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加征的关税，虽然伤及外国出口商，但更多是对美国家庭和企业造成伤害。首先，加征的关税基本完全传导至美国进口商的进口价格，从而由美国消费者和企业承担。部分原因可能是，中国出口商利润本就很微薄，难以降低出口定价来分担关税负担。其次，关税也额外导致美国家庭承受进一步福利损失。我们保守估计，5月开始美国家庭和企业承担的代价将达到68亿美元每月；相当于每个家庭年收入减少662美元。
美国2018年以来对价值约3000亿美元进口商品（占其2017年进口总额的12.6%）加征关税。2018年2月7日对进口的价值58亿美元（2017年进口额，后文类似）的太阳能面板加税30%，对价值21亿美元的洗衣机加征30%的关税；2018年3-6月间，对价值约480亿美元的铝和钢铁进口分别加征10%和25%关税，两类产品2017年进口价值约480亿美元；2018年7月以来对中国的四轮行动共对2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25%。作为反制，其贸易伙伴相应对进口的价值约1400亿美元美国产品加征关税。加税后，美国实际关税税率从2017年底的1.5%上升至2019年3月的2.5%。鉴于今年5月10日对中国2000亿美元产品加征关税从10%上升至25%，税率将进一步上升。
目前为止，美国加征的关税几乎完全传递给美国企业和消费者，也对美国国内通胀产生上行压力。
历史经验看，加征关税后，出口厂商为保住市场份额，会适当降低出口定价与进口商共同分担关税。但两篇美国学者研究论文对2018以来美国加征关税后果的研究显示，加征关税后各国出口商并未调低对美出口产品定价，因而关税几乎完全转嫁至美国进口价格上，由美国企业及家庭负担。
进一步，我们也发现进口价格上升对美国国内价格正在影响显现：1）直接传导至国内价格。美国CPI数据显示，依赖于直接进口的一些消费品，如洗衣机、家具等，其价格指数显著上升。进口作为投入品带来的成本压力，目前主要是企业在承担，体现为相关企业利润率下降。但如果关税持续时间较长、甚至进一步上升，企业向消费者转嫁成本压力将增大；间接推动美国国内企业定价上调。随着进口产品因为关税涨价，美国生产类似产品企业的定价也相应上调（竞争性调价）。
虽然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但我们保守估计，当前已施加关税措施，将推升美国核心PCE通胀约0.15个百分点。美国若进一步对中国3000亿美元产品再加征25%关税，由于其中消费品占比更大，直接效应更明显，可能再推升核心PCE通胀0.3个百分点左右。
不只更高的关税负担，也造成额外福利损失。由于被迫消费更少被加关税进口商品，美国家庭福利水平变得更低。前述两篇研究表明，加征25%关税，导致进口下降了14%-60%左右。这与我们观察到2019年3月在美国加税清单上的中国产品对美出口相比于加征关税前6个月月均进口下降40%左右的最新情况基本相符。基于Amiti等（2019）的方法，我们更新的计算结果显示，保守估计今年5月开始，美国家庭每月额外福利损失将达到28亿美元。加上额外关税负担约40亿美元，总负担将达到68亿美元左右（年化810亿美元），相当于每个家庭每年损失662美元。
贸易伙伴的反制，也造成美国出口下降3.4%左右。美国贸易伙伴对价值约1400亿美元产品施加类似税率的关税（多数为25%）。参考Amiti等（2019）估计的参数，我们估计反制性关税减少美国出口约560亿美元，相当于2018年出口的3.4%。综合家庭收入及贸易两个渠道，预计目前为止的关税措施将拖累美国2019年实际GDP约0.2个百分点。
更进一步，贸易摩擦导致的市场信心波动，可能推动金融条件收紧，进一步抑制增长。近期贸易摩擦的加剧，已经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情绪造成冲击。5月初以来标普500回调4%左右，信用息差也持续走阔，美国乃至全球金融条件相应收紧。鉴于股票占据美国家庭净财富比例较高（30%左右）且分布广泛，如果美股回调10个百分点，可能拖累美国实际GDP下降0.4个百分点。
对美联储的影响：下行风险加剧将令美联储更加谨慎。我们建议从短期和中期看待贸易摩擦对通胀的影响及其对美联储政策的启示。短期内，美联储面临更加艰难的权衡。关税上调导致通胀压力短期内加剧，但也导致经济下行风险加剧。这与此前2016年英国公投退欧后英镑贬值、短期通胀压力上升对英格兰银行造成的挑战类似。从英格兰银行的经验看，央行倾向于压制通胀。不过，从美联储官员近期对通胀容忍度更高的倾向看，我们预计美联储的反应会更加温和，更可能是按兵不动。拉长时间看，随着关税冲击对需求产生的下行压力继续展现，而关税带来的短期通胀上行效果消逝，美联储需要更多考虑提振需求。综合而言，贸易摩擦导致的下行风险加剧，将令美联储更加谨慎，也将令美国国债收益率曲线承受更大的平坦化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