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8年以来，美国连续推出针对印太战略的各项具体措施，对“印太”以及印太战略的讨论也随之从概念界定转向战略设计的种种分析。种种迹象表明，亚洲似乎进入了“印太时代”。
印太国家十分关注印太战略。印太战略出现了日本版、美国版、澳大利亚版、印度版以及东盟版等诸多不同版本的演绎，尤其基于日本版与美国版印太战略而形成的日美版印太战略的推出，对印太地区的经济安全局势产生了重大影响，给美日同盟本身也带来了新的深刻影响。
一、日美版印太战略的形成与发展
“印太”，最初是跨越印度洋和太平洋两个地区的地理概念。作为地缘政治概念的“印太”，一种比较客观的说法是，2007年，由印度海洋战略家Gurpreet S.Khurana在《海上通道安全：印度—日本合作的前景》(发表在《战略分析》杂志)一文中提出。
美国总统特朗普使用的印太战略，主张美国与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等国家一起，结成连接美国和印太地区的国家利益共同体。2017年11月6日，特朗普在访问日本期间，与日本共同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标志着日美版印太战略正式形成。
美国版印太战略的形成过程。长久以来，美国十分重视印太地区的战略利益。印太地区从印度西海岸一直延伸到美国西部海岸，包括美国7个条约盟国中的5个，即澳大利亚、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此外，在全球16条海上通道中，印度洋地区拥有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马六甲海峡、巽他海峡和望加锡海峡等5条重要通道。对于美国来说，控制印度洋对执行其全球战略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美国对印太地区的关注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1966年，英国与美国达成协议，允许美国国防部以军事用途租赁英属迪戈加西亚岛50年，并可延期20年。次年，英国陆续从苏伊士运河以东撤军，美国确立了其在印度洋的地位，印度洋的霸权地位从英国转移到美国。美国进入了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保持霸权的时代。
美国版印太战略在形成过程中，出现了从概念界定到战略定位的转变。
第一阶段，提出印太概念。早在2007年，美国小布什政府就在其《21世纪海上合作战略》中宣称，美国的战略重心将由大西洋和太平洋转向太平洋和印度洋。2010年以来，奥巴马政府强调要从印太战略框架看待和处理其亚太政策，期待在西太平洋上日本的参与，期待印度的参与。
2010年，美国国防部发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提出，印度已经成为印度洋以及更广阔地区的“安全净提供方(Net Security Provider)”。2011年7月20日，国务卿希拉里在印度访问时表示，“美国鼓励印度不仅仅是看东方，而且要在东方有所行动”。
此后，美国加强了对“印太”概念的阐释与运用。例如，2013年4月9日，时任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塞缪尔·洛克利尔海军上将提出“印太亚洲为什么如此重要”，首次提出了“印太亚洲”的概念。2015年1月，美国和印度共同发布了《美印亚太和印度洋联合战略愿景》。
从“亚太”概念扩展为“印太”概念之后，美国开始着力强化在印太地区的战略部署，加强与日本的同盟关系，提升印度为新兴合作伙伴，改善和缅甸的关系，并开始在澳大利亚驻军。
第二阶段，确立印太战略。2017年以来，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逐步成型固化。特朗普上台之后，强调“印太地区”对维护美国国家安全的意义，把在亚太的战略部署扩大到整个“印太区域”，将以往的两洋战略(太平洋和大西洋)扩展为“印太”和大西洋。
2017年10月18日，时任国务卿的蒂勒森发表题为《确定下一个世纪我们与印度的关系》的演讲，首先提出“自由而开放的印太”这一概念，预演了特朗普总统关于印太战略的基本构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发挥美印经济的比较优势，促进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尤其南亚地区的互联互通和经济增长；第二，美印联手推动实现印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第三，构筑“印太再平衡”的同盟架构，将日本、澳大利亚都纳入这一体系。
2017年11月5日至14日，特朗普在亚洲访问期间正式推广“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新构想，从而正式确立了“印太”作为战略的定位。在访问日本期间，在东京横田基地的演讲中，特朗普指出，“印度洋—太平洋地区许多国家的繁荣，得益于美国现役军人和我们的盟友所做出的牺牲”。此后，特朗普总统11月10日在越南参加APEC峰会时强调，“美国将与印度太平洋地区各国加强联系和友谊，以建立我们新的贸易关系”。
此后，美国官员在各种场合具体介绍关于印太战略的设想。例如，2018年6月1日，在第17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马蒂斯介绍了美国的印太战略，指出美国印太战略基于“有原则的现实主义”，目的是构建“平安、安全、繁荣、自由的印太地区”。
由上所述，美国版的印太战略仍然处于顶层设计的阶段，其内涵、目标、远景等具体内容仍在不断完善中。
日本版印太战略的形成与发展。与美国相似，日本也十分重视印度洋的地缘战略作用。日本对印度洋的关注，首先是重视保护海上运输生命线的安全，其次是重视印度洋重要的战略价值。
自2007年始，日本不断推出“印太”概念，推进印太战略。例如，2007年8月22日，安倍晋三首相访问印度时提出“两洋交汇”主张，声称“太平洋和印度洋正作为自由与繁荣之海带来富有活力的结合……通过日本与印度的联合，‘扩大的亚洲’将美国和澳大利亚包括其中，便可发展成为一个覆盖太平洋的宽广网络”。安倍强调，“日本当前的外交政策追求建立一个‘自由与繁荣之弧’，而印日战略伙伴关系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2016年8月27日，安倍首相在第六届非洲发展大会上正式提出了“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构想，即“日本对于太平洋和印度洋、亚洲与非洲之间的自由与法治支配，培育市场经济负有责任”。2016年9月，安倍与莫迪会谈之后发布公报，首次使用“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这一表述。2017年9月，安倍晋三访问印度期间，日印发表《致力于自由开放繁荣的印太》联合声明，双方还提出要大力建设“亚非增长走廊”，扩展在肯尼亚等东非国家的经济影响力。
根据安倍日本版印太战略的设想，日本和美国以及印度和澳大利亚等四国共同努力，并联合其他亚洲国家一起进行区域合作，其关键是共享、拥护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市场经济，捍卫基本人权和法治的“普遍价值”。基于该设想，日本强化了从西太平洋到东南亚、印度洋直至非洲的地区安全保障关系。其印太战略的具体实施手段：通过自卫队参加演习、访问各国港口等方式，呼吁建立“海洋亚洲”，开展各种支援事业加强伙伴国家的能力、强调航行自由、和平解决争端等。
日美版印太战略的形成与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出现了从亚太地区到印太地区观点的转变。与美国相同，一方面，安倍称赞印度的“东向行动”政策；另一方面，日本表示需要加强与印度的合作。
但是，2010年以来，奥巴马政府提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依然着眼于亚太地区的战略推进。日本期待美国发挥主导力量，引导其倡导的“印太”概念落实到印太战略，以便推动印太战略的地区影响力。为此，2013年9月25日，安倍访问美国时指出，“为构建印度洋和太平洋世纪，日本和美国应该齐心协力”，但奥巴马政府依然坚持“亚太”战略。出于配合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需要，2013年12月，日本首个《国家安全战略》依然多处使用“亚太”一词，而没有使用印太概念。
自2017年1月以来，新成立的特朗普政权多次抨击奥巴马此前的政策，急需提出与奥巴马不同的亚洲政策主张，但苦于难以确定适当的提法。2017年11月，特朗普决定访问亚洲。日本政府提议特朗普利用这次访问机会启动亚洲政策，推出印太战略，为此日本进行了大量的说服工作。
受到日本政府提案的影响，在特朗普总统访问亚洲之前的10月中旬，国务卿蒂勒森在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进行演讲，舍弃传统的“亚太”概念，反复使用“印太”一词，强调其重要性。2017年11月6日，安倍首相与特朗普总统终于达成一致，提出日美主导、共同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特朗普指出：“我将与日本建立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安倍在峰会后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说：“我们同意加强合作，以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基于上述倡议，日美版的印太战略随之出台。
从上述日美版印太战略的形成发展过程来看，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战略构想阶段，“日主美从”。所谓印太战略，最初不是由美国而是由日本提出的。如前所述，自2007年以来，在延续“自由与繁荣之弧”战略的基础上，安倍首相一直主张印太战略，并与美国反复进行政策沟通，但由于种种原因搁浅。直至2017年11月6日，特朗普与日本共同推出了“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在此过程中，日本起到了极大的引导作用，使得美国自奥巴马政府以来关于印太地区的概念性政策讨论逐步走向战略层面，并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得以落实。
日本版印太战略基于“自由与繁荣之弧”构想。安倍首相在2007年第一任期内发起了类似于印太战略的“自由与繁荣之弧”构想，以自由、民主、市场经济等为口号，主张连接北欧到波罗的海三国、中亚、印度和东南亚等弧形地带。印太战略与“自由与繁荣之弧”战略的共同之处是“冷战思想”。“自由与繁荣之弧”意图形成针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包围网，而印太战略则意图围堵中国的“一带一路”。从本质上来看，“自由与繁荣之弧”构想更加偏重日本的自主要求；印太战略则淡化针对俄罗斯的色彩，撇开中亚问题，更加接近美国“再平衡战略”的要求。
第二阶段，战略实施阶段，“美主日从”。自特朗普正式宣布印太战略后，
自由主义理论在支持印太概念和印太战略上面临两个问题。其一，世界经济发展的重心其实还在亚太地区，而非印太地区。虽然近年来，印度的经济发展速度颇快，但直到2016年，印度的国民生产总值(GDP)还仅仅是中国的1/5。此外，南亚地区国家经济相互依存度也比东亚国家低得多。比如，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南亚国家间贸易占其总贸易额的比重低于5%。相比之下，东亚国家间的贸易额占其总贸易额的35%。而经济一体化程度最高的欧盟国家间的贸易额则达到总贸易额的60%。由于南亚国家间经济一体化程度较低，很难想象南亚国家挑起推动“印太”地区经济合作的重任。相反，南亚地区国家的加入可能严重影响和拖延本来朝气蓬勃的东亚经济合作和一体化进程。因此，促进地区经济合作和发展很难成为支撑印太概念和印太战略的理由。其二，所谓印太概念后面的“机制化”逻辑其实面临更大的问题。一方面，一些自由主义学者指出，由于印太地域广泛，没有一个地区机制可以涵盖整个印太地区。但另一方面，如上所述，一些学者认为印太地区的机制化基础来自于东亚峰会的自然延伸。首先，这种将印太概念认为是东亚峰会延伸的看法，本身就存在逻辑上的出入。因为，东亚峰会只是接纳了印度为成员国，而不是整个南亚地区国家。相反，目前比较流行的印太地域概念却是将整个南亚地区合并到原有的亚太地区。因此，很难将东亚峰会的扩大算成是印太地区机制发展的成果。除此之外，东盟领导的亚太地区机制化合作，包括东亚峰会本身，由于不能有力地帮助地区国家解决经济危机和地区挑战，也面临着很多批评和指责。
如果寄希望于东盟挑起印太地区机制化合作的重任，的确有强人所难和不现实的感觉。
一些建构主义学者希望用共同价值、观念和认知来充实印太概念和印太战略。西方的民主价值以及身份认同就成为将印太概念支撑起来的主要工具。比如，2007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印度国会的演讲中，重点提到了印度和日本的全球战略伙伴关系是建立在“共同拥有的以自由、民主和人权为主的价值观”基础之上。在 2012年12月，安倍还提议成立印太地区的“民主安全钻石”——一个以共同价值观为基础的战略同盟来平衡中国日益增长的海军实力。西方的“民主”成为将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可能还有菲律宾，都囊括在内的一个关键词，而这个关键词也赋予了印太战略一个共同的身份认同。澳大利亚2016年的国防白皮书也明确指出，澳大利亚将致力于同分享公共价值观(西方民主)的国家一起维护印太地区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建构主义理论在构建印太概念和印太战略中面临三个难题。一是西方的民主政体和民主观念在印太地区，以至于世界范围都面临挑战和收缩。正如美国研究世界民主浪潮的专家莱瑞·戴尔蒙指出的，“在2000年至2015年期间，西方的民主体制在27个国家崩溃，其中包括肯尼亚、俄罗斯、泰国和土耳其。更让人担心的是，西方的民主体制在全球范围内好像正在失去感召力，一些新兴民主国家的政府不能满足其国民在自由、安全以及经济发展方面的要求，而一些所谓的成熟民主国家，如美国，也同样面临民主功能失调的尴尬境地。”西方民主在世界范围内的“退潮现象”严重挑战了一些国家试图通过强化“西方民主价值观”的方式，来促进印太地区国家间合作的想法。虽然日本的“民主安全钻石”可能不受影响，印太地区很多国家都不奉行严格意义上的西方民主式的政体。因此，这种以“民主价值观”为合作基础的印太合作机制不但不会促进印太国家间的合作，而且可能增加彼此间的分歧。
二是以共同价值观为中心的建构主义观点一直强调构建所谓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印太合作框架。然而，如何定义规则，什么是印太地区应该有的规则，什么是应该摒弃的规则，这些在印太概念的支持者中尚未达成明确的共识。在亚太地区，随着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主义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以“东盟方式”为基本行为和决策原则的地区规则。在印太地缘概念中，南亚国家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彼此间矛盾重重(尤其是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并不存在一个各国都接受的行为准则。当然，我们可能希望“东盟方式”被南亚国家渐渐接受，但这种想法即使不是海市蜃楼，也将需要很长时间才可能实现。除此之外，在领土和领海争端中，各国根据各自不同的国家利益对所谓的国际法和国际规则进行诠释，也导致所谓的“国际规则”很难在国家间达成共识。
三是即使所谓的“印太核心国”也仍未在观念上对印太的地缘概念和战略影响达成一致。比如，美国将印太地缘概念定义为美国“轮辐安全同盟”向印度洋上的延伸。澳大利亚一直寄希望于在印太地区占据中心甚至是领导地位，因为从地缘政治上看，澳大利亚同时面向太平洋和印度洋。在印太战略格局中，印度好像被其他国家推到了制衡中国的前线，但印度似乎还没有做好充当“反华马前卒”的准备。对于日本来说，它所谓的“自由和开放”的印太战略就是为了平衡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然而，日本这种战略平衡观念却得不到澳大利亚和印度的公开支持。因此，由于在印太地缘概念和战略目的上的差异，试图通过共同价值和共享观念来构建“印太”的提议和想法都将面临巨大困难。
二、制度制衡理论与美国印太战略
综上所述，国际关系的三种常用理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在解释印太概念和印太战略上都有缺陷。国际关系理论上的缺陷似乎并没有阻止印太概念和印太战略在地区事务中的再次兴起。尤其是在特朗普执政以来，美、日、澳、印似乎重新开始了新一轮印太战略的炒作。如何理解印太概念和印太战略的产生及其影响，已成为中国制定相应政策的关键。
本文以制度制衡理论为基础对印太概念和印太战略作出全新诠释。制度制衡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在经济相互依存度不断加深的全球化背景下，各个国家倾向于通过在多边机制中的竞争来追求其权力和影响力的最大化。而国家在多边机制中的竞争是通过“制度制衡”来实现的。制度制衡理论也被称为“制度现实主义”，是建立在现实主义理论框架下的中层理论。制度现实主义是一种现实主义理论，强调竞争而非合作是国家在无政府国际体系下的常态，同时又强调制度可以成为一种帮助国家竞争权力和影响的工具。和军事制衡一样，国家可以通过制度制衡来追求安全和发展。2008年以后，笔者以亚太地区国家间在安全、经济和外交领域的制度竞争为研究对象，通过一系列的案例分析，不断推动制度制衡理论的发展和完善。
制度制衡理论提出，国家间的制度制衡具体包括三种类型，分别是包容性制度制衡、排他性制度制衡和制度间制衡。包容性制度制衡是指将制衡的目标国家纳入多边制度的战略。这个多边机制的规则及规范将被用来约束和塑造目标国家的行为。举例来说，东盟地区论坛的建立被解读为20世纪90年代地区国家约束中国并使其社会化的一种政策选择。排他性制度制衡是指从现有制度中将制衡目标国排除在外的战略选择。这一机制的凝聚力和合作将对制衡目标国施加压力或抵消目标国所带来的威胁。亚洲金融危机后，东盟“10+3”机制就是亚洲国家对美国采取排他性制度制衡的一个范例。制度间制衡是制度制衡的扩展形式，这种制衡策略可以是包容性的，也可以是排他性质的。制度间制衡的独特性并不在于制度制衡的目标，而在于制度制衡的方式。采取制度间制衡战略的国家不仅支持新制度的建立，还试图使用这个新机制来替代既有的旧机制，而不是推动新旧制度的共存。
通过制度制衡理论，我们可以从三个层次分析印太概念和印太战略的兴起。首先，美、日、澳、印所倡导的印太地缘概念和随之而来的印太战略是这些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采取的制度制衡战略，而这种制度制衡的目标是中国。由于中国在地区事务中实力的不断增长和崛起，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疑虑也随之上升。虽然中国一贯奉行和平发展道路，但其与美国及其地区盟友之间的矛盾却是结构性的，即不是中国一个国家通过和平外交政策可以改变的。因此，从理性选择的角度出发，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在2008年以后，加紧了对中国崛起的制衡。从奥巴马到特朗普，美国对中国的政策逐步由接触到制衡，甚至到了对抗的程度。这一点从特朗普在其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国定位为“战略对手”就不难看出。同理，日本对中国的防范之心，与美国相比有过之无不及。原因也很简单，作为中国的邻国，日本将是第一个受到中国崛起影响的国家。2010年，中国在国民生产总值上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出于历史原因，中国和日本还存在领土争议，这更增加了日本对中国的担心。澳大利亚作为美国的盟友，一直奉行“唯美是瞻”的安全战略。因此，其对中国的安全敌意主要来自其与美国的盟友关系。印度对中国的态度与日本相似，因为印度也是中国的邻国，并且还存在没有解决的边界问题。
虽然如此，这四个国家并没有依靠军事手段制衡中国的“潜在威胁”。主要原因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与这些国家的经济相互依存度不断加深，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贸易国，中国是这四个国家最重要的贸易和经济伙伴之一。所以，任何军事制衡和军事对抗都将会给这些国家的经济和贸易带来巨大损失。因此，这些国家理性地选择了制度制衡战略，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制衡。然而，这并不是说，这些国家会对中国放弃军事制衡手段。相反，美国及其盟友可能会不断加深军事同盟合作，来防范和制衡中国在军事上对它们造成的威胁。在印太机制下，这种军事合作还没有发展到军事同盟的程度。2017年，美、日、澳、印重新开启曾经搁置10 年之久的“四国安全对话”。虽然参会人员级别较低，但可以预见这四个国家在安全上的合作将在今后不断加深。
其次，印太机制的兴起是这些国家对中国实施的排他性制度制衡，其目的是通过建立排除中国在外的印太机制来平衡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这种印太机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制衡中国。一方面，由于这种机制具有排他性，中国将在地区事务中处于一种孤立状态。通过这种孤立形式，这些国家希望可以迫使中国在一些地区事务上作出让步，用以打破这种孤立。另一方面，这种排他性的机制可以通过增加机制内国家间的合作与协调，形成机制共识，以对付机制外的“共同对手”，即中国。这种机制内的协调可以是安全方面的，也可以是经济方面的，也可以两种兼顾。总之，机制内国家间的合作越紧密，其对机制外国家的制衡程度就越高，效果也就越好。最后，印太机制的不断完善可能会给中国崛起造成艰巨挑战。2018 年以来，特朗普政府执意对华发起贸易战，通过增加巨额关税对华施加压力。在这一背景下，美国没有太多的精力投入到印太机制的战略建设之中。但是，短期内中美在贸易问题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如果贸易纷争告一段落,美国仍然会继续选择推进印太机制，以达到借助制度安排和盟友协作来约束中国的目的。印太机制的继续发展可能从三方面给中国崛起设置障碍。其一，美国和日本已经表示，印太机制国家中的合作可能包括在地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方面的融资和建设。如果印太机制向基础设施建设方向发展，将与中国“一带一路”的建设和投资形成竞争。这种竞争可以是良性的，但无疑给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增加了不必要的难度。此外，在经济领域，印太机制也有向小自由贸易区发展的可能，其合作模式可能是美、加、墨重新签订的北美自贸区的形式。印太自贸区一旦形成，极有可能对中国对外贸易产生冲击。其二，印太机制内国家可能不断升级安全合作。如上所述，“四国安全对话”在2017年已经重启，而且海洋安全方面的合作不断深化，联合军演时有发生。此外，这四个国家可能会在南海和东海海洋权益与领土争端问题上，加强协商、统一立场，甚至集体行动。比如，如果这四国或者印太机制的三国在南海实现联合巡航，可能会严重挑战中国在南海的正常权益。
其三，如果印太机制不断扩大，地区一些重要国家可能会加入，比如印度尼西亚。出于印太机制可能对东盟在地区合作和地区多边主义发展中的领导地位造成挑战的考量，东盟在整体层面对印太机制的疑虑较多，以观望为主。但是，作为东盟潜在领导国的印度尼西亚却对“印太”这个地缘概念及其战略意义非常重现。其领导人寄希望于印尼能在印太机制的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以提升其在地区事务中的领导地位。因此，在印尼和一些亲美东盟国家(如新加坡)的运作下，不排除东盟改变其排斥印太机制的态度。如果东盟集体靠近印太机制，中国在地区事务中很有可能被孤立，或者被边缘化。
面对中国持续快速崛起，奥巴马和特朗普时期的美国分别尝试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和印太机制对中国进行排他性制度制衡，但尚未上升到全面对抗和军事制衡的地步。为了化解这种排他性制度安排对中国崛起造成的阻碍，本文依据制度制衡理论提出三项政策建议。
首先，采取分化政策，瓦解印太机制内合作的形成和升级。现在中国国内有一种观点，认为印度是印太地区合作的关键。因此只要做好印度的工作，中国面临的来自美国的印太战略压力即可不攻自破。中印关系的缓和的确会削弱美国印太战略对中国的压力。然而，如果仅仅依靠缓和中印关系，中国的应对政策就会显得太过被动和单一。中印关系的缓和不仅仅依靠中国单方面的努力，另外将所有希望都放在印度态度的转变之上，中国可能要付出不必要的让步和代价。印度领导人也明白其在美国印太战略和印太地缘政治中的重要性，因此极可能在战略上两面逢源，在中美之间不但寻找战略平衡还会从双方赚取战略好处和战略资源。因此，中国的分化战略不能以印度为中心。相反，中国要广撒网，积极发展与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双边关系。
2018年10月底，安倍成功访华，中日关系积极改善。安倍是印太概念的倡导者，也是四国基础设施投资基金以及“四国安全对话”的牵头人。改善与日关系，将会缓解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压力。2018年11月初，澳大利亚新外长也访问北京，希望改善与中国的双边关系。2019年澳大利亚将迎来大选，如果目前的在野党工党上台，由于经济上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寻求改善与中国的关系。这将是中国分化印太机制压力的最好时机。中国应该明确反对排他性“四国安全对话”的进一步发展。2008年，来自于澳大利亚工党的陆克文曾经因为中国的反对，主动退出美国所倡导的“四国安全对话”，这导致“四国安全对话”机制停摆长达10年之久。虽然中国不必寄希望促使澳大利亚新政府主动退出“四国安全对话”机制的历史重演，但也应该借澳大利亚政府急于修复对华关系的契机，有效地削弱“四国安全对话”的进一步发展。
其次，中国应主动出击，以相应的制度制衡战略来化解美国印太战略和“四国安全对话”的压力。中国可以进一步加强与东盟的关系。近年来，东盟的战略地位在大国竞争中似乎有些下降，这也是为什么印度尼西亚考虑与美国的印太战略接轨，以实现其超越东盟的地区领导目的。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东盟大部分国家对印太概念和印太战略表现冷淡。所以中国应主动加强与东盟的关系，并帮助东盟重新拾起领导地区多边机制建设的信心。加强与东盟的合作，中国就要在南海的行动上有所缓和，与东盟早日签署“南海行为准则”，提升与东盟的战略互信，加强东盟“10+3”、东盟“10+1”、东盟地区论坛以及东亚峰会在地区多边机制中的重要作用。通过活跃和提升这些已有多边机制的作用，中国可以成功削弱和限制美国印太战略的地区建设，尤其是“四国安全对话”在地区安全事务中的影响。这是制度制衡战略中“制度间制衡”的战略应用。
最后，中国还应该主动联合东盟一些国家的力量，提出加入“四国安全对话”机制，并扩大印太机制。这是依据包容性(参与性)制度制衡理论所制定的战略应用。通过扩大安全对话的范围和参与程度，中国一方面可以参与协商议题的制定和讨论范围的限定，有利调控安全对话对中国的影响和压力。另一方面，越多的国家参与就越会削弱美国在安全对话中的重要性和控制力。对于美日提出的建立印太基础设施建设基金，中国应积极支持。安倍访华的一个外交成果就是中日双方达成了在第三国进行基建合作的意向。所以，中国不应排斥或反对美国与其盟国所倡导的在基础设施项目上的投资。相反，中国可以考虑将“一带一路”与印太机制接轨，通过美国和日本的资金和管理经验，分散中国单独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风险。可以参考中国建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经验，逐渐实现中国基础设施建设上的多边化和国际化，这样可以规避西方在“一带一路”项目上的无端指责和指手画脚，并增强中国在多边机制和全球治理中的领导经验。
美国及其盟国所倡导的印太地缘概念及其相关的印太战略已经导致中国所面临的地区安全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由于中美之间不可调和的结构性矛盾，美国已经将中国视为最主要的“竞争对手”。特朗普发动的贸易战仅仅是中美全面对抗的开始。美国还将在其他方面对中国的崛起进行遏制和打压。由于目前中美在经济和贸易上还具有高度的相互依存，美国及其盟国对以军事手段遏制中国的战略还有所顾忌。因此，中国需要积极开放经济领域，不断加深与美国及世界其他各国的经济相互依存，这样才能避免中美两国陷入美苏形式的“新冷战”。
然而，经济相互依存的深化并不能从根本上化解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美国所倡导的印太战略实际上是美国及其盟国对中国崛起实施的排他性制度制衡。其目的是通过美、日、澳、印在印太机制中的实施的经济和安全合作，制衡和限制中国不断增长的地区影响力。这种排他性制度制衡不但可能会让中国在地区外交中深陷孤立境地，而且可能产生地区连带作用，鼓励一些与中国有矛盾和争端的国家主动挑战中国。因此，中国应尽早做好战略上的准备，防范美国印太战略对中国在地区安全和经济合作上的负面影响。
从制度竞争理论出发，中国应考虑机制分化策略，通过改善与印度、日本及澳大利亚的双边关系，实现瓦解美国的印太集结。同时，中国需考虑加强与东盟的关系，通过大力支持以东盟为主的亚太多边机制建设，来削弱以美国为主的印太机制。这是制度制衡理论中制度间制衡的战略应用。最后，中国可以实施包容性制度制衡战略，通过主动参与和加入印太机制的建设，来弱化印太机制中对华的针对性并化解敌意。通过扩大“四方安全对话”，中国可以积极影响地区安全议程的制定和实施。如果中国可以将“一带一路”倡议与印太机制中的基础设施建设基金项目相结合，这不但可以促进中国“一带一路”项目逐渐走向国际化和多边化，还可以提升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影响。虽然中美关系面临结构性的矛盾，由于核武器的相互威慑，以及经济相互依赖所产生的高价成本，使得直接的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较低。所以，制度制衡将是美国与中国进行战略博弈的主要形式，而围绕印太所进行的各种形式的制度制衡，将是影响中国在地区以及世界范围内能否实现和平崛起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