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由于油价反弹支撑了非洲石油出口国经济的复苏，使得非洲经济呈恢复性增长态势，2017年SSA经济增长率上升到2.5%（2016年为1.2%），2018年为2.4%，而中东北非地区2017、2018年则分别为1.6%、2.4%。展望2019、2020年非洲的经济发展，一些老问题依旧存在，同时也存在一些新机遇与新挑战，需要我国据此加以应对。
一、非洲经济发展的新机遇
1.非洲大陆自贸区启动，为经济增长开辟新的前景
深化商品、基础设施服务和关键生产要素(劳动力和资本)的市场一体化，对规模较小、分散的经济共同体及全球竞争力的提高非常重要。众所周知，非洲内陆国家众多（16个）、多数国家人口少（2017年76%的非洲国家人口不足3000万）、经济总量小（2017年25个国家的GDP不足100亿美元，20个国家的GDP在100-600亿美元之间），阻碍了规模经济的实现。2019年7月7日，非洲大陆自贸区正式启动，为扩大非洲内部贸易、降低生产成本和提供公共产品的成本、实现规模经济、加强沿海和内陆国家之间的跨境溢出、吸引更多长期的大规模投资、形成覆盖约13亿消费者的巨大市场带来了机遇，是非洲经济一体化进程的重要里程碑。在更深一层，它也有望进一步改善非洲大陆的安全形势，因为国际贸易的扩大往往与冲突发生率的减少有关。
2.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一带一路”倡议、“八大行动”的推进实施
当前，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间的矛盾，加上工资成本的日益上涨（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8年中国城镇私营单位东部、西部和中部年平均工资分别达到55230元、43842元和41047元且还将逐渐提高），意味着中国未来必将进一步推进内涵型经济增长、优化和升级产业结构、缩小地区差距，使得东部产能向中西部转移的空间不大，加之中美贸易摩擦旷日持久、美国加大对中国的遏制、非洲已成为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地区及战略重点、中非合作“八大行动”进入落实阶段等因素，预计未来中国产能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能必然进一步向非洲转移，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更为紧密，助推非洲的经济发展。
2015-2018年，非洲国家平均财政赤字从7%下降到4.5%，预计2019、2020年还将进一步下降。在石油出口国，由于油价反弹和采取了增加税收、减少支出等措施（如阿尔及利亚和埃及提高了增值税，而安哥拉引入了增值税），平均财政赤字从2015年的8.7%下降到2018年的4.5%，如果油价保持稳定，2019年和2020年将进一步下降。在石油进口国，其平均财政赤字一直低于石油出口国，由于改善纳税办法等原因（如博茨瓦纳、肯尼亚、摩洛哥、卢旺达和赞比亚等推出了在线纳税平台），预计还将进一步下降。例如，受农业(棉花)和服务业(金融活动和贸易)的推动，马里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预计2019年为2.4%，2020年下降到1.5%。
在汇率相对稳定的加纳、摩洛哥、南非、坦桑尼亚和乌干达，平均通货膨胀率从2017年的12.6%下降到2018年的10.9%，预计到2020年将进一步下降到8.1%，通胀压力较低。例如，在东非的坦桑尼亚，2018年的货币政策比2017年更加宽松，这增加了国内流动性，降低了贷款利率，导致私人信贷供应增加，但由于食品供应的改善，2018年的通货膨胀率降至3.5%。在西非的马里，由于食品等进口产品价格下降，预计2018年通胀率将降至1.7%，2019、2020年基本持平。在中非经济和货币共同体和西非经济和货币联盟国家中，特别是与欧元挂钩的法郎区，通货膨胀率很低，未超过2%。通胀压力较大的国家主要为受冲突影响的国家和非货币联盟成员的国家，如南苏丹由于持续的经济危机，通货膨胀率最高，达到188%。总体来看，大多数非洲国家的经济基本面已有所改善。
5.债务总体尚在可控范围之内，尚未面临债务危机的系统性风险
在52个非洲国家中（索马里与利比亚数据缺失），有16国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列为债务高风险国家（其中佛得角、刚果（布）、埃及、厄立特里亚、莫桑比克、苏丹6国风险最高，债务负担（政府债务总额与GDP之比）高于100%），其余36个非洲国家债务总体尚在可控范围之内（其中阿尔及利亚、博茨瓦纳、布基纳法索、马里、卢旺达等16个国家的债务负担小于40%）。例如，卢旺达债务现值与GDP的比值（IMF和世行用来衡量债务可持续性的指标）为31.9%，远低于55%的警戒阈值，且债务构成中优贷占卢外债总额的80%，期限最长40年，宽限期最长10年。又如，在坦桑尼亚，2018年外债约占公共债务总额的74.9%，但债务危机的风险仍然较低，因为公共外债占GDP的34.5%较低，且大部分是优惠债务。而且，非洲近年的债务多用于工业园、港口、道路等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虽然短期内增加了外债占出口的比例（从2013年的5%上升到2016年的10%），但从长远来看，有助于吸引国内外投资、减少贸易逆差何发展经济，有利于减少债务负担。总的来看，非洲尚未面临债务危机的系统性风险。
2017年，撒哈拉以南非洲（SSA） 48个国家中有37个国家进行了创纪录的多达80项的投资环境改革，较2016年增长14%。2018年，SSA的40个国家实施了107项改革，是2012年以来全球各大地区中最多数量的改革。基础设施方面，非洲新建、修复了大量公路、桥梁、港口，多数国家已经建立了基础设施相对完备的工业园区（截止到2016年底，仅中国在非洲建成、在建或筹建的产业园就约有近100个，其中30多个已经开始运营，埃塞俄比亚等国还在园区内配备了专用发电设备以解决电力不稳问题）。国际在非制造业、建筑业等的大量投资也为其由资源出口型经济向多元化经济转型、增强抵抗外部冲击的能力奠定了基础（截至2017年底，中国对非制造业投资存量57.1亿美元、建筑业投资存量达128.8亿美元，国际对非制造业绿地投资中，纺织品、服装和皮革等的投资从2016年的11亿美元大幅上升到40亿美元，是2014年的两倍，2008年的20倍）。另外，目前除南苏丹、中非共和国、刚果（金）东部、马里北部、尼日利亚北部乍得湖一带、索马里等少数国家和地区仍有局部冲突外，大多数非洲国家都进入了独立以后较为稳定的阶段。
此外，美国联邦储备局进行了近10年来的首次降息及未来进一步降低利率的预期（以使美国经济免受与贸易紧张、全球增长疲软和持续低通胀相关风险的影响，预期美国将采取更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国在2019年6月莫桑比克美非峰会上宣布了对非600亿美元计划等因素有助于缓解非洲资本外流的压力、增加美国对非洲的投资，有利于非洲经济的复苏。
二、非洲经济发展的老问题、新挑战
1.公共政策领域改善甚微，投资环境仍然存在多重障碍，工业化绩效较差
2018年，非洲虽然在某些领域的社会政策有所改善，但公共政策和制度框架总体改善甚微，宏观管理还在恶化，法治、负债、透明度以及公共管理水平等方面存在问题（世界银行《国家政策和制度评估CPIA)》报告）。企业在非洲投资仍然面临多重障碍，如缺乏资金、不可靠的电力供应、政治不稳定和高税收等（具体顺序依地区不同而有所差异：北非前三大障碍依次为政治不稳、融资和电力；东非为电力、融资与高税收；中部非洲依次为融资、电力与政治不稳；南部、西部非洲依次为融资、电力与非正规企业的竞争）。非洲服务贸易平均从价税关税率高达70%，而欧盟仅为18%，东盟为52%，南美共同市场为23%。非洲的城市化率仅为33%，而世界其他地区的城市化率超过了50%，为全球城市化程度最低的地区。这种低城市化率，加上道路基础设施薄弱的结合意味着非洲很大一部分人口无法进入国家和全球市场。另外，大多数国家（除埃塞俄比亚、埃及等少数国家以外）工业占比的增长一直非常缓慢，在总就业中所占的平均份额约为15%，在GDP总增加值中所占的平均份额约为20%，而且还有下降的趋势(这可能与大部分非洲企业为生产率较低的小型企业有关），工业化绩效欠佳。
2.基础设施仍然薄弱，特别是道路、电力供应十分薄弱
在非洲运营的公司中，近60%认为基础设施(电力短缺、成本和运输瓶颈)是他们日常运营中面临的最具约束力的制约因素。非洲的道路密度3.4公里/1000人，不到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而铺设道路密度更低，仅为0.7公里/1000人，仅为全球平均水平的1/5。2015年，SSA只有3700公里的高速公路，而印度和中国分别有2.4万公里和11.1万公里。非洲每公里的公路货运费用是美国的2-4倍，沿着主要走廊出口所耗时间是亚洲的2-3倍。道路的安全状况令人担忧，交通事故死亡率为全球最高。非洲的电力缺乏、昂贵而且不稳定：2017年SSA电力接入率只有44.6%（其中布隆迪仅为9.3%，乍得仅为10.9%），为全球最低；非洲制造业企业的平均有效电力成本接近0.20美元/度（电网电力价格约0.10美元/度，加上断电时发电成本0.40美元/度)，大约是世界其他地区工业成本的四倍；2006-2016年，SSA79%的企业平均每月停电8.6次，平均每次持续时间5.7小时。这些将人们与基础教育、卫生服务、交通走廊、贸易中心和经济机会隔离开来，不仅阻碍了经济增长，还延滞了人力资本发育。
3.美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紧张局势升级引发全球经济放缓，带来石油价格的不确定性
随着美国与中国、欧洲等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紧张局势升级，全球贸易额增长率从2017年的4.4%下降到2018年的3.9%，2019年的3.7%（世界贸易组织的估计）。由于非洲60%以上的出口产品销往美国、中国和欧洲，70%以上的进口产品来自这些国家，全球贸易额增长率下降引发的经济放缓可能导致非洲出口下降，对其经济产生负面影响。据估计，短期内贸易紧张对非洲GDP的影响约为0.07%（其中，对矿产等资源密集型出口国的影响最大，达2.5%，对石油出口国的影响约为1.9%，而对非资源出口国的影响约为1.1%。此外，非洲仍然面临出口脆弱性、美国挑起的贸易战及美元降息幅度带来的大宗商品价格不确定性的挑战。
4.在经常项目和贸易平衡共同作用下，外部不平衡趋于恶化
一些国家的财政状况出现下滑，威胁到债务的可持续性，并加剧了经常账户赤字。在经常项目和贸易平衡共同作用下，非洲外部不平衡的状况自21世纪以来一直在恶化。2017年底，非洲加权平均经常账户赤字已经占到GDP的4%(中位数为6.7%)，这可能威胁到其外部可持续性。对于尼日利亚、南非、埃及、阿尔及利亚与安哥拉五大经济体，2000-2016年，除南非外，其余4个经济体特别是石油生产国特别是阿尔及利亚和安哥拉的出口大幅减少，但进口却没有相应减少，使得贸易逆差不断上升。其它大多数经济体情况与此类似。以坦桑尼亚为例，由于大规模公共投资引致的运输设备、建材、工业原料以及石油产品的进口增加，2018年的进口额高于2017年，而出口并未改观(尽管坦桑尼亚先令实际贬值)，使得经常账户赤字增加。国际对非洲投资虽然在增加，但增长缓慢。同时，非洲内部储蓄极不稳定,在上世纪90年代有所下降，在本世纪头十年有所回升，最近大幅下降。
5.总体债务负担上升，债务脆弱性加重，风险增加
2014年大宗商品价格下跌造成部分非洲国家特别是石油出口国财政状况恶化，加上基础设施等公共投资支出增加（非洲年基础设施需求达1300亿美元-1700亿美元，融资缺口为680亿美元-1080亿美元）、债务组成从官方优惠外债转向成本和风险更高的商业外债、部分国家与恐怖主义有关的威胁激增导致安全支出增加，使得非洲国家总体债务负担趋于上升。一些非洲国家债务问题加重，债务脆弱性加重，容易受到债务危机的影响。2017年，科特迪瓦、埃及、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南非和突尼斯的债券发行总额为193亿美元，累计达到695亿美元，非洲52国平均债务负担达到53%，债务脆弱性增加。2013-2017年，非洲石油出口国的债务负担从平均19%大幅上升到43%，石油进口国则从52%小幅上升到62%。
6.非洲大陆自贸区建设面临多重挑战
非洲大陆自贸区启动带来诸多机遇，但也面临多重挑战：（1）非洲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相对其他地区更为复杂和多元化。非洲从殖民时代继承下来的边界往往是人为的、分裂的种族群体，无视河流和山脉等自然边界。目前的54个成员中，既有沿海、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经济总量大的国家，也有内陆、资源贫乏、人口稀少、土地辽阔的国家，这种成员的多样性必然使得各国从区域一体化中获得的好处并不均等，平衡各方利益更为困难；（2）非洲基础设施薄弱。公路、港口、铁路和走廊对一体化十分重要，但非洲基础设施仍然薄弱、边境官僚主义及腐败现象严重，给一体化带来障碍；（3）自贸区成员众多带来相互信任减少。充分实现规模经济需要大量的成员降低贸易壁垒，深度的一体化(包括金融市场、人员流动)要求成员之间更大的信任，这在成员较少的背景下(如东非共同体)和较少的多样性环境下更容易实现，而随着成员数目的增加，将导致信任减少，特别是缺乏将权力下放给超国家机构所需要的信任；（4）原产地规则的确定与实施带来巨大挑战。非洲各国的生产过程日益分散，涉及方方面面，意味着原产地规则不仅严格而且必然复杂，加之通常会受到强大行业利益集团的影响，使得各国就一套共同的优惠原产地规则达成一致变得十分艰巨。即使达成，但如果过于严格，仅遵守严格而复杂的规则就会带来巨大的额外成本，抵消贸易创造的优惠效应；（5）区域经济共同体的形成往往更多地是出于政治合作，而不是经济利益和贸易，非洲自贸区也不例外。当前，泛非团结、重建非洲、巩固统一、实现自力更生和确保和平与安全等政治目标仍然主导着相关一体化的政治辞令，然而，政治、经济、贸易这三个目标常常很难调和。
此外，非洲经济发展的其它老问题还有：一些非洲国家尽管经济高速增长，但贫富差距和收入差距仍然很大，社会发展面临较大挑战（如非洲的青年失业率从2012年的5.7%上升到2016年的7.3%）；非洲农业对雨水灌溉的依赖，使农民容易面临收入冲击，十分脆弱;效率低下的公共企业存在财政风险。其它新挑战还有：多年稳定的埃塞俄比亚政局出现一定程度的动荡、北非再现政治风险苗头等。
三、结论与中国的对策
（一）.结论：非洲今明两年的经济发展有望继续保持温和复苏的良好态势
虽然存在全球贸易紧张局势升级、债务问题、大宗商品价格等一些不确定性，但未来两年大型基础设施投资需求的增加、非洲大陆自贸区协定的启动、中非合作“八大行动”的推进、美联储降息等为确定因素。虽然非洲自贸区的真正实现仍面临多种障碍，但这至少释放了非洲国家团结起来支持多边主义、推进非洲一体化的明确信息，有助于提振国内外投资。而且，可以肯定的是，所有非洲国家都将从一体化中受益，且正朝着正确方向发展。例如，不久前非洲开发银行与非盟委员会联合发布的《2018年非洲签证开放指数报告》显示，非洲国家相互开放程度总体提高。因此，非洲今明两年的经济发展，机遇大于挑战，总体应会继续保持温和复苏的良好态势。
（二）.中国的对策
基于非洲的基本经济形势，预计未来几年其将集中于发展基础设施、积极承接国外产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促进经济结构多元化、推动非洲自贸区协定的实施等，中国可在“一带一路”倡议、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将中非共建“一带一路”同非洲自贸区实施、非洲2063议程、各国非洲发展战略紧密对接，具体可采取以下对策：
在次区域上，继续以经济政治较为稳定、地缘优势明显、与中国友好的东部非洲为重点。在国别上，以在非洲政治经济影响力较大或一带一路沿线的埃及、南非、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肯尼亚、乌干达等为重点国家优先发展。有鉴于中国与埃塞俄比亚、埃及近年来制造业合作快速发展的趋势及其重要政治经济地位，可作为重中之重，动态跟踪。
2.把本地化原则融入中非合作的各个方面
这里的本地化，指站在当地人的视角，用当地游戏规则、当地思维模式、当地力量、当地资源设身处地、因地制宜进行相关安排。无论当地政局、政策如何变换，当地人民和社区是不变的，而当地的民主选举体制又决定了政客们必然将他们的感受与诉求列为重要考量因素。因此，采用本地化原则，使合作项目符合当地人民的特点，切合当地的实际需要才能以不变应万变，在化解风险的同时真正推动当地经济发展。例如，非洲以青年人为主，他们最需要的就是技术转移，最喜欢的形式是歌舞，最有效的形式是比赛，因此选择中非合作的内容、方式时要重视这些方面。
3.密切关注非洲大陆自贸区的进展，采取相应对策
非洲大陆自贸区的关键是降低贸易成本，最大的挑战是原产地规则的确定，由此，中国可以帮助其改善海关管理，提高透明度和减少海关的繁文缛节，帮助培训非洲海关官员、实施海关数据自动化系统等贸易便利化措施，也可参与协调原产地规则的谈判，防止原产地规则与全球和区域价值链的崛起背道而驰，防止较发达的合作伙伴（如南非）利用原产地规则创造一个垄断市场，而使低收入伙伴(如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得不到优惠等。
4.与第三方及当地银行合作，合力解决融资问题
非洲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极大（年均资金缺口在680亿至1080亿美元之间），政治风险、债务风险、环境风险也较大，为加强基础设施合作同时又减少相关风险，中国可与第三方及当地银行合作，合力解决融资问题。例如，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和主权财富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合作在全球管理的资产超过100万亿美元，其一小部分就足以填补非洲的融资缺口。
5.进一步推进投资便利化，同时保障在非中国人的安全
可以考虑推进中国投资较多的非洲东道国成立一个中国投资者能够接触的国家最高决策机构（如总统投资顾问委员会）以方便中国投资者与最高层直接对话，减轻企业投资经营中不必要的障碍特别是最重要的障碍。有鉴于非洲治安威胁有所增加，一些不法分子甚至专门针对中国人下手的现状，中国政府需要进一步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保障中国人的人身与财产安全。近年来，中国在非企业、商会协会自发建立了各种民间安保力量、华助会（如安哥拉、南非等），政府要对其予以进一步扶持。
6.适时总结行之有效的新经验并加以推广
在非中国企业及其它国家企业中，有不少符合当地市场特点、能够提高企业形象、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兼具的新经验、新方法，政府可加以总结和推广。例如，新近在莫桑比克出现的“连锁工业园”模式，既符合非洲大多数国家市场偏小的特点同时又有助于中国企业获得规模经济，减小市场风险，是一个根据非洲当地市场特点设计的、适合当地市场的创新安排。又如，中航国际在肯尼亚的“非洲技术挑战赛”项目，利用其技能开发项目作为营销工具，将自己打造成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公司，使得参加者对中国企业的形象大为改观，实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结合。再如，以民间力量、当地员工为主的尼日利亚华星艺术团开展的“中尼文化交流走进校园”活动，深入当地中小学演出尼日利亚和中国的传统节目，产生了很好的经济和社会影响。
[本文是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我国生产要素成本上涨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非洲转移研究”（16BJY083）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