展友好关系的利益共同体; 在中日之间，正在围绕中日韩区域合作展开持久的谈判，双边在货币和地区开发合作上的潜力广阔; 在中印之间，经贸合作令边界争端变得理性，共同的发展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压倒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上升; 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同样令领土纷争能够以有耐心的方式加以渐进地处理。
经贸合作的上升，还导致了安全问题在内涵和外延上的扩大。从内涵上讲，安全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安全，也包括在非传统意义上的安全，比如政治关系恶化所带来的经济衰退，影响到一国的经济发展、国内政治稳定和经济安全，地区成员间的安全具有新的内在一致性和相互关联性。从外延上讲，安全包括了经济增长、金融安全等内容。而在这些非传统安全领域，印太地区成员国的协调合作也取得了不俗的成果，有效促进了地区乃至世界的稳定发展。如 1997 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积极参与救助行动，采取了人民币不贬值的负责任措施，并参与了20 国财长行长协调行动; 2007 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中国同样本着共渡时艰的理念，启动内需，参与组建 G20 并配合实施，以挽救濒于崩溃的国际金融秩序和衰退的世界经济。
经贸合作扩大的另一个意义是建构层面的，它意味着开放合作或共同体理念的传播和被认可。经贸合作带来了制度规范的传播和社会化、广泛的货物及人际以及文化思想交流，以建构主义者的眼光来看，这些海量发生的社会互动进程推动了身份与共同利益的形成。它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隔阂、淡化了分歧、稀释了敌意，同样令对抗冲突变为成本高昂之举。
“印太”战略如果同样追求经济上的收益，那么，站在地区许多国家的角度而论，看不出任何需要排挤出中国的正当理由。中国本身是市场逻辑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缺少了中国，地区分工所可能获得的规模经济效益、范围经济效益以及创新收益就会大打折扣,印太地区也难以超越大西洋地区，成为世界经济的增长重心，提升印太在全球经济版图中的地位。
因此，美国如果抱着冷战思维以排它性理念来组建 “印太” 战略联盟，那么，很可能在安全上会面临着战略共识的逐渐凝聚过程，这一过程将可能是漫长的，而在经济上要想取得成功的希望也将较为渺茫。正如在 2018 年 6 月的第17 届新加坡 “香格里拉对话会” 上美印各自释放的讯息那样，两国在此问题上已经暴露出巨大分歧。在会上，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所阐述的美国 “印太” 战略是基于 “有原则的现实主义”目的是构建 “平安、安全、繁荣、自由的印太地区”，绝口未提开放一词，然而，印度总理莫迪在会议演讲中表达的是却是对 “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 的支持，他所阐述的印度视角下的 “印太” 战略突出自由、开放、包容理念，强调本地区应继续从全球化中受益，以及互联互通是关键、各国合作塑造安全环境等内容，并认为中印关系对亚洲的未来很重要。
照此来看，美国 “印太”战略要想真正取得成功，就难以复制冷战时期搞排他性集团的封闭模式，要么将 “印太”战略进行适当的阉割，以适应变化了的现实和具有新偏好的潜在盟友，要么就只能令 “印太”战略名存实亡，昙花一现。
三、“印太”战略的地缘政治经济后果
“印太”战略作为霸权国家美国力推的战略对其影响力显然不应低估。这是由美国强大的霸权实力和长期以来主导国际或地区秩序所积淀下来的治理智慧所决定的。由于能力和意愿这两大要素皆已齐备，美国的 “印太” 战略注定会对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产生非同寻常的影响。在实际政策层面，美国已经积极推动组建纳入印度在内的印太军事合作网络，美印国防安全合作的升温之势有增无减。2018 年 5 月 30日，在美国夏威夷珍珠港，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主持了将太平洋司令部改为印度 － 太平洋司令部的仪式。这一更名举措，被视为不仅落实了美国“印太战略”的代言人和执行主体，更重要的是展示了美国落实这一战略的决心。在经济上，2018 年 7 月 30 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美国商会发表的一个政策性演讲中表示: 将通过 1. 13亿美元的新计划，支持印太地区未来的基础领域: 数字经济、能源和基础设施，并声称这仅是美国对印 － 太地区和平与繁荣的新时代经济承诺的定金。在美国紧锣密鼓为 “印太战略” 拔描起航的同时，其他国家也予以了积极的响应，日本和澳大利亚也纷纷表示要紧随美国号召，为“印太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等出资出力。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以美国为主导的一系列安全和经济合作不断向前推进，美国对印太地区的介入程度在进一步加深，美国对地区政治安全和经济形势发展的影响力在加大。凡是印太地区的重大安全发展事务，都必须将美国因素纳入到考量中来，甚至包括对亚洲本土国家之间的双边事务协调处理，都应引入美国因素这一新的变量，否则，美国因素也会强制性地发挥干扰性变量作用，给域内国家的双边关系带来风险。
然而，过高估计 “印太” 战略的影响也有问题。无论是从美国或是其他相关国家所公开提出的 “印太” 战略思路来看，其本身都不乏模糊之处。它远不能与冷战时期的联盟战略相提并论。它既还没有提出明确的防范对象，也没有经济上的完全隔离措施。各国仍保持着相当的对外交往与合作自由度。在美国现任国防部长马蒂斯的新加坡演讲中，他也表示 “在可能的情况下，欢迎与中国的合作，同时探讨新的有意义的多边合作机会”。另外， “印太”战略本身如何发展，也受美国以外的域内其他国家意愿与政策的影响。因此，未来的 “印太” 战略仍存在可变可塑造的空间。
一种可能的趋势是朝着封闭和对抗的方向发展。如果印太地区安全困境问题继续上升，各相关国家的战略共识增强，地区经贸合作下降，贸易和平效应递减，那么，“印太”战略很有可能朝着集团化、封闭化和对抗化的方向演进。从现实来看,如果中国与美日澳印东盟等国的安全和经济竞争加剧，同时美日澳印东盟等相互间的安全与经济竞争矛盾远远小于各自与中国之间的竞争，那么,一个以遏制为目标的 “印太”联盟体系就有可能建立起来，印太地区将有可能重演冷战时的对抗一幕。
另一种可能的趋势是朝着开放的方向发展。即如果各国间的安全困境问题得到有效管控或得到缓解，印太各国的经贸联系不断增强，各国间能够通过既有的或新的协调机制处理好分歧与竞争，那么，“印太”战略就很难朝着正式联盟的方向发展。其大力推动的伙伴国之间海上安全合作也好，各国合作推动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经贸合作也好，都将处于正常而理性的国际竞争界线之内，不会引发恶性竞争或激烈冲突对抗。反过来，印太地区的繁荣和平还将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受益于 “印太” 战略的推进。中国目前大力倡议的 “一带一路”和区域自由化一体化合作，也将有与 “印太” 战略进行对接或发挥互补作用的可能性。在这样的前景下， “印太”战略将有望转变成为建设性的、受欢迎的地区开发和一体化合作大战略。
四、中国的应对
印太地区是中国安身立命之地，中国既受惠于印太的发展繁荣，也是确保印太繁荣稳定的中坚力量。因此，中国应当采取主动有为的态度参与印太地区安全发展秩序的塑造与调整，而不是一昧被 动 地 接 招。这 样，中 国 既 可 以 被 视 为“印太”战略的问题对象，但同时也可以成为“印太”战略的解决方案。长期以来中国的发展依托于与印太各国的友好开放交流合作，但崛起却又给地区带来了新的安全威胁或疑虑，这是不容回避的现实，不应以鸵鸟心态加以否认。从印太战略的内在机理出发，努力缓解地区安全困境问题，继续推动经贸合作，力争 “印太” 战略能为我所用，助推 “一带一路” 和全球化发展，为中国自身的安全繁荣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
重视并审视中国周边区域中的安全困境问题。中国过去较多重视与周边及印太国家的经贸合作，即以商业或经济外交为重点，但随着中国体格的日渐强大和在地区权力格局中的份量上升，中国应当更多地关注权势相对变化对他国所产生的影响问题。同时，中国应当思考中国如何对外传递力量和使用讯息的问题。强大后的中国如何与各国处理分歧?对于这些可能不时浮现于别国脑海中的问题，中国要给予足够的重视。除了官方的公开宣示和通过媒体的有效传播外，中国还可考虑制定综合性的信息交流与机制保障方案，通过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逐渐消解外界的疑虑，令 “威胁论”不在各国的对外战略制定中产生不必要的重大负面影响。
重视对外行为中的自我克制。作为周边地区中的大国和强国，特别是在面对中小国之时，中国应继续保持谦逊克制的态度，以此作为基本的行为准则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亲诚惠容”的周边政策方针，属于常规性行为规范，而在面临周边安全事件或危机时，中国应当在最大可能地紧守克制的原则下，有理有节地处理各种突出事件，及时管控住危机，避免危机发酵产生更大的外溢效应。
着力处理重大安全议题。这主要是指中国应当加大对与周边国家在领土争议等敏感性安全问题的研究和处理，提出富有弹性的解决方案，确保这些问题不会随意被外来势力所操弄，损害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合作正常交往。
转变角色，积极参与印太地区治理，成为地区安全或经济公共品的提供者。随着中国成长为一个大国，中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向地区提供集体安全发展所需的公共品。比如在航道安全、海盗打击、走私缉拿以及地区安全机制的创设等方面，中国应当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在经济方面，除了 “一带一路” 之外，中国还可以在促进地区金融安全合作和宏观经济协调等方面发挥牵引角色。
继续促进经贸合作。中国要在既有的经贸合作网络上，努力开拓新的合作领域，提升经贸合作层次。着眼于各国的发展层次和比较优势，中国应当加大自身的创新开发，提升中国产业的技术层次，这样，可以与周边多个国家形成更加和谐的经济互补关系,控制或减少经贸合作中的竞争性。中国也应注重加大对印太地区的对外投资力度，这样也有助于避免出现严重的贸易不平衡问题，同时更好地带动当地的开发，从而令周边国家充分分享到中国的经济增长红利和双方合作红利。
总之，中国应当从安全和经济两方面双管齐下，采取 积 极 措 施，认 真 应 对 美 国 主 导 下 的“印太”战略所带来的各种挑战。如果中国的方法得当，行动有力，那么， “印太”战略对中国和地区所产生的负面冲击将有望得到控制，这对印太各国乃至世界都是福音。（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