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作家James Truslow Adams在《美国史诗》（The Epic of America ）一书中提出“美国梦（American Dream）”的概念——尽管先天条件有所不同，但是大家都有机会通过个人不懈的奋斗过上理想的生活。
此后几十年，人们都认为，高等教育在美国梦的实现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是经济成功的催化剂，也是社会流动的关键引擎，无数寒门学子通过高等教育实现了阶级的跃升。
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 Putnam）称自己便是其中之一，出身于小生意人家庭的他凭借自己的努力进入大学，完成了到政治学家、哈佛大学教授、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的身份转变。而他的伙伴们，出生于黑人家庭的杰西（《我们的孩子》，罗伯特·帕特南著）和贫穷白人家庭的唐（同上），也都与他一样，通过努力进入大学，过上了体面的生活。
然而，伴随着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比例大大增长，人们所预期的社会流动性增强的图景并未实现。大学学位已经无法保证一份高薪工作，即使非常努力，许多大学生毕业后也只能找到服务员、调酒师等蓝领职位。
美联社对政府数据进行了分析，2000年，25岁以下的本科毕业生中有41%失业或者边缘就业，2012年这一比例更是上升到53.6%。
相似的变迁发生在中国。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高考如“鲤鱼跃龙门”，是农村孩子实现阶级跨越的最有效途径，大学意味着彻底脱离“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意味着吃上“国库粮”。1999年开始，大学开始扩招，十年之后高校招生人数翻了一番。现如今，大学毕业生不再是“天之骄子”， “毕业就失业”“蚁族”的新闻更是屡见报端。中国社科院2013年对1678名应届毕业生做的调查显示，来自农村家庭的普通本科毕业生失业率达30.5%，远高于其他群体。
人们一直所相信的高等教育能够促进代际流动的神话似乎已经结束。高等教育是如何影响阶级流动的？为何大学扩招戳破了高等教育的神话？
通过使用1979年以来的美国青年纵向调查数据（开始于1979年的调查数据，非1979年数据 NLSY79, 首轮数据始于1979年，包括12686名年龄在14至22岁的全国代表性样本，此后每年追踪一次，1994年后每两年追踪一次，目前已有27轮），笔者从美国代际收入流动的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回答。
高等教育如何影响阶级流动：拉平还是筛选？
早在20世纪80年代，学者Michael Hout就发现家庭出身对社会地位的直接影响因教育群体而异——父母阶级地位对子女阶级地位的直接影响在有大学学历的群体中弱得多。2011年，纽约大学学者Florencia Torche发现，除了职业阶层外，大学毕业生在小时工资和家庭收入方面也表现出最高程度的代际流动性。社会学家将拥有大学学历与大学以下学历劳动者之间的经济收入差异称为“高等教育溢价”（college premium），那么大学毕业生在代际流动方面的优势则可以被称为“代际流动中的高等教育溢价”。
从统计层面来说，代际流动中的高等教育溢价可以被理解为家庭背景和教育对社会地位的交互影响。这种交互影响表明，来自弱势家庭背景的孩子从大学中相对受益更多。对富家子弟来说，高等教育并没有那么重要，无论受教育与否他都可以继承家业，成为新一代经济精英；但对于寒门学子而言，大学教育则可以帮助他们获得其家庭无法提供的知识技能和社会网络，是实现阶级跃升的最主要途径。如果事实如此，那么我们必须承认，高等教育促进了底层人民的向上流动，拉平了不同阶层之间的差距。
然而，代际流动中的高等教育溢价存在着一个隐含假设：对于不同家庭出身的学生，被大学录取的机会是均等的。但现实并非如此，即使学业平平、胸无大志，富家子弟还是可以上大学，他们所拥有的资源使得进入大学易如反掌。而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则会根据他们的学术能力以及对未来的期望来决定是否要上大学。
也就是说，来自弱势家庭背景的孩子有更高的教育回报或许是因为，相比于那些富裕家庭的孩子，他们本就接受了更为严苛的选拔，或者说相对于同样上大学的富家子弟，他们具有某些突出的优秀特质（如更刻苦努力，或有更强的学习动机等），这些属性本身可能会在劳动和婚姻市场中获得丰厚回报。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观察到代际流动中的高等教育溢价，并非由于高等教育拉平了不同阶层之间的差距，而是因为筛选程度的困难性差异使得弱势家庭背景的负面作用被某些个人优秀特质的正面作用所抵消。
那么，在代际流动的高等教育溢价中，拉平效应（Equalization）与筛选效应（Selection）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使用NLSY79数据，我们发现，在父母收入相同的情况下，大学毕业生往往比非毕业生有更好的认知能力和更高的教育期望，他们的母亲也有更高的受教育水平。此外，大学对低收入家庭学生的筛选性更强，低收入家庭大学毕业生的认知能力和教育期望值往往显著高于低收入青年群体，而高收入家庭大学毕业生与高收入家庭青年总体差异较小。
为了消除筛选过程的影响，直接观察拉平效应对代际流动的影响，笔者使用一种新型加权方法消除了大学毕业生和非毕业生之间各种特质的差别。此时，在研究设置的情境下，上大学已经不再是一个选拔过程，大学毕业生和非毕业生之间没有能力高下之分，我们可以直接观察到高等教育本身在多大程度上降低了家庭背景的影响。
父母收入对大学毕业生与非毕业生收入的影响。
结果显示，调整权重前，相较于非大学毕业生，父母收入对子女收入在大学毕业生中的影响较弱，也就是说大学毕业生的代际收入流动性更强。但是，一旦控制筛选过程，父母收入对子女收入的影响在大学毕业生和非毕业生中并无不同，这说明，在这两个群体能力、野心等特质相同的情况下，大学教育本身不能减少家庭背景对子女收入的影响。大学毕业生代际收入流动性更强，是因为出色的认知能力与远大的志向帮助他们突破了阶层壁垒，而非大学教育本身拉平了家庭背景的差距。
即使在高等教育系统内部，横向分层也始终存在。2017年，哈佛大学学者Raj Chetty及其同事发现，在同一所大学就读的个体中，低收入家庭学生成年后的收入与高收入家庭学生并无差异，但这项研究没有调整大学的筛选效应。
本研究控制筛选效应后发现，父母收入对子女收入的影响在普通大学毕业生和非大学毕业生中并无不同，即普通大学毕业生的代际收入流动性非常接近非大学毕业生；而精英大学的代际收入流动性高于前两者，看起来似乎有很强的拉平效应，但由于统计结果并不显著，所以不能得出明确的结论。
许多研究者将大学学位称之为促进公平竞争的“大调平器”，并认为高等教育扩张可以促进代际流动性，因为更多的人将从大学毕业生的高流动性中受益。
但事实上，这种假设并不成立，大学教育本身并没有消除家庭出身对收入的影响，中低收入家庭的大学毕业生有更高的流动性是因为大学对于他们的筛选过程更为严苛，即使不接受大学教育，他们所具有的特质也会使他们呈现更高的代际收入流动性。
我们所观察到的代际流动中的高等教育溢价主要是由选拔过程驱动而不是大学教育本身的拉平效应。
为什么大学教育无法实现机会均等的目标呢？2001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者Samuel Lucas提出了有效维持不平等理论（Effectively Maintained Inequality，EMI）。该理论认为，上层阶级总是在寻求同一层面的质的差异，并利用他们的优势确保数量相似但质量更好的教育。家庭经济地位不仅反映了大学生可以利用的经济资源，而且反映了大学入学前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形成。
家庭经济地位不仅与种族、民族、母亲的教育和家庭结构密切相关，而且与认知能力和教育期望等特征密切相关。富家子弟和寒门子弟一出生就面临着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即使同样接受高等教育，那些基于家庭经济地位的特质之间的差异仍然影响了他们所进入的大学类型、课外活动参与度、毕业后父母经济支持水平等等；不平等仍然长期存在。
事实上，在美国，尽管过去几十年大学入学人数大幅增加，但不同家庭背景大学毕业生的收入差异却在扩大。他们所进入的大学因社会经济背景而高度分层：精英私立大学对SAT（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美国高考）成绩的要求很高，旗舰公立大学（往往是每个州最著名的公立大学）会优先考虑支付全额学费的州外学生和国际学生，因此寒门学子们往往会进入教育回报较低的盈利性大学。如果不扭转这些趋势，大学扩招将很难促进代际流动。
本研究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是，筛选效应起主导作用意味着大学扩招并不能成为促进流动性的有效工具，只有不同家庭出身的学生可以接受相似数量和质量的高等教育时，大学扩招才能有效地降低不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