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增速在改革开放40多年中经历了“三起四落”，目前应处在第四次、也是最长下行调整阶段；从更长时期经济周期角度，新中国自成立以来一共有七次下行调整期，而本轮经济下行调整时间也属于特别长的一次。从“三驾马车”结构来看，投资较弱是本轮经济增速放缓的主因，消费对经济增长相对支撑作用明显，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年度波动较大。
投资增速下滑是本轮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我国实际投资增速自2010至2011年20%左右，曾经一度成为负值，目前也仅回升至5%上下历史相对低位。其中，民间投资增速降幅更大。2010-2011年，民间投资实际增速在25%上下，比总体固定投资增速分别高出约7个百分点和10个百分点；近年，民间投资实际增速大幅回落到接近零值或约5%低位，与整体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大体相当。从不同部门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比较来看，基础设施投资在2012-2017年间持续发力，对支撑经济下行压力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该部门投资增速持续下降。以民间投资为主的制造业投资增速降幅较大，经历过2018年的短暂回升，今年又显著回落。房地产投资从2010年中接近40%超高增速趋势下调到2015年下半年接近零值，2016年以来该部门投资开始复苏，然而受各种因素拖累潜能难以充分释放。
消费在本轮经济调整中表现比较稳健，对整体经济稳增长较好发挥了支撑作用，然而消费其增速近来也在明显放缓。2012-2017年间，我国总消费年均实际增速近8%，比同期GDP年均增速高出约0.7个百分点，表现为消费对GDP增长贡献较大幅度上升。消费增长表现较好原因之一，是同期财政社保等相关支出及其占GDP比例持续增加，助推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较快增长。然而随着经济增速和居民收入逐步持续回落，消费增长也难以独善其身。近来消费增速逐步下滑，不仅反应在有关宏观数据层面，也表现在一些消费热点部门和时点增速变化上，例如我国年度电影票房以及春节、国庆消费增速近期出现了不同程度下降。消费增速走势及其能否持续对经济中高速增长提供比较稳定支撑作用有待观察检验。
新世纪初年开放景气增长时期，我国可贸易部门生产率快速追赶，在汇率相对稳定政策环境下转换为出口十来年超高速增长，货物贸易顺差GDP占比飙升到接近两位数高位。过去十多年外部不平衡调整大背景决定了外需条件变化难免要对经济增长派生制约作用。从调整期具体情况看，出口增速在2010-2016年大幅下降，同时进口增速降幅更大。贸易大尺度顺差失衡在2008-2011年间得到急剧调整，2011年顺差占比为2.4%，2015年上升到3.2%，近三年持续下降，到2018年降为0.8%。贸易顺差GDP占比变动，部分受到进出口价格贸易条件变化影响，未必成比例转换为经济增长实际影响，然而外需因素对经济下行压力作用仍不可忽视。随着中美贸易战持续与外部环境变化，外需不利影响有可能进一步加大。
那么原因导致本轮经济下行调整特别长？卢锋教授认为可以从三个角度探讨。一是“三期叠加”视角。这一重大判断对前期多年经济下行具有重要解释作用，然而对最近下行压力加大现象的解释力有所减弱。二是宏调政策视角。个别时间节点上具体宏观金融政策某些内容，其客观作用可能会在边际上加剧当时经济下行困难，然而总体而言宏调政策通过逆周期操作对稳增长产生了积极作用。三是改革滞后视角。涉及经济增长潜力释放的某些关键领域改革滞后，对走出本轮经济下行调整产生制约作用。
首先，2013年提出的“三期叠加”论断，从不同角度概括了在大规模刺激后我国经济下行调整的阶段性特点，是一个符合实际的正确判断，据此制定的宏调政策方针与当时客观形势特点形成较好契合。到2016-2017年，由于经济下行调整与市场自发调节作用，加上政策引导协调，“三期叠加”所强调的潜在增速下降、前期刺激消化以及相关结构调整等方面矛盾和问题得到不同程度释放和化解，表现为经济增速已回调到7%以下，某些特别严重产能过剩部门也出现价格大幅回升与利润显著改善局面。对此后新一波经济下行压力再度加大，虽然仍可以“三期叠加”角度分析，然而随着形势变化其解释力显然有所减弱。
其次，分析宏观经济走势涉及如何看待宏调政策适当性问题。宏调政策需相机抉择，实际上很难做到完全精准。这段时期某些宏调政策是否适当已引发学界探讨：如金融去杠杆政策力度偏大可能加大了去年经济下行困难，早先“钱荒”、“股灾”与当时宏观与金融调控政策也不无关系。不过就较长时期观察，我国宏观调控政策在实践中不断改善进步。具体到本轮经济下行调整阶段，货币政策在变动中较多具有“稳健略偏中性”特点，产业主管部门投资政策在调整期间多年力度较大，广义财政赤字率显示近年积极财政政策力度达到历史少见水平，由此可见宏调政策逆周期调节取向比较明显。总体而言，宏调政策并非导致本轮经济增速持续下行的主要原因，而是对缓冲下行压力发挥了逆周期调节作用。
最后，某些方面体制和政策扭曲及相关改革滞后，不利于经济增长潜力的充分释放，需更多关注与重视。例如房地产投资是满足城市化背景下国民住房消费需求较快增长的现实途径。在城市化快速推进阶段，房地产业合理可持续发展本来应是有利于我国经济增长的优势领域，然而在现行行政垄断供地体制制约下，房地产投资潜能难以充分发挥。观察2016年开始的新一轮房价飙升原因可见，进入新世纪以来多轮呈现的“供地体制-垄断供地-逆向调节-房价波动-楼市调控“的内生循环再次发生作用。面对新一轮房价飙升并伴随投机性炒作与违规融资，政府为管控风险不得不实施力度更大的需求管制措施，供地体制机制局限以及行业内在失序不利于投资与经济增长潜力释放。
又如严控大城市政策取向也不利于释放投资潜力。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城市化发展呈现大城市集聚效应更为彰显，与某些城市化政策与规划方针存在矛盾。观察历史时期十几个目前规模为特大超大城市先后制订的几十个规划样本，整理数据显示其中对期末人口规模低估样本占八成多，平均低估偏差高达330多万人，可见大城市人口规划持续较大幅度低估人口集聚规律作用。规划人口低估伴随大城市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投资相对不足，加剧公共设施和服务供不应求矛盾和“大城市病”，有时又进一步反转促使某些城市当局出台各类管制措施。大城市人口流动强势管制政策，虽然在个别场合和某些时点对现实矛盾有某种舒缓作用，然而客观上不利于充分发挥大城市集聚效应所需要的合理投资。
再如对不同类型企业的体制政策待遇区别也不利于投资潜力充分发挥。以工业部门为例，2016年民营企业资本回报率是国有企业两倍多。然而对比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创造利润最高的五个部门，2015年国企方面包括电力热力、汽车、烟草、石油天然气、酒精等六个部门创造了八成以上利润，都属于行政垄断或垄断程度较高部门行业，并且与民营企业利润贡献最大六个部门（如化学、农副食品、通用设备等等）之间没有一个交集。由此可见，虽然在鼓励市场竞争改革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然而现实生活中总体投资效率较高的民营企业在投资准入方面仍面临较多行政管制，如不能深化改革破除某些方面仍显著的不同类别企业之间的体制性差别待遇，显然不利于有序释放合理投资潜力。另外对民企产权保护仍有待加强，少数地方不时发生行政权力损害侵犯民营企业合法产权案例，对市场主体未来预期和信心以及自主投资，无疑也会产生不利影响。
卢锋教授最后指出，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我国在平稳实现潜在增速换挡过渡并成功保持中高速增长同时，也面临如何应对史上最长下行调整期的现实困难。对上述讨论的多方面问题，决策层近来高度关注并针对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对目前经济稳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下一步还需在完善逆周期宏调政策同时，加大对关键领域体制机制不完善因素的改革力度，更充分释放市场内生增长潜力，推动国民经济尽快走出本轮史上最长下行调整。
（张彤 整理 本文已经卢锋教授本人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