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3年中国领导人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以来，“一带一路”倡议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伟大实践，并作为中国与各国实现政策对接和资源互补的重要纽带。“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中国坚持通过讨论和合作寻求与其他经济体共同成长，旨在实现与沿线国家的政策相通、设施相通、贸易相通、资金相通和民心相通。“一带一路”作为中国向世界提供的公共产品，正如中国领导人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所指出的那样，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源于中国但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只要各方秉持和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就一定能增进合作、化解分歧，把“一带一路”打造成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的最广泛国际合作平台，让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各国人民[1]。
“一带一路”沿线多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下如何推动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加强国际合作，实现各国的互利共赢，既符合我国的利益又能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中国创造性地提出了“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新理念，旨在将中国多年来形成的制造业优势与发达国家的技术优势结合起来，为第三国提供高质量、高水准的产品和服务，最终实现多方共赢的目标。“第三方市场合作”作为一个明确的概念最早是在2015年中国和法国签署的《关于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联合声明》中出现的，此后，中国和韩国、德国、加拿大等多个发达国家签署联合声明或备忘录，达成与这些国家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共识。第三方市场合作本质上是中国和发达国家共同开发第三方国家，是一种和发达国家投资合作的崭新途径，也是“一带一路”倡议进展至今最适合的国际合作模式。
作为第三方市场合作进展的最新成果，中国和日本的第三方市场合作既是“一带一路”倡议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中日两国政治关系经历踟蹰不前如今重回正常轨道的具体成果。2018年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为契机，中日政治关系走出多年来的阴霾开始回暖。2018年4月，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和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共同主持中日第四次经济高层对话，中日两国就宏观经济政策、经济合作与交流、第三方合作、东亚经济一体化与多边合作等4个专题进行了深入探讨[2]。2018年5月，中国领导人正式访问日本，这是任期内首次访问日本，也是中国总理时隔8年正式访问日本。访日期间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和日本外务省、经济产业省共同签署了《关于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备忘录》。2018年10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安倍首相时隔7年的首次正式访华。为落实两国5月份签署的备忘录，中日两国在北京举办首届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通过设立官民一体化广泛参与的第三方市场合作机制，加强中日之间的经贸合作，中日双边关系开始重新步入正常轨道。第三方市场合作伴随着中日关系的回暖成为两国加强合作的崭新领域。
1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提出的背景
首先，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是“一带一路”倡议向纵深推进过程中中国倡导的国际合作新模式。“一带一路”倡议给沿线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福祉的同时，中国面临着伴随而来的诸多挑战。“一带一路”一些项目融资多以丝路基金和中国国内银行为主，缺乏国际资本的参与，不仅增加项目实施的难度，还容易引起外界的过度解读。为了在纵深层面进一步深化“一带一路”已经取得的成果，同时规避由此带来的经贸合作风险，中国倡导的第三方市场合作模式应运而生。第三方市场合作与沿线国家的优质企业、发达国家的企业和国际金融机构等进行相关领域的合作，不仅可以提升合作项目的技术水平，规避项目可能带来的风险，综合收益也会随之提升，有助于推进“一带一路”向纵深层面拓展。
近年来，全球经济发展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尽管发达国家已经拥有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但其并不具备成本价格和人力资源等方面的优势。而中国经过产业链的升级换代和产业结构的快速转换，已经成为全球产业链条中工业化中端制造非常重要的一环，但与高端的制造水平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3]。中国拥有产品价格和制造能力的优势，发达国家拥有先进技术和理念的优势，中国与发达国家在进行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过程中，可以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不但可以解决成本高昂的问题，还可以有效避免恶性竞争，利用比较优势共同服务于第三国的需要，最终实现各方受益的目标。
受中日政治关系回暖的影响，从2017年开始中日经贸关系呈现稳中回升的态势，如何推进双方深层次合作是进一步深化双边关系的关键。中日两国同处东亚区域，经贸合作基础良好，中国是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日本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中日仅靠双边贸易和双向投资等传统合作领域发展空间已经颇为有限，这都从客观层面对中日开拓新的合作领域提出了要求。
其次，第三方市场合作是新时期中日双边关系发展的助推器。中日两国比邻而居，目前作为世界第二大和第三大经济体，都会对世界事务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由于历史认识、领土争端、战略竞争和认知差异等问题，中日关系一直处于龃龉不断的状态，2012年日本的“购岛闹剧”导致中日关系降至自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低点。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日本国内经历了从批判和消极观望到客观看待并务实参与的心路历程。日本作为地区大国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一直以来抱有担忧和疑虑的心理，2012年年底安倍晋三第二次上台之后提出了“俯瞰地球仪”外交战略，展示了日本对全球外交的野心。在2015年中国创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之时，日本认为亚投行的成立对日本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形成巨大挑战，从而对亚投行采取消极抵制的态度。日本追随美国提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在2016年提出了“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其核心是为了维护日美同盟在亚太地区的继续存在并对中国进行战略遏制，这种状态持续至2017年。随着因“森友学园”丑闻等国内问题导致安倍内阁支持率下跌，日美同盟关系出现波动，寻求外交领域的新突破成为安倍政权努力的方向。以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2017年参加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为契机，日本对待“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出现了转变。安倍晋三在第23届国际交流会议“亚洲的未来”晚餐会上的演讲中提出，“一带一路”是一个连接大洋东西两岸及其周边地区极具潜力的构想，日本衷心期待“一带一路”构想能充分吸收国际社会通行的思维方式，以良好的方式融入环太平洋自由公正经济圈，并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4]。安倍政权在内外交困的压力下意识到，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关系的持续紧张对日本经济发展十分不利，日本企业若能利用“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机会，将会有利于其加速拓展海外市场，对日本经济形成助推之势，并为“安倍经济学”注入新的活力[5]。如何有效参与到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当中是日本理性考虑的问题。安倍晋三在2017年6月的演讲中就“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提出了前提条件:项目全面开放、透明且公平的采购程序、确保项目具有经济效益、不损害借款国的财政安全[6]。可以看出日本对待“一带一路”采取总体务实的态度，不但预设合作的前提条件，更重要的是要维持自身的利益。日本政府把与中国的合作重点放在双方企业在第三国的投资合作领域。
最后，第三方市场合作能够引导中日两国由竞争双输走向协作共赢。中日两国目前都提出了各自的“走出去”战略，日本在安倍第二任期内提出了“复兴战略”作为实现经济增长的具体措施，围绕该战略日本政府提出了“产业复兴计划”“战略市场创造计划”和“国际拓展战略”3项行动计划。其中，“国际拓展战略”是要通过积极拓展世界市场以及扩大对内直接投资等措施，将世界的人才、物力和资金吸引到日本，把世界经济增长纳入事业范围，构筑战略性通商关系，推进经济合作，为赢得海外市场采取战略性措施[7]。如何使“一带一路”和日本提出的“复兴战略”能够和谐共处而非竞争受损是两国都需要面对的问题。
近年来，中日两国在海外市场尤其是东南亚地区存在激烈的投资竞争，竞标各方为了能够最终赢得项目，往往采取压低价格等非良性竞争的方式，不但干扰了正常的市场秩序，最终也导致了满盘皆输的后果。而中日两国通过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可以实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共同开拓广阔的海外市场，最终实现多方共赢的结果。亚洲作为世界经济的引擎，到2030年将产生每年1.7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需求，与此相对，实际的投资不过是9 000亿美元[8]。单个国家在提供基础设施的过程中会面临很多难以预计的问题，如需求与供给不对等的问题、当地惯例和国际规则有出入的问题，项目越大意味着面临的挑战也会越多，如何克服这些问题仅靠一国应对将会十分困难。虽然中日两国企业在电力基础设施等项目中存在激烈的竞争，但中日企业也出现了利用技术实力、价格竞争力和网络等方面的优势，共同推进项目的事例。实际上，日本企业正在东南亚、南亚、西亚以及中东欧地区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业务。综合商社、基础设施、化工、机械和石油等行业企业也活跃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日本银行和保险公司也为企业的海外经营提供金融方面的支持。因此，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有可能成为克服不良竞争、风险共担和利益共享的最佳模式。
2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面临的机遇
作为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中日两国在各自发展经济的同时需要不断向外拓展新的合作领域。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与沿线国家互联互通，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践行了让“一带一路”惠及世界的目标，而中国倡导的第三方市场合作深刻阐释了“一带一路”倡议共享发展机遇的理念，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第三方市场合作有助于我国促进国际经贸合作，扩大与各国的利益交汇点。
随着近年来基础设施项目大型化，风险程度不断加深，价格竞争又十分激烈，项目执行的困难程度也不断提升，日本深刻意识到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日本认为通过参与第三方市场合作可以加强成本竞争力。日本企业在竞争激烈化的背景下，已经达到成本的极限，利用日本公司的技术和外国公司的价格竞争优势可以战略性地提高竞争优势从而实现协同效应。与此同时，对于日本企业无法承受风险的项目，日本企业可以作为供应商参与其他国家企业的项目，通过补充日本企业缺乏的知识和技术来扩大日本的商务机会。此外，通过参与第三方市场合作日本也可以规避政治和安全方面的风险，避免第三方国家社会制度变更等可能出现的隐患[9]。
中日两国都表现出对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强烈意愿。在首届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上中日两国政府、企业和经济团体之间共签约了52项备忘录，签约的项目涉及信息技术、节能环保、保险业务和能源合作等诸多领域。
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重点在于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是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点领域。中国目前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方式是在沿线国家由中国政府提供优惠贷款交给中国央企来具体实施项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水平多处于世界平均线之下，为提升当地的基建水平，中国央企参与了大部分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从2013年到2017年，中国交建在“一带一路”沿线修建了10 320公里公路、152座桥梁、95个深水泊位、10座机场;中车集团的产品遍及世界上83%拥有铁路的国家;中国石油2016年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油气权益产量近6 000万吨，占全部海外总产量的八成[10]。中国的参与不仅促进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也进一步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日本在对外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以政府开发援助为主要手段的战后援助外交切实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作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成员，日本最初在经合组织框架下发展对外援助，早期的日本对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的政府开发援助含有战争赔偿的意味，而后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其对外援助也围绕实现政治大国这一目标进行。2015年2月，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政府开发合作大纲》作为最新指导日本对外援助的纲领性文件，日本的对外援助理念调整为推进“以发展中国家为主要目的的政府间国际合作活动”[11]。日本从政府开发援助向“开发合作援助”转型。日本针对受援国家的情况，不仅要给予人道主义的支援，还要促进其发展，因此对外援助要完善基础设施，改善金融、贸易、投资环境，注重人力资源开发，实现高质量的增长。
2018年6月，日本政府修改了以扩大铁路、高速公路、港口等基础设施出口为目的的“基础设施输出战略”，首次明确了有关“中国和日本企业在第三国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的内容[12]。“基础设施输出战略”是安倍内阁制定的经济增长战略的重要支柱之一，目标是到2020年为止在海外基础设施市场日本企业的实际投标额提高到30万亿日元，每年都对此战略进行评价和修订。日本政府提出的最新修订方案首次提到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明确表示两国应该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合作。正如安倍所言中日合作的主力在企业[8]。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企业对于政府将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纳入“基础设施输出战略”一事大都表示欢迎。日本将第三方市场合作纳入国家开发战略，是实现中日两国首脑达成协议的重要措施，也是构筑日本通过第三方市场合作参与“一带一路”的基础[12]。在基础设施项目合作中中国在装备制造、人力资源等方面具有成本优势，中国企业决策迅速，融资渠道也相对丰富，而日本企业在技术、品牌、营销网络和工程管理方面具有优势。中日两国在经济设施和产业发展等方面可以利用各自的优势实现互补共赢。
金融合作也是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重要领域。由中国倡导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作为亚洲多边开发机构，其宗旨就是支持亚洲及其他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其他领域的生产性投资，亚投行的成立可以弥补亚洲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并为亚洲搭建一个新的多边融资平台。
亚洲开发银行是致力于促进亚太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区域政府间金融机构，亚开行在日本外交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日本是亚开行的最大出资国，并成为日本在亚太地区提供区域公共产品的一个重要平台。日本认为亚投行的成立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对日本长期主导的亚开行形成冲击。2015年年中，日本提出了“高品质的基础设施投资”理念及其融资策略[13]。随着日本政府对待“一带一路”倡议态度的转变，亚开行的态度也随之发生了转变。在2017年5月召开的亚开行理事会第50届年会上亚开行行长中尾武彦在会议开幕时表示，亚开行愿同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在开发性金融及基础设施领域开展合作。双方在管理对象和理念上存在的差异可实现互补，而在众多事务上意见的一致可以促成合作[14]。
亚洲开发银行成立于战后初期的1960年代，当时很多国家致力于发展国内经济，亚开行的多数投票权都让渡给发达国家。发达国家控制着亚开行的经济政策走向。而亚投行的成员多是发展中国家，更能了解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将决策的主导权交由发展中国家。事实上，由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巨大，无论单靠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还是亚洲开发银行，都很难完全满足需求。亚洲开发银行的一份报告称，仅在亚洲，2016年到2030年间就需要26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即每年需要1.7万亿美元才能维持3%～7%的经济增长[15]。虽然亚投行和亚开行在管理对象和服务理念上存在诸多差异，但是面对庞大的基础设施需求，亚投行和亚开行完全可以求同存异，实现互补，并可以在众多项目中寻求合作的契合点。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是直属国务院的“开发性政策银行”，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向中国国内的基础设施等国家项目提供融资，日本国际协力银行(JBIC) 作为公共金融机构，一直承担着日本对外援助的主要任务。早在2017年3月，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与日本国际协力银行就签署了备忘录以支持日本企业及第三国的业务展开。日本日中经济协会在2017年年底的《21世纪日中关系展望委员会提言书》中就提出为了亚太地区合作的顺利实施，需要加强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国际开发金融机构的合作。日本日中经济协会希望日中两国政府及相关机构能够充分利用这些机构优势，通过第三方市场的各种合作形态构建中日两国企业的合作关系[16]。而2018年10月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日本国际协力银行签署了推进中日两国企业参与第三国项目的合作协定。两大机构进行进一步的合作正是为了强化第三国合作项目中的中日两国企业合作，日本国际协力银行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通过合作，能够有效降低金融案件的风险，支持各自所在国家海外业务和机会的进一步拓展[17]。
能源环保领域同样是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重要领域。中日两国在能源和环保领域有着互补优势和良好的合作基础。近年来中国政府空前重视环境保护问题，把环境保护作为关系国家现代化建设大局的事业来进行，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作为单独章节论述，阐明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自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召开后全球掀起环保浪潮，日本利用国内治理公害的经验开启环境外交历程并取得突出成就，日本对华官方发展援助同时期也转向环境保护领域，日本对外援助的主要实施机构日本国际协力机构通过无偿资金援助和技术合作项目在北京建立了“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成为中日两国环境合作的重点项目并搭建了中日环境合作的重要平台。中日两国对环保领域的重视是双方开展合作的重要基础。
中国的环保产业在解决复杂的环境保护问题过程中逐渐摸索出丰富的环境治理经验，随着节能环保、清洁生产和能源技术的不断推广，中国不断开辟新的环境合作领域。日本的环境保护产业经过多年发展已经从单纯的环境治理演进到环境产业优化升级。在首届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签约的项目中，涉及诸多环境保护和能源合作项目。中日两国在能源环保产业的合作基础是双方在能源环保领域第三方市场合作实现互利共赢的重要前提。中国的环保企业已经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中在发展中国家建成了高品质的环境保护项目，也为一些国家和地区提供了相关的环境保护设备[18]。日本近年来通过政府开发援助大力开展国际环境援助外交，日本对于在发展中国家开展环保合作经验充足，并注重在联合国框架下协调与各国的环境合作，同时日本在废弃物处理和大气污染治理等领域具有成熟的技术和合作经验。中日两国在环保领域的第三方市场合作具有巨大潜力。日本国际协力银行总裁前田匡史在关于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研讨会上特别提出国际协力银行除了支持可再生能源、节能汽车替代公共交通等全球环保领域外，还要在第三方市场合作中支持大气污染防治、水供给和防止水质污染、废弃物处理等有助于地球环境保护目的的基础设施整备[19]。
3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面临的挑战
虽然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面临历史性的机遇并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但两国第三方市场合作还处于协议和备忘录阶段，签约的投资合作项目是否能转化成预期的成果实现多赢未来依然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从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实际操作来看，合作领域往往具有局限性，由于理念新颖，相关的政策驱动相对缓慢，进一步合作也缺少深入的政策保障来支持。目前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达成的项目如何从意向层面落实到可操作的具体成果依然面临挑战。
首先，日本国内各界对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普遍抱有疑虑心态。日本政府虽然签署了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协议，但在国内尽量避免将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与“一带一路”联系起来。受到日美关系的影响，日本政府在与中国的合作协议中尽量回避“一带一路”的相关内容，尽管在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对象国选择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比例居高[20]。
日本产业界对第三方市场合作普遍持有乐观态度，但也不免存在疑虑担忧的声音。从首届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上签署的52项备忘录来看，日方以民营企业为中心，中方则以国有企业 (特别是央企) 居多。如表1所示，52项备忘录在金融/保险、能源/电力等领域与中国市场开放度比较低的行业存在很大的重叠，国有企业的比例也很高，因此在开展国际合作时，日本十分担心经营管理和制度的差异、信息的透明性等问题。
此外，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国际市场对“一带一路”相关项目的质疑声音不断，质疑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制度的合理性、商业惯例、信息的透明性和资金运营的可持续性等。日本企业对与中国企业在第三方市场的合作活动也担心上述不确定性。日方特地强调以资金运营的稳健性和信息的透明性为中心，重视项目制度的构筑和评价。另外在关于中日创新合作对话启动的备忘录中，日本提到了“必须进一步完善包含知识产权领域的制度环境”，可见尖端技术的相互交流和知识产权的保护等问题也是日本产业界疑虑的来源[20]。
表1 首届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52项备忘录概况
资料来源:MUFGバンク (中国) 経済週報2018年第413期。
作为泰国“东部经济走廊”重点建设的项目，连接泰国的素万那普、廊曼和乌塔堡3座国际机场的高速铁路计划在2018年年底出现变数，该项目是由泰国正大集团、日本伊藤忠商社和中国中信集团在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时达成的合作协议，但由于考虑到“严重亏损将难以避免”伊藤忠商社最终退出了该计划。日本政府愿意与中国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意在扭转中日关系长期以来的低谷，维护日本的经济利益，但政府层面的政治意图不能左右按照经济理性运营的企业行为[21]。基础设施建设本身面临着建设周期长和风险高等不确定性，而第三方国家往往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基础设施建设难以创造出经济效益，对于日本很多企业而言很难为迎合政府意图而继续无利可图的项目。
其次，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不可避免地受到两国政治关系的影响。自2012年发生日本“购岛”事件以来，中日双边关系持续恶化，两国的贸易额也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直到2017年中日关系出现缓解双边贸易额才抑制下滑重新呈现增长趋势。2017年中日贸易规模出现快速回升势头，中国对日本出口达到18.44万亿日元，自日本进口也上升至14.89万亿日元，中日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33.34万亿日元，创下了以日元计算的历史最高纪录[22]。由此可见，中日经贸合作深受中日政治关系影响，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作为中日关系缓解后开辟的崭新合作领域依然任重道远。伴随着冷战结束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日实力对比已经发生巨大变化，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上升，日本对中国的疑虑也不断提升，在历史认识和安全保障等方面中日摩擦不断，中日经贸层面的相互依赖在不断加深的同时，又反过来深受双边政治关系的牵制。中日关系虽然走向回暖，但横亘在中日之间的结构性问题却依然存在，未得到根本解决，并随时成为中日关系发展的羁绊，所以中日关系的改善只是改变了双方首脑无高层互访的不正常状态，双方关系改善的道路依然漫长。
日本反复强调对两国第三方市场合作是有前提的参与，并不断声明参与第三方市场合作与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并不相同。安倍政权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选择与中国改善关系，并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5年后才扭转态度，反复强调日本是有条件的参与，保证在一定条件下日本经济界能够有机会参与到“一带一路”当中[23]。在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中安倍政权提出了“开放性、透明性、经济性、财政健全性”4个条件，日本希望在中国遵守这些条件的前提下与中国进行合作[24]。日本知名学者川岛真认为这4个条件与印太构想的3个支柱“法治、追求经济繁荣、确保和平稳定”相辅相成[25]。因此，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不单单是经贸领域的合作，深受中日政治关系的影响。而中日双边关系依然存在不确定性，一旦政治关系出现波动，包括第三方市场合作在内的经济合作恐遭变数。
再次，中日两国在实施第三方市场合作项目中存在一定程度的竞争。日本在二战结束之后一直重视在亚洲地区的经济合作战略，日本借由战争赔偿开始在东南亚地区布局，随后以政府开发援助为手段在东南亚迅速打开市场，实现从“赔偿外交”到“援助外交”的华丽变身。通过参与对东南亚国家的赔偿或援助外交，日本企业在当地树立了良好的形象，这也为其之后大规模进入东南亚市场奠定了基础[26]。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日本凭借“雁行发展模式”布局亚洲经济，和东南亚国家从经济合作到政治关系日益密切，日本企业在东南亚站稳立足，而日本也把东南亚视为向外拓展的支柱。日本与东盟一直保持全方位的密切关系。日本在东南亚各国采取“经济挂帅”战略，导致东南亚各国对日本的贸易依存度明显高于中国[27]。
中国与东盟地区的经贸合作时间并不长，但发展十分迅速。东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区域，“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问题是解决互联互通和基础设施建设，这与东盟各国当前的需求是高度吻合的。“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切实惠及东南亚各国，并得到东盟各国的普遍认可。面对中国在自己苦心经营的东盟“后来居上”，日本难免产生不满情绪，日本于2015年提出5年内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1 100亿美元，这个数值刚刚超过了中国倡议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1 000亿美元资本金。安倍宣布这一计划时，正是中国倡议的亚投行召开筹备会议之时[28]。在日本高调宣扬“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的背景下，如何在第三方市场合作中兼顾各自利益，并使两国企业在具体合作领域中克服差异，使项目顺利推进对中日两国来说都是个巨大的考验。
最后，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会受到域外因素的干扰影响。中日关系从来都不是单纯的双边关系，美国一直以来都是影响中日关系的重要变量。特朗普上台后推行一系列“美国第一”的战略，退出其一手打造的TPP，并不断推行贸易保护主义使得日本等盟友开始重新审视同盟关系，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对中国部分产业造成冲击，对日本经济也产生短期的影响。虽然日本最终主导TPP的达成，强化和欧盟的经贸合作并修复改善中日关系，参与第三方市场合作缓解来自美国在贸易领域的压力，但基于战后日美同盟关系的历史与积淀，美国在日本外交战略中的优先地位是难以撼动的。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达成的合作意向中均未出现“一带一路”的字眼，日本反复强调合作要遵循国际规则。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虽然能够实现优势的互补，但大背景恰恰是近年来美国贸易政策给中日两国经济带来很大不确定性的暂时性调整。
4推进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应对方略
全球贸易格局正经历变化并重新洗牌，中日两国顺应政治关系的缓和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对于双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会起到良性促进作用。第三方市场合作作为新生领域，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受到确定和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中日两国的合作面临诸多挑战，如何在合作过程中趋利避害，真正实现两国深层次的交流与合作，对于中日两国而言都是任重道远的事情。
首先，中日两国在第三方市场合作中需要做到各方有效对接。日本政府和产业界对待两国第三方市场合作虽然都存有质疑，但态度明显有别。日本政府对“一带一路”虽然态度转变但依然顾虑重重，对待第三方市场合作也提出限制条件，而日本产业界更加在意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具体操作层面问题如何解决。
目前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中国国内各政府机构都参与其中并投入极大的热情，但相互之间缺乏有效协调并不利于政策的实施效果。日本国内对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担忧主要来自“一带一路”实施进程中存在的问题，日本产业界疑虑资金运营的稳健性、信息的透明度、高端技术的相互交流以及在合作进程中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述问题仅靠某一个部门显然难以解决。在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当中，中国参与的企业大多为中央国有企业，也有一般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既有地方政府也有产业协会，涉及的领域包括金融保险、医疗能源和物流贸易等领域，无论是复杂抑或简单项目都涉及相关行业、诸多领域以及三方之间的协调。因此需要加强中日双方政府与企业间的有效对接，国内相关部门之间、政府与参与企业之间以及同第三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有效对接，中国央地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政府与行业协会之间也需要权责清晰并实现有效协调。
其次，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需要处理好经济理性与其他因素之间的平衡。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顺应双边关系的回暖成为中日开展经贸合作的新领域并深受两国政治关系的影响，在制约中日关系的结构性因素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双方都应当在经济理性与其他因素之间寻求合作的可能性与持久性。
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项目的不断推进，中国的国有企业海外风险意识也有所增强，但管控海外风险的能力还亟待提高。中国国企普遍具有规模巨大的优势，但由于缺乏海外合作和管理的经验，有时很容易导致中国的海外利益受损。因此，一定要平衡经济理性与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避免受到非理性因素驱动匆忙签署协议，从而上马低质量和不匹配的项目、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
再次，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需要对第三方进行充分的认知并做好风险管控预防。在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中，合作是形式，利益才是根本。在项目实施前和进行当中都需要加强对第三国的了解，做好风险管控预防。东南亚地区是“一带一路”重点建设区域，也是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重点区域。东南亚国家内部情况复杂，有的国家内部动荡分裂，有的国家民族关系紧张，有的国家深受腐败问题困扰，缺乏民主监督机制。面对复杂的政治和社会状况，在第三方市场合作中需要对第三国的历史、宗教及文化因素做到深入了解，对第三国政策动向进行充分把握，以及对第三国国情做到详细认知，这样才能确保资金合理利用，做好充分的风险管控。
最后，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需要建立长效机制。第三方市场合作不是一时兴起，而是“一带一路”推进中应运而生的新的合作模式。中国目前已经和多个国家达成第三方市场合作协议，但都是在双边关系的大框架下进行的经济合作模式，并未形成总体的第三方市场合作长效机制。
为确保第三方项目有效实施应当建立机制化平台，形成专门的第三方执行机构并定期交流项目进展，推动建立涵盖央地政府、参与企业和行业协会的工作对接网络，制定详细可行的进展路线图。对日本企业而言，与中国企业的第三方市场合作并非从零开始，反而在海外经营经验和商业基础上处于优势地位。中日两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地区间存在着较大的贸易互需空间，其应在发挥各自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扩大贸易往来[29]。中国为了顺利进行与日本企业的合作活动，应当在制度、人事和企业体制等方面对接国际化和实现规范化。虽然在国际市场上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但通过第三方市场合作中日双方的市场竞争者不仅要互相认同对方，而且要更注重合作意识，以积极的姿态创造更多新的商机，从而将中日关系推向更高的层次。（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