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经济学界的“80后”朋友，姓陈。小陈博士毕业之后留在了北京，原因无非两点：一方面，北京是中国的学术和政策中心，借助其地理优势，有利于自己的事业发展；此外，他太太是美国毕业的气象研究方面的博士，除了北京之外，能够找到专业对口工作的地方实在寥寥。
小陈博士留在北京的原因正是当代城市经济学要说明的两个重要的道理：一方面，城市发展有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特别是通过“人力资本外部性”的途径，而这在个人层面最终将体现为生产率和收入的提高；另一方面，现代经济发展中人才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只有大规模的城市才能提供特别专业化的工作岗位。
小陈的故事还说明，在大城市发展对于已婚的专业人才是个优选。大城市的就业市场高度专业化，这不仅会使大量专业人才倾向于在大城市找工作，而且，对于已婚人士来说，要使双方都能够找到好工作，那么，选择大城市就更有利。最新研究发现，夫妻双方的就业的确是大城市更能够吸引专业人才的重要原因，也正因此，在最近几十年，美国的那些吸引了更多高技能人才的城市正是那些本来便有更多人才的大城市。像康奈尔这样的老牌大学近年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挖人才的时候，很难给夫妇两人同时提供好的就业机会，原因就在于康奈尔的位置在所谓的“大农村”。与之形成对照的是，纽约大学的进步非常快，不能不说这是借了纽约的“地利”。
有主张要控制特大城市人口的政策官员批评经济学家，说经济学家只看到大城市发展的好处，而没有看到大城市发展带来的问题。这个批评站不住脚。事实恰恰相反，经济学家在讨论城市规模的决定时，从来都认为，城市规模的扩张既有收益，也有成本。城市的规模将由企业和个人在权衡了成本与收益之后，理性选择生产和居住地的决策而定，而政府却并不知道什么是城市的最优规模。
恰恰是政府和公众会忽视城市规模带来的各种好处，并且简单地将“城市病”与城市人口规模联系在一起，然后由此得出应该控制城市人口规模的政策含义。实际情况是，“城市病”容易被人们直接感受到，而城市扩张带来的好处，则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我在这样说的时候，并不是说城市规模扩张的坏处就没有了，事实上，我在本书的最后一章将会讨论“城市病”的问题。我会告诉读者，“城市病”主要不是城市扩张本身带来的，而是取决于技术与管理。在本章，我首先要说明的是城市规模扩张的好处。
大城市的生机
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向往宁静、悠远、离群索居的生活，另一种喜欢热闹、多样性、在人群中扎堆。前一种人，好比中国的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又好比美国的梭罗，独居瓦尔登湖畔，看四季变换和蚂蚁争斗，思考“我为何生活”这样的问题。后一种人，不用举例子，因为绝大多数人都属于此类。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世外桃源、瓦尔登湖，都只是个梦，我们不是那里的常住人口。
在一个国家里，多少人生活在城市，从本质上来讲，就取决于上述两种类型的人的多少，这可能首先与性格44有关，但更重要的是职业。在农业社会，就算农民想住到城市里，也不可能每天在农田和酒肆之间来回奔波——城里没有足够的就业岗位。而到了现代社会，即便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和服务业在GDP当中所占比重也已经达到90%。现代经济里，越是富有的国家，知识（包括技术、信息和创意）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越大。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需要通过和别人的交往来传播知识。同时，也从与其他人的交往中获得知识，从而更好地成为知识的生产者。换句话说，从前，生性再喜欢热闹的农民，都不得不居住在农村与土地为伴；现在，性格再内向的都市白领，也必须在最低限度上与人交流和开会。
人的另一个天性，是喜欢多样性，而不喜欢单调乏味的生活。只有城市，才可能提供这样的多样性；只有大城市，才可能提供更多元的文化和更多样的消费服务。其中的道理在于，在一个有大量消费品和服务供给者的市场上，每一个生产者都可以仅仅针对某一细分市场提供消费品和服务，而无须担心没有生意做，因为在大城市里，某一特殊偏好的消费群体数量都足够多。这样专业化的结果，既能使得城市生活丰富多彩，同时，也使得人们在专业化的生产中不断积累经验，加强专业化程度。而专业化程度又反过来提升了生产者的竞争力，以及城市生活的品质。
让我们来想想，什么是高房价？什么是“城市病”？给定土地和住房的数量，给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高房价和“城市病”就是消费者为获得大城市的生活所支付的代价。除了直接在购买消费品和服务时付的钱以外，人们还因为支付了大城市更高的房价，牺牲了某些维度上的生活质量，而获得了更接近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的地理位置。换个角度来看，为了大城市的生活，住更贵更小的房子，却节省了长途往返于小城市和大城市之间的金钱和时间成本。
而在大城市内部，中心城区因为四通八达，一定是生活最为丰富的地段，大量的生产型服务业为了和四面八方的人做生意，也一定要抢占市中心的位置，排挤中心城区的居住功能。从某种意义上说，居住在大城市的市郊，每天花一个小时的时间，在市郊和市中心之间来回奔波，本身也是为获取更好的工作机会所付出的代价。如果要接近工作地，就买更贵的房子；如果收入不够高，就花更多的时间在路上。选什么样的生活，自己决定。总之，房价就好比是获得便利性的“入场券”。
大量的企业在大城市扎堆，特别是集聚在中心城区，是为了交流的便利。那么，有没有可能，随着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发展，面对面的需求减少了？部分是有的。比如说，人们可以在家办公，通过远程通讯方式与同事和客户打交道；人们要与朋友交流，可以打电话、发微信，而不一定要每天见面。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事实上的情况是，线下和线上交流两者不是“互替”而是“互补”。比如，微信朋友圈里都是见过面的朋友，刚开始会与一个人在微信里交流，接下来就是面对面的讨论更有效率。在人力资源领域，面试是很重要的招聘途径，这不是打电话所能替代的。
线上的交流实际上会产生更多的线下交流的需求，信息技术只是节省了与某个特定朋友见面的次数，却可能催生了与更多人见面的需要。更不用说，人在收入水平提高以后，消费当中越来越多的比重是网络满足不了的，包括听音乐会、看戏和画展，包括所有体验经济，即使和朋友喝咖啡这样的消费也只有在特定的咖啡馆环境中才比较方便进行。市中心不可替代的另一个原因就在于老建筑和街道所带来的体验。你坐在那里喝咖啡的时候付的钱只有少部分是咖啡的价格，绝大部分实际上是在购买那个“体验”。人越有钱越会购买“体验”，吃饭穿衣的需求都会趋于饱和，而体验经济的消费是不断提高的。
一个正在全球范围内出现的趋势是，“消费型城市”正变得越来越重要，一个城市的生活品质正在成为对人口迁移的吸引力。永远不要忘记，在收入水平提高以后，新增加的消费更加需要见面和体验。你将更多地去看话剧和电影，减少在家里看电视和碟片的时间；你也更多地出席化装舞会，更多地去健身房，更少在家里和朋友网上聊天。一个人一天就24个小时，当在线的活动可以取代一部分线下活动时，节省出来的时间恰恰可以从事更多无法被网络取代的线下活动。这其中的道理，就和当初电话的产生并没有让大城市消亡一样。如果我说的是错的，那么，你就不会看到那么多人愿意花很多钱，下班以后带着疲惫的身躯赶到商学院的课堂里去上课，而不是在网上看教授的视频；如果我说的是错的，你也就不会看到，在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往大城市搬迁，并且还要花很贵的房租，住在大城市的市中心。这些人并不傻，恰恰相反，他们是这个世界最聪明的人。
在我参加的一次国际会议上，一位加拿大的学者善意地提醒我们，不要天真地认为人口向大城市的集聚过程会终止。且不说中国仍然处在城市化刚刚超过50%的阶段，即使在美国和加拿大这样的发达国家，城市化过程已经基本完成，城市化的水平已达到了80%，人们仍然在不断向大城市集聚。一些国际大都市——如纽约和多伦多——仍然在继续扩大，而不是缩小。更重要的是，这些国际大都市的长大，不是因为外国移民的到来，而是因为大都市人口在本国人口当中所占的比重在提高。更说明问题的现象出现在日本，日本的全国人口在下降，而东京都和东京圈的人口却在上升。要了解其中的奥秘，只需要看看这些国家的产业结构就可以了。我在上文已经提到，越是发达的国家，知识密集型的产业比重越高。这些行业的从业人员仍然愿意居住在大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核心区。这样，既能满足在工作中需要的信息交流，也能满足收入水平提高了以后对于生活品质和多样性的需要。人们往大城市搬迁的趋势恰恰说明，信息科技没有强大到取代面对面的需求，至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不会取代。100年之后会不会变化？不知道。对于我和我的读者而言，100年之后的事，估计也没什么人感兴趣吧。
包容性的就业创造
虽然大量学者基于经济集聚带来的好处而主张不要为发展大城市设置限制，但仍有不少人认为中小城镇的优先发展能使大量农民迅速非农化，降低农村劳动力流动进入城市的心理成本，较好地将城乡两个市场结合起来，并且所需建设资金相对较少，因而更符合中国国情。事实上，大城市和中小城镇的发展并不相互排斥，中小城镇的发展以大城市的发展为基础，并受其辐射功能的带动。如果违背市场经济的规律，限制大城市的发展，结果是小城市也发展不好。
由于对城市的规模经济效应认识不足，中国的城市发展政策一直偏向于控制城市化进程和限制大城市人口规模。在城市化速度方面，政府似乎是有意压低城市化的速度，比如“十二五”规划提出，到2015年城镇化率由制定计划时的47.5%提高到51.5%，5年提高4个百分点，低于过去大约1年1个百分点的速度。实际上，到了2014年底，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4%。在城市体系的调整方面，政策导向是重点推进中小城镇的发展，而限制特大城市的发展，具体体现在城市人口规模限制和户籍制度方面。
“十二五”规划提出，“特大城市要合理控制人口规模，大中城市要加强和改进人口管理，继续发挥吸纳外来人口的重要作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要根据实际放宽落户条件”。而在实际操作中，大城市人口限制政策主要针对的是低技能者，这一点，在各个地方的落户条件上均有体现。
比如，上海市的落户实行打分政策，只有本科及以上学历才有评分资格，并且打分向高学历、重点高校（如211高校、教育部重点建设高校）以及具有高技能水平（如大学成绩排名、外语水平、计算机水平）的毕业生倾斜。在深圳，外来务工人员入户实行积分制，累计积分达到一定分值才可申请入户，而积分的计算同样向高技能水平的劳动力倾斜，应届毕业生申请落户必须具有本科以上学历和学士以上学位。北京市的户籍分配和工作单位相挂钩，留京指标更多地分配给了事业单位、大型国企和外资企业，然而由于数量有限，在这些企业内部，指标也往往分配给了教育水平相对更高的劳动力。不仅特大城市如此，即使在我调研的一些中等城市，落户标准都将教育水平作为一个条件。如果全国各个城市同时都不要低技能者，那他们去哪儿城市化？
有一种在现实中存在的担心是，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张，城市将无法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从而加剧失业问题。人们常常认为，在城市扩张过程中，低技能者将面临更大的失业风险。那么，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担心就业问题的人，忽略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如果那些外地人在大城市找不到工作，而且无法获得本地人的福利待遇，那他还留在大城市干什么呢？
几乎所有反对城市发展的论点都严重忽略了城市扩张的好处，而与城市扩张的坏处相比，那些好处往往并不直接可见。城市发展的好处最重要的来源就是所谓“人力资本外部性”。这个词的意思是说，一个人的教育水平提高了，不仅能使自己的收入有所提高，而且，在他与其他人的交往中，还能够相互学习和影响，促进知识的传播和生产，于是，别人的收入也能够有所提高。
可能有人会说，既然城市发展的好处来源于“人力资本外部性”，那么，城市就只需要把大学生留下来就可以了。如果这样想，那就大错特错了。“人力资本外部性”不只是大学生才享有的，低教育水平的劳动者在城市中也能够得到知识、技能、信息等多方面的外部性。即使是那些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农村移民也常说，在大城市能够长见识，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进一步深究的话，低技能劳动者在大城市获得的收入提升效应往往要大于高技能劳动者。道理是这样的，每个人都能够从城市的高教育者那里得到“人力资本外部性”，从而提升自己的收入。但是，一个大学生留在大城市发展，却会面临大学生之间的相互竞争，这种竞争就会降低他们的收入，从而抵消一部分“人力资本外部性”提升收入的作用。
而低技能者却与高技能者有互补性。一方面，在同一个生产单位，两者就是互补的，比如金融区要配保洁工，工程师要配操作工；另一方面，如果将整个城市看做一个生产单位，那么，高技能、高收入的人也需要餐馆服务员和家政服务员。这个问题，我在下文还会详细讲到。
空口无凭，让我们来看数据分析的结果。10余年来的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外部性”的确是存在的，我本人和哈佛大学的格莱泽教授（Edward Glaeser）正在做的一项研究也用中国的数据证实，“人力资本外部性”是存在的，一个城市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增加一年，这个城市的劳动力平均工资可以获得21%的提高，而且的确是低技能者所获得的“人力资本外部性”更大。
通常来说，城市人均教育水平较高的城市，也是规模相对更大的城市。于是，反对大城市发展的人仅凭直觉就说，随着城市的人口规模扩张，城市将无法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从而将加剧失业问题。反对大城市的人还认为，在城市扩张过程中，低技能者将面临更大的失业风险。同时，原来的城市居民将面临更为激烈的劳动力市场竞争，从而也会加剧原有居民的失业问题。
那么，事实是否如人们担心的那样呢？已有的经验研究发现，外来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对本地居民失业的影响程度很小，但的确会给劳动力市场带来竞争，从而对工资上升有抑制作用。在理论上，劳动力流入并不必然增加失业，这主要是因为存在着城市发展的规模经济，城市人口规模的增加会不断地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不过长期以来，有关城市扩张有利于创造就业岗位的经验证据仍很缺乏，也没有经验研究为不同技能的劳动者如何在城市扩张中受益提供证据。针对这些政策争论，我和高虹、佐藤宏使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S）2002年的城市居民数据研究发现，城市发展的规模经济效应有利于创造就业机会。城市人口每增加100万人，个人的就业概率平均提高0.66个百分点。相比于城市总人口规模，高技能劳动者的集中对就业的影响更大。平均来说，一个城市的大学毕业生每增加100万人，会使该地区个人的就业概率提高4.34至6.61个百分点。
我们同时也发现，城市扩张的就业增加效应对于较低技能水平的劳动力更大。对于受教育年数小于等于9年的劳动者来说，城市中的大学毕业生数量每增加100万人，其就业概率会提高8.58个百分点。而对于受教育年数在9—12年之间的劳动者来说，这种效应下降到了3.57个百分点。受教育年数大于12年的劳动者受益更小，仅为2.12个百分点。
城市规模促进就业的效应在不同技能水平的劳动者之间存在差异，这一现象可能还与中国的制度有关。在当前的户籍制度下，本地户籍居民享有更好的公共服务和各类福利。在户籍制度制约下，各地（尤其是大城市）的落户政策在不同程度上均向教育水平高的人倾斜，于是激励人们通过过度追求高文凭来获取大城市的户籍和相应的福利，加剧了大学生的相互竞争和就业难。而当高技能者挤破头要留在特大城市的时候，由于他们与低技能劳动力之间的互补性，大学生的集聚却带来了对大量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而这时，城市里低技能劳动力的供给却受到制度制约，这样一来，对低技能者的需求多、供给少，低技能者反而更容易找工作。
近来北京师范大学邢春冰和美国克拉克大学张俊富两位共同完成了一项研究，他们发现，大城市有很多特征，除了更高的人口密度之外，大城市的人均GDP更高，大型工业企业更多，而基础教育的学校规模更大，公路更多，工业排污更少。即使在控制了与城市规模相关的城市特征之后，农村移民仍然更愿意去大城市。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移民愿意牺牲1.72%的月收入，去人口多出1%的城市。
一种常见的担心是，如果所有的人都到大城市去，大城市会不会被挤爆了？放心吧，不会的。城市被挤爆只是一些害怕大城市发展的人的想像，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城市被挤爆过。或者说，早在一个城市被挤爆之前，城市的生活成本就已经很高，即使没有人为设定的制度障碍，大城市更高的生活成本（特别是房价），也会成为阻碍移民进入大城市的市场机制。那么，在扣除了生活成本之后，是否移民在大城市的净所得就大幅度下降了呢？复旦大学高虹的一项研究显示，即使在扣除了物价差异和由住房价格代表的生活成本差异之后，大城市的实际收入仍然更高。换句话说，还是因为存在着制度上的劳动力流动障碍，中国城市间的人口流动均衡还远没有达到呢。中国正在进入后工业化阶段，这以后，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重要性就更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是，越是发达的国家，服务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越高，城市化率越高，而且，人口还在进一步向大城市集聚。原因何在？因为人口密度有利于服务业发展。与农业和工业相比，服务业的产品更具有不可运输性，大多数服务产品需要面对面地完成。同时，现代服务业越来越依靠知识、信息和技术作为核心投入品，而面对面的交流有利于知识、信息和技术的生产和传播。
那么，消费型服务业呢？消费型服务业是跟着人和钱走的。一方面，人口密集的地方，发展消费型服务业的固定投入（比如便利店和餐馆）更容易被分摊，生意好做；另一方面，劳动生产率越高的城市，富人越多，人对消费型服务的需求越强，其中，像餐馆和家政这样的服务其实是在将高技能者从家务中解放出来，有利于提高其劳动生产率，促进社会分工。也正因此，一个现代城市越发展高技术产业，越发展生产型服务业，其带动的消费型服务业需求越多。正如我反复强调的，就是因为上述经济规律，大城市的政府不能认为自己不需要低技能劳动者了。恰恰相反，消费型服务业的从业人员大量都是教育水平并不高的劳动者，而他们从事的工作又是不能被机器替代的。可以这样说，给定一个国家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反而使大城市吸引大量的低技能劳动力前去工作。
中国的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从2001年的40.5%增长到了2014年的48.2%，已经超过第二产业，正在靠近标志性的50%的门槛。细心的读者会发现，50%这个点对于中国来说已经来得太晚了。与国际上处于同样发展阶段的国家相比，中国的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大约低了10个百分点。无独有偶，中国的城市化率大约也是比其他相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低了10个百分点。
中国城市服务业滞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为常见的解释是两个：其一，在最近10多年的时间里，持续的低利率（名义贷款利率减掉通货膨胀率之后的实际利率）政策降低了资本使用成本，鼓励了投资，相应的，使用资本更多的工业部门（尤其是其中的重工业部门）增长迅速，排挤了使用资本较少的服务业的增长；另一个因素是，收入分配中劳动所得的比重持续走低，这也成为制约老百姓收入增长和服务消费的重要因素。除了这些原因，中国的城市发展模式也要作检讨，如果不及早纠正敌视大城市的误区，仍在城市发展中追求低密度，这将贻害服务业的发展多年。
既然已经说到低密度的城市发展模式不利于服务业了，那么，我们不如就深入地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上海的杨浦大桥和翔殷路隧道连接着黄浦江以东和以西。这两条通道非常有趣，在早高峰的时候，是单向从浦西往浦东堵，反向则相对畅通，而在晚高峰的时候，拥堵的方向则正好反过来。换句话说，不少人住在浦西，上班在浦东，宁愿承受堵车之苦，也不搬家。
子女教育是影响居住选择的非常重要的因素。浦西是传统的市中心，优质的教育资源大都集中在浦西，结果，一些原本住在浦东的人，为了孩子也搬到了浦西。但问题还不仅限于此。
1990年代初，浦东刚刚开发的时候，上海流行一句话：“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20多年过去了，浦东已经今非昔比，浦东的房价也早已经追上浦西，金融区、自贸区、迪士尼都在浦东。那浦东还缺什么？如果你把这个问题拿来问上海人，估计很多人会说，浦东缺人气。
借用一个流行的句式，当我们讨论城市发展模式的时候，我们在讨论什么？对于现代城市居民而言，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到底是“生活在城市”，还是仅仅“活在城市”？这里涉及要讨论的两种城市发展模式。第一种城市发展模式，有很多窄马路，同时有个别宽敞的主干道。在这样的模式中，主干道是行车的，而一旦出现交通拥堵现象，车也可以开到窄马路上进行分流。我们往往认为宽马路可以缓解堵车，但事实上当马路太宽时，马路的条数也会相应减少，于是宽马路的堵塞因为缺少小马路进行交通分流而得不到缓解。
第一种城市发展模式的另外一个好处是窄马路适合人行走，为此，城市研究里已经有了一个新词，叫“宜于行走性”（walkability）。恰恰因为窄马路更适合人们行走，因而沿街人口密度更高。服务业有一个重要的概念：进门人口。高密度街区上，沿街人流多了，进每一家沿街商铺的人口就更多，通过城市发展中的分享效应，这个“进门人口”就可以支撑商铺投资的固定成本，沿街的商业就更容易发展起来。对比上海和北京，不难发现上海街道有很多窄马路，因此沿街商业比较丰富，居民生活半径比较小一点儿；但是北京道路宽，因此它的沿街商业相对比较少，服务业分布在一些点状的购物中心，要享受这些服务往往需要长途开车，而这种通勤需求的产生跟城市规划有关。如果人口密度较低，人口流量不够高，那么，有限的需求就不能支撑服务业经营的成本。相比之下，高密度且有很多小马路的城市往往在社区有更完善的商业配套和服务，人们没有太多开车出行的需求，可以减少城市的通勤压力。
“生活在城市”和“活在城市”是带点儿夸张的说法，不过，这两种模式即使在一个城市内部也同时存在。类似浦东的联洋社区。我指导过一个复旦大学的本科生团队做过实地的调研。这两个地方房价非常接近，但是田子坊有高密度的服务业，而浦东联洋社区里服务业密度就很低。晚上，浦西田子坊的饭店往往要接待几轮客人，但是浦东联洋社区的饭店上座率基本只有80%。高密度还带来了服务业多样性：浦西田子坊有超市、健身房、卡拉OK，但浦东联洋社区服务业的多样性就要差一些。联洋社区的人出行高度依赖于车，因为周边服务业配套不够。浦西田子坊社区的居民则更多依靠步行和地铁。而从消费的价格看，浦西田子坊社区由于人口密度高，对于社区周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增多，因此商品价格反而更低。用标准化的商品——水果——作为参照来看，浦西田子坊社区的水果既新鲜又便宜，而浦东联洋社区因为缺乏规模经济，水果相对不新鲜，价格也更贵。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水平的提高也导致消费结构的变化，特别是服务业消费在消费中的占比将越来越高。因此，联洋社区这样的低密度城市发展模式显然不能满足居民对于消费型服务业的需求，结果是，住在这样的社区，需要经常开车去较远的地方消费。
刚才我们比较了城市内部的不同社区，也比较了上海和北京之间的差别。其实，更为鲜明的对比是在中国城市和一些发达国家的城市之间。最近世界银行有一个研究中国城镇化的报告比较了世界上6个代表性城市的街区状况，其中有两个街区分别取自上海浦东和北京城北。这份报告统计了每平方公里交叉路口数量，在都灵、巴塞罗那、巴黎这样几个欧洲城市，每平方公里交叉路口逾百，东京银座每平方公里交叉路口可以达到200个。50在欧洲和日本生活旅游过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他们的城市保留了大量的小路，很多路都只有二车道。相比之下，中国城市规划却偏爱大路，上海浦东、北京城北每平方公里十字路口只有十几个。根据前文的分析大家可以理解，城市规划不是像人们想像的那样，似乎把路建得越宽越易于行车，城市拥堵就减少了；恰恰相反，高密度、马路多而窄的模式反而可以引导服务业多样性、生活的便利性和出行需求的减少，出行也更偏好步行和自行车。在欧洲城市，步行和骑车又重新开始取代原先开车的需求。从法国开始，城市建设起了公共自行车租用系统，鼓励人们少开车。
与发达国家新的城市发展理念不同的是，中国的很多城市仍然醉心于打造“花园城市”。如果将“花园城市”理解为花团锦簇、绿树成荫，这本身并不错。问题在于，很多地方将“花园城市”理解成了低密度和宽马路，特别是在新城建设中盲目追求宽马路、大广场和大的绿化带，这就错了。低密度和宽马路的模式适于开车，而不适于行走，这就导致马路两边的行人达不到服务业所需的“进门人口”。很多城市在建设新区的时候都追求低密度，结果发现服务业仍然在高密度的老市区发展得更好，就是这个道理。另有一些城市，连旧城改造也追求低密度和宽马路，结果是，很多老建筑和窄街道被破坏，市中心的消费型服务业失去了发展的空间。
低密度导致服务业供给不足，进一步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一方面，人们需要更多地开车去消费服务业，造成低密度社区与市中心的通勤压力，加剧交通拥堵和尾气排放；另一方面，低密度的社区本身则成了“睡城”，晚上黑乎乎的。在我们调研的浦东低密度社区，到了周末，很多人选择开车外出，到别的地方消费，反过来，本社区的服务消费受到制约，生活在这样的社区，生活变得更像是“活着”。
服务业与分工
服务业分为生产型服务业和生活型（消费型）服务业。相对来说，较高技能的劳动者更多地集中在金融、贸易、咨询这样的生产型服务业里，而较低技能的劳动力相对来说更多工作于生活型服务业。在我们掌握的劳动力市场调查数据里，如果将劳动者所在行业区分为体力型服务业、制造业和脑力型服务业的话，在更多用脑的专业服务业里，人均受教育年限为13年；在制造业里，这个数据是11年；体力型服务业的人均受教育年限是10.8年。
大城市对于大学毕业生有吸引力，有利于发展现代服务业。这里的政府和居民会想，我们的城市应该更多地欢迎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高技能者。这种想法不符合经济规律。欢迎高技能者，是否就意味着应该采取政策去“挑选”劳动者，限制低技能者落户本地呢？城市居民抱怨，周围怎么那么多外地人，而且很多都是文化程度不高的人；有些城市出于直觉，认为应该“以业控人”，在城市里要“淘汰落后产能”，而有些城市甚至采取切实措施，“清理低端产业”。
主张“以业控人”的人忘记了一件事，那些目前已经到城市来的人们，绝大多数人是因为城市对他们有需求才来的，这些外来劳动力的失业率远远低于本地居民。若不是因为有对于他们的需求，那么他们就找不到工作，也就不来了。
有人可能会说，产业升级了，不就不需要低端劳动力了？这是一个巨大的认识误区，一个城市的活力恰恰在于它的低端服务业。真实的情况是，高技能者和低技能者在一个城市中是“互补”的，这其中有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劳动分工。我在上文就曾提到过，在任何生产单位里面，都需要高技能劳动者和低技能劳动者相配套。比如在陆家嘴的金融街，除了需要高级白领以外，还需要清洁工和门卫。生活中，人的收入水平越高，就有更高比例的收入用于消费服务，包括在餐馆里吃饭或者请家政人员。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员往往都是相对来说教育水平并不高的人，这个时候社会就产生分工效应，一个地方的社会分工效应越强，低技能的劳动者越会从大学生的集聚当中获得好处。
第二个原因，人力资本外部性，不要觉得只有大学生和大学生之间是相互学习的，其实大学生也会对小学生产生知识的外溢。比如说，在外国人多的地方，一些服务业里的从业人员就会说外语。
第三个原因，消费的外部性。这与我讲的劳动分工有关系，高技能劳动力集聚的时候，产生很多生活里面的服务需求（比如餐饮和家政），提供这种服务的往往是低技能劳动者。
在不同的城市之间，通常是更大的城市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更高，那么，是不是大城市需求的低技能劳动者更少呢？不是这样的。我们的数据分析显示，恰恰是因为高技能劳动者在生产和生活中带动了对于低技能劳动者的需求，总体上来说，更大的城市中从事体力型服务业的劳动者比重更高。
同样的道理，即使在美国，高科技产业和制造业的发展也带来了对于服务业的需求，其中，很多服务业的从业者都只有高中以下的教育程度。美国的研究发现，城市中一个高科技产业的就业可以带动5个其他行业的就业岗位，其中，2个是相对高端的服务业（比如医生和律师），而另3个则集中在消费型的服务业（如售货员和餐馆服务员）。换句话说，高低技能的劳动力比例大致就是1:1的关系。制造业对于就业的带动力相对较弱，但一个制造业就业岗位的增加仍然能够带动1.6个本地服务业的就业
挑选劳动力技能的后果
我们运用中国数据作的分析显示，与小城市相比，大城市的制造业和体力型服务业中有更高比重的劳动力是大学毕业生。对此现象，可以说是“横看成岭侧成峰”。一方面，大城市的劳动生产率更高，理应所有产业都有更高的比重是大学生，换言之，同样的行业，大城市的产品或服务质量实现了升级；另一方面，这其中恐怕还有低效率的问题。
由于各个城市都给予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或一定技术职称的人）获得本地户籍的优先权，在户籍与福利挂钩的情况下，高技能劳动者受到了留在大城市的鼓励。结果呢？相对于低技能劳动力来说，高技能劳动力容易在大城市“供给过多”，于是出现大学生“工作难”、大量“低层次就业”（underemployment）的现象，比如说，大学生在做银行柜面的工作。
对低技能劳动者数量的限制，将减少体力型服务业的劳动供给，其结果就是此类服务价格上涨，比如说，上海的住家保姆月薪已经超过香港菲佣价格。进一步的结果就是，此类服务的需求相应下降，服务需求得不到满足的高技能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和生活质量下降。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其收入高，必须大量消费服务，如果一个城市的服务价格贵，这样的城市在全球人才竞争中的吸引力也就随之下降。在我参加过的一个会上，有位在上海生活多年的香港籍人士发言说，他访谈了一些曾在上海工作，后来又离开上海的外籍及港籍人士，问怎么才能让他们留在上海。受访者的回答让人大感意外，但又在情理之中，他们说，关键是让太太和孩子能够留在上海才行。外来高端人才的太太和孩子的生活当然是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比如空气质量、外语服务、双语教育。但不可忽略的是，价廉物美的生活服务业是提高生活质量的重要方面，这是人才公寓之类的硬件不能替代的。一个定位为国际大都市的城市，要吸引人才，靠的应该是服务和生活环境，这样的城市需要花力气吸引的人才不会住不起公寓。
城市都喜欢高技能者，采取一些措施来吸引人才，比如对创业的扶持，这对于发展城市来说是必要的。一些城市型的国家（如新加坡）更是直接采取了倾向于高技能者的移民政策。但是，同一个国家内部的城市之间，却不应照搬一个国家对外国移民的政策。在吸引高技能人才的同时，如果采取政策限制低技能者进入，这不仅妨碍了公民的自由迁徙和居住权，而且在采取这样政策的城市也会出现低技能劳动力短缺、工资上涨的怪现象。
最后让我们来谈一谈公共政策吧。人们往往容易看到城市扩张出现的各种问题，比如拥挤和污染。但是人们往往看不到，在大城市所承受的拥挤和污染，恰恰是人们为获取更好的工作机会和更好的生活品质所付出的代价。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先说“让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因素，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之后才说“要严格控制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这个次序的先后是有含义的，任何控制人口规模的措施，必须尊重市场配置资源的基本规律，而不是去逆转这些规律。从这个角度出发，任何控制人口规模的政策最多只能是在短期里作为应急措施，因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的增加在技术上是不可能一夜之间完成的。即便是这样应急性的控制人口的政策，也只能是适度缓解人口增长的速度，而不可能让特大城市的人口负增长。更不应该通过加重对外来人口的公共服务歧视，来增加他们生活在城市的成本。从长期来看，正确的政策只能是适应人口增长的趋势，不断地增加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在不妨碍城市发展的情况下，缓解拥堵和污染的问题。而在经济增长缺乏动力的背景下，恰恰是这样有利于缓解城市病的投资才是拉动增长的有回报的投资。
当然，我也要说，在控制大城市人口增长这件事上，中国并不孤单。看看印度吧，这个人口大国长期以来也采取措施限制大城市的发展，把政府控制的产业往中小城市搬。结果呢？大城市还是在发展，只是他们的大城市发展的产业结构大量是信息技术等产业，这些产业吸纳农村移民的能力不强。结果就是，印度成了“两个印度”，城市并没有充分发挥创造就业的功能，而落后的农村没有分享现代经济增长的成果。和中国一样，印度的城市化明显滞后于它的工业和服务业发展。
我想，只要尊重科学和历史经验，不难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通过行政手段控制城市的人口规模，这样的做法没什么国际经验，即使有，也来自屈指可数的第三世界国家。大约在半个世纪以前，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写下《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The Death and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她的斗争对象就是当时追求低密度的美国城市规划学界，历史证明，简是对的，美国城市正在为低密度而支付昂贵的代价，也驱动人们重返高密度且更有活力的大城市。透过现象看本质，这背后只是两个大字——“人性”。陶渊明曾有诗云：“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这是千百年来最好的诗之一，现代人何妨作这样的解读：偶尔厌倦了大城市的各种“病”，那就去用内心的安宁来治疗，“心远”即可，而未必是归隐山林，更不是把城市硬建得像农村一样低密度。总之，大城市的活力在根本上来源于人性。
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害怕孤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