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多年严重困难之后，以两国总理互访为标志，2018年中日关系回到正常发展轨道，并站上了新的历史起点。今年6 月底，习近平主席在大阪 G20 峰会期间与安倍晋三首相会面，双方达成十项共识，习主席原则接受安倍邀请，将于明年春天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这次首脑会晤为中日关系迈向新阶段注入了新的活力。然而，与政治、经济等领域相比，中日防务安全关系仍是明显的短板，亟待加强。
首先，双方的许多安全分歧、尤其是海上争端仍明显存在。
其次，钓鱼岛危机发生后，中日在东海形成的军事对峙难以在短期内消除。近年来，日本已明确把防御重点转向西南方向和中国。
第三，双方的战略互疑主要存在于军事安全领域。日本存在“中国军事威胁论”，中国则对日本修宪以寻求军事大国地位充满担心。
第四，双方在地区安全机制上分歧严重。日本一直将日美同盟视为地区安全基轴，中国则认为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应发挥更大作用，日美双边军事同盟须转型。
第五，防务对话交流恢复缓慢。到目前为止，2012 年停滞的副部级年度防务安全磋商对话机制尚未恢复。双方正式对话的层级仍然偏低。
第六，与两国海上争端风险的积累相比，中日安全危机管控机制建设的步伐明显落后。中日海空联络机制于去年 6 月启动，但内容十分单薄，相关热线也迟迟未能开通。与中美之间的安全危机管控机制相比，中日机制相差甚远。
第七，台湾问题一直是中日三大摩擦点之一。台海形势重趋紧张，也可能给中日安全关系带来新的挑战。
对此，在两国关系总体回暖、持续改善的形势下，中日双方加强防务安全对话交流与危机管控将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是两国守住“不冲突、不对抗”底线的重要保障，而且是逐步改善中日防务安全关系的必要条件，也是中日关系走上长期健康稳定发展道路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尽快重启中日副部级年度防务安全磋商，对恢复发展两国防务交流做出全面的规划与推动。对于不久前日方提出举行中日外交、安保“2+2”对话的建议，中方应予认真考虑（似可先从副部级做起）。此外，还应考虑适时、逐步开展两国陆海空部门的对话交流及海上搜救和反恐等联合军演。
二，防务安全对话应把恢复与推动两国防务安全合作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双方应尽快开展全球治理与非传统安全合作，开展半岛无核化合作，共同维护海上通道安全。
三，防务部门高官互访及对话磋商应就两国防务安全政策进行深入交流，减少安全误解、误判，增加相互理解与信任。
四，通过高级政治对话、防务安全磋商（或 2+2 外交安保对话）、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安全对话等，进一步加强两国的危机管控机制建设和危机管控。
五，加强热线建设，尽快落实海空联络机制在双方海空部队间建立热线的措施，并考虑建立两国外交与防务部门热线，重建两国首脑热线，明确热线的危机管理功能，确保其在危机中发挥紧急沟通作用。
六，既要重视危机控制，更要重视危机防范。针对双方安全关切，积极创建与加强建立信任的措施。可借鉴中美的做法，优先考虑建立两国海空行为准则及重大军事行动通报机制。
七，争取就共同维护台海、南海和平稳定达成共识。在台湾问题上，日本恪守“一中政策”和不与台湾发展任何官方关系的承诺；在南海，中国坚持“把南海建成和平友谊合作之海”的努力方向，坚持通过双边对话和建立南海行为准则来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
八，随着形势的发展，可以考虑开展中日美安全对话，改变中国与日美同盟的对立，促进中日安全合作。
在这些措施的基础上，中日还应加强二轨和一点五轨安全对话，并逐步扩大对话的广度与深度。随着二轨对话取得进展，这些对话可逐渐向一轨对话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