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中国智库，欧美老牌发达国家在这一领域具有压倒性的优势。除了数量上遥遥领先以外，在智库影响力方面也是其他国家地区无法比肩的。在詹姆斯·麦甘2013年的智库排名中，不包括美国的全球顶级智库前10名中，欧洲国家占有9席，而包括美国在内的前10位排名中，美国则包揽6席。北美和欧洲作为当代最早出现智库的国家和地区，在智库形态的发展上具有其内在逻辑的一贯性。而西方国家在当前全球政治经济议题中把握的主要话语权也成了欧美智库获得更多影响全球政策发展优先权的有利条件。在卷入全球化的程度方面，欧美智库也比其他地区更为深刻和全面，而其实现环境适应和自我更新的机制也更为敏感。
正是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欧美智库在内部管理体制和对外运行机制上都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发展模式。在这种发展模式中，增强机构影响力是任何一个智库都非常重视的环节。对于智库来说，影响力能增强全社会对机构使命的认同感和信任感，是实现使命必不可少的条件。但是影响力是极难量化和定义的，智库的影响力可能是直接的，也可能是间接的，其影响力作用可能是立竿见影也可能是细水长流的。不可否认的是，欧美大国智库施加影响力所运用的策略有相似之处。通过分析欧美大国智库的影响力机制，提炼其转型发展的新特点和新趋势，可为中国智库建设和发展提供启示。
一、欧美智库发挥影响力的对象
要发挥影响力，第一步就是要厘清对象，在此基础上才能确定战略，采取相应的方法。欧美智库影响力的发挥与其所在国家的决策机制密切相关，不仅要直接作用于相关的决策者，也要对媒体和公众进行导向性的影响。因此，对欧美智库而言，决策者以及媒体和公众都是不可忽视的影响对象。
首先是决策者。智库应着力于与决策者建立良好的关系，使研究成果直接辅助政策应用。不管是美国的“旋转门”机制还是德国的政党活动参与传统，决策者都是智库发挥影响力的主要目标群体。具体的方式包括智库的专家受邀参加政府的政策研究特别小组，或者是为政客设计策略，又或者定期邀请政要出席研讨会和会议，获取最前沿的政策信息。与政策精英打交道是智库最传统和立竿见影的影响渠道，但随着政治和信息的不断民主化，只将目光投向狭窄的精英团体可能远远不够。
其次是公众。如前所言，由于民主进程导致决策的高度分散化，智库必须面向公众，提高其声誉和可信度。随着公民社会力量的不断壮大，其对实际政策制定过程的影响力也在增强。智库在公众中的影响力很可能间接却更加有效地影响实际政策的形成。智库还能通过公众筹款、政策专家的公开演讲、通俗政策出版物等方式让更多的群体知道和了解他们，成为沟通政府和公众之间的桥梁。
再次是媒体。随着信息技术革命和全球化的不断演进，从过去传统的纸媒到如今种类繁多的新媒体，声音和观点已经能通行无阻地传达到全球的每个角落。由于媒体有包装思想和控制传播形式的特点，与其将大众媒体看作是一个推销观点的媒介，倒不如说其本身就是一个智库需要施加影响的对象。因此智库致力于与大众媒体建立良好的关系，努力成为媒体的内容提供者和战略合作者，而不是将媒体单纯地视作工具来使用。与此同时，智库也利用传媒技术的不断更新来实现更有效率和更大范围的影响力传播。
二、欧美智库发挥影响力的方式
通过对欧美一些影响力广泛、成就卓著的智库的考察，可将智库影响政策制定的方式概括为以下几种。
举办公共论坛和会议，讨论各种内政外交问题。如历年雄踞全球最有影响力智库第一名的布鲁金斯学会经常就热点外交政策问题举办大型的公开会议，邀请专家进行讨论，或者宣布研究成果。除此之外，学会还举办各种中小型会议，受众仅限于被邀请的特定人士，会议内容不对公众开放。布鲁金斯学会为社会公众、决策者、专业人士构建了一个意见交流的平台，同时也为决策者提供了一个接受外交政策教育的基地。学会还在各国学者之间举办培训、交流项目。通过这种培训、交流项目，一方面可以使得思想库的学者们有机会与政策制定者直接交流思想，并与各国学者就政策问题交流信息，构建一个有国际影响力的传播网络；另一方面可以对项目参与者产生直接影响。
鼓励内部学者发表公共演讲。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被要求必须定期发布其研究成果，这几乎是强制性的。在发布成果的媒体公开会上，学者之间的热烈评论，会非常有力地影响媒体的积极性。报告往往只有半个小时，但通过提问和回答所推动的深入分析，往往持续一个多小时。这种公开发表的形式并不直接影响决策者，但潜移默化地将机构的观点和政策偏好传达到了包括决策者、研究同行和公众头脑中，对未来政策方向的潜在影响不容小觑。
向国会或议会陈述观点。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十分重视国会证词的作用。国会证词是该所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小企业委员会、参议院预算委员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联合经济委员会、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等委员会面前提供的证词。这在美国的政治环境中无疑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出版书籍、意见杂志、时事分析、政策简报和其他发行量大的刊物。在越来越复杂、数量越来越繁多的政策问题面前，决策者的耐心和偏好也会趋向于更容易接受的政策建议产品。而对于智库来说，激烈的同行竞争除了是在比拼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和可用性，也是在最大程度上争取决策者的眼球。因此，在新形势下，短小精悍的政策简报取代了书籍、期刊和白皮书，它们可以让决策者在有限时间内快速了解相关政策问题的对应措施。如果是通过博客或是推特进行宣传，那么几百页的书籍和报告就会被精简到几页或几个词汇。而网站的用户友好度、出版物包装、演讲活动的设计等都能成为获取决策者好感的关键因素。
创建电子邮件分发名单。加拿大亚太基金会就深谙此道。基金会充分利用网络，用电子邮件发送每日新闻，主动为读者提供关注的信息、动态，让别人记住你，需要的时候也知道从哪里获取相关信息。而布鲁金斯学会的网站上不但有邮件信息订阅服务，还有多媒体和博客等，可以说是一站式服务的媒体超市。
对于美国来说，有一种比较独特的影响方式，即前文所述的“旋转门”机制。政策是由决策者制定的，所以智库的影响力与其说是对政策的影响，倒不如说是对决策者及其政策观点的影响。在政策制订过程中的各种参与者，包括政府官员、政治家、议员、媒体、学术界、企业界、利益集团等，都在为影响决策而努力。因此对“人”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而美国的“旋转门”机制虽然是一个秘密的影响渠道，却是真正能够直接并有力左右政府决策的方式。比如奥巴马当选后，数十位布鲁金斯学会的学者进入了他的执政团队，其中很多人都是核心官员，如前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和现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Susan Rice），其跨入政界之前就是布鲁金斯研究所研究员。
三、欧美经验对我国智库建设的启示
欧美优秀智库的影响力管理模式对我国社会主义新智库的建设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借鉴作用。从当前的发展来看，欧美大国的一些知名智库比其他地区的同行先行一步地抓住了全球化的机遇，不管是研究议题还是研究方式都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地扩张触角。我国社会主义新智库建设，对扩大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和增强对世界事务的话语权，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中国智库亟需在国内和国外提升自己的影响力，增强对国内经济社会建设和全球议程的话语能力。为此，中国智库应结合当前推进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战略要求，以西方同行的先进经验为参照物，有选择地学习其过人之处，同时根据特有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环境，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智库发展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