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6日下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第139次“朗润·格政”讲座在北大国发院朗润园举行。本次讲座邀请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首席经济学家Gita Gopinath教授，就全球贸易问题以及汇率在外部账户调整中的作用等问题带来她的分析和解读。讲座由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教授主持，点评嘉宾为北大国发院副院长黄益平教授。
姚洋教授在开场致辞中介绍，Gita Gopinath教授生于印度，2001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之后就职于芝加哥大学，2005年进入哈佛大学任教。她在国际金融和宏观经济方面有广泛的研究，出版了很多顶级的论文和专著，是《国际经济手册》联席编辑、《美国经济学评论》杂志联席编辑、《国际金融杂志》总监。她担任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国际金融与宏观经济项目副主任，因此和北大国发院有一定的渊源。2009年她第一次到访中国，作为NBER代表团成员参加NBER与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的年度会议。
Gita Gopinath教授也是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计量经济学会会员，曾获华盛顿大学杰出校友奖。2009年《外交政策研究》将她评为全球顶级思想家，2011年被世界经济论坛选为青年全球领袖，2014年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评为全球45岁以下的前25位经济学家， 2019年1月出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
因此，她的分享非常值得期待。
Gopintath教授的演讲分为两部分，首先分析贸易问题，接着探讨汇率问题。在当前国际局势下，存在贸易紧张、贸易争议，货币战等，因此上述两个问题是紧密相关的。
全球贸易形势下滑
Gopintath教授指出，世界商品贸易的总体状况在不断恶化，尤其是与2016年相比，目前又进入了一个新的负增长阶段。数据显示，全球很多国家的进口都在下滑，欧元区、美国、中国、亚洲新兴国家、拉美等都呈整体削弱趋势。
造成全球贸易下滑的主要因素有两个：一是贸易局势的紧张，二是汽车行业的萎缩。汽车贸易在全球商品贸易中占比很大，也是全球价值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近期德国推出了更严格的排放标准，中国的排放标准也在收紧，再加上相关优惠政策的退出，种种因素导致了汽车行业发展的急剧放缓。
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情况在日益分化，很多国家制造业疲软，而服务业保持强劲势头。重要原因之一是政策不确定性、政治不确定性和地缘政治紧张的影响，使得投资者在制造业投资的意愿大幅降低。
中美贸易紧张态势的影响
中美之间的贸易量在下降，不仅是中国在美国进口中所占比例在下降，美国在中国的进口中所占比例也在下降。尤其是美国宣布加税的商品类别，贸易下滑的幅度非常显著。另一方面，较多依赖国际贸易的行业在股市上的表现都很差，明显低于大势。
中美贸易紧张还有一个影响是造成了价格的扭曲。以大豆价格为例，在中国对美国大豆加征关税之前，美国大豆的出口价格和巴西大豆的出口价格是同步波动的；中国加征关税之后，美国大豆的出口价格低了很多。2018年12月，中美两国在阿根廷二十国峰会上达成共识，中国重启进口美国大豆，美国的大豆价格又相应升高，逐渐与巴西大豆价格趋近。而近期由于中美贸易再度紧张，这两个价格曲线又开始分化。
贸易紧张导致贸易转移
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减少了，这促进了美国国内的生产，还是转向了从其他国家进口？观察美国2018年公布的对中国160亿美元的加税清单，可以看出美国在这个类别上的进口总量在2018年9月至10月反而增加不少，只是进口渠道转向了墨西哥，而美国国内生产并未增加。
其实，在大多数商品类别上，我们都观察到贸易的转移。2019年上半年同2018年同期相比，向美国出口商品的国家中，中国的份额减少了，而欧盟、墨西哥、日本等国的份额增加了，这就是贸易的转移。只在少数产品类别上出现了美国国内生产增加的情况。
关税不能解决贸易逆差
对比美国2019年上半年与2018年同期商品贸易收支情况，可以看到增加关税对贸易额影响并不大，因为影响供求关系的要素很多，并不仅仅是关税。美国的贸易逆差情况并没有得到改善，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虽有减少，但幅度很小，而对欧盟的贸易逆差增加了。整体而言，美国和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存在贸易逆差，总量仍然非常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月份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也指出，双边贸易关税的增加不会改善贸易收支。如果每个国家为了自我保护都增加关税的话，理论上会到达一个所有国家都没有贸易逆差的点，但那是一种很难达到的极端状态。
加征关税的成本由谁承担？
加征关税之后，是谁承担了关税成本呢？出口方和进口方通常是共同承担，但在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的案例中，成本主要由美国进口商承担。
数据显示，在美国对来自中国的340亿、160亿、2000亿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之后，同样的商品类别，美国从其他国家进口的价格变化不大，但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价格出现了激增，增加关税的80-90%部分其实都是由美国进口商承担。
贸易摩擦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影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了加征关税对于价格、贸易量、贸易分化的影响，并分析了对全球GDP的影响。结果显示，全球GDP会在2020年放缓0.8个百分点，这是2018年和2019年的加税累计对2020年世界经济体所产生的影响。相对来说，其中中国受到的影响更大，达到2个百分点，美国是0.6个百分点，影响相对较小。这是由中国的经济外部性更强、消费者信心、金融市场的反应等等因素共同决定的。
研究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受影响的程度会逐步减小，因为等初期的冲击过去了，人们适应了新的贸易环境，整个供应链也会发生变化，而公众的信心受影响的幅度也会改善。
Gopinath教授认为，全球经济增长面临的最大风险是贸易的不确定性。PMI投资类产品下滑，工业类产品如机床也呈下滑态势，这些变化都对全球经济和贸易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这也再次显示出贸易脱钩对制造业产生的影响，也进一步加剧了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分化。
目前贸易摩擦也影响到高科技领域。比如很多人在关注网络安全话题，由此引出了一系列制裁，而这样的争议会对新科技的普及和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以华为为例，华为对高科技研发的贡献很大，在美国是排名靠前的专利所有者，专利被引用量也非常大。华为的专利得到中国和美国很多研发机构的引用，通过这样的引用，新技术才能够更快地成熟和普及。然而，华为被美国列入了实体名单。
Gopinath教授担心世界经济会陷于碎片化的状态，而从更深刻的层次上来讲，技术的碎片化也会对生产效率的提升产生负面影响。
汇率对贸易量的影响
平均来看，加税10%造成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大幅度下降。有观点认为汇率的调整，比如美元贬值10%的话，也会产生同样的影响。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量化分析发现，情况是截然不同的。
短期来看，如果货币贬值10%，进口会大幅下降，短期内难以扩张；但通过对未来三年的分析，可以看到进口会逐步恢复，出口敏感度会上升。货币贬值10%，会使贸易收支产生0.3%的改善，而相对来说关税对于贸易量的影响就要大得多。
为什么汇率变化对贸易量的影响如此有限和迟钝呢？很多人认为，假如一国货币贬值10%，那么此国产品在海外的价格相对也会下跌10%，产品更便宜就会更有竞争力，进而会提高销售量，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大多数国家在做双边贸易时都以美元来计价，即使你不与美国进行贸易，但与第三国的贸易通常还是会用美元结算，尤其是在新兴市场国家。新兴市场的一家公司，其进口原材料和出口都需要用美元计价；同时，进口产品如果用美元计价，若本币贬值，进口的成本也会上升，所以，你就不会愿意降低出口商品的价格。因此，本币贬值10%，出口价格也可以下降10%的假设是行不通的。
全球价值链的深化整合与贸易对汇率敏感度的关系
传统上认为，国际贸易就是A国卖产品给B国，但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A国卖给B国，但是A国要先从C国进口原材料，而B国会把产品精加工后卖给D国，这是非常复杂而环环相扣的全球价值链网络，并不是单边汇率可以影响的。这就意味着一个国家的贸易收支对汇率的弹性并没有那么强，出口商同时也是进口商，因为它的一部分原材料需要靠进口解决，所以其成本也要跟其他币种挂钩，它已经融入到了全球价值链之中。
分析可见，全球价值链越深化，一个国家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越深，其贸易收支对汇率的敏感性就越弱。
同时我们应看到，一方面全球价值链的深化整合使得贸易对汇率的敏感度在下降；另一方面，因为国家越来越开放，2019年的贸易量比原来增加很多，贸易对汇率的敏感度也会随之增加。这两个因素互相抵消，所以总体来看，贸易变化不是很大。
人民币汇率变动符合中期基本面
中国的经常账户占GDP的比例较大，但现在出现降低。同时，人民币从2007年到2015年升值幅度较大。中国经济进入了再平衡状态，更关注国内消费，减少对出口的依赖，这是人民币升值的主要原因。
关于目前全球关注的人民币贬值情况，Gopinath教授表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使命之一就是对于全球汇率的形成机制进行评估，而根据其评估，2018年中国的外部账户状态，包括汇率、经常账户都是符合中期基本面的，是符合可选的政策选择的，也就是说中国的政策是可取的。外部账户动态平衡反映的也是经济结构的变化，中国经常账户的余额在下降，从服务方面中国是赤字的，贸易方面是盈余的。
对中国的政策建议
最后，Gopinath教授指出，对全球贸易紧张局势的担忧是有道理的，此时就需要国家政策的调整，需要全球贸易体制的进一步现代化。她呼吁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各国共同讨论和改善全球贸易机制，建立透明的全球贸易体系。
对于中国，她提出两点具体建议：一是逐步缩小财政和信贷领域的国内政策差距（指财政政策宽松、信贷增幅过度，但健康开支不足）；二是通过改革解决扭曲问题，以确保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增加消费，降低整体储蓄率：比如改革社会保障网络；深化改革国企，开放市场引进更多竞争；建立更加市场化而强健的金融体系；采取措施吸引更多外商直接投资，确保国内外投资者得到平等对待；转向更灵活而市场化的汇率制度和更加市场化的货币政策体系等。
黄益平教授点评
演讲之后，北大国发院副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外部监督顾问小组成员黄益平教授点评道，Gopinath教授的演讲内容非常丰富全面，给中国提出的结构性改革等建议很有价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长期以来一直支持中国的结构性改革，感谢其对中国的贡献。
黄益平教授分享了自己对于中国汇率问题的看法。他说，中国的汇率体系从2005年以来就实行参照一揽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中国人民银行对外汇政策有三个目标：第一、扩大人民币汇率的弹性；第二、逐步走向由市场机制决定汇率水平；第三、保持汇率在均衡、合理水平上的相对稳定，在短期内尽量减少过度的波动。这三个目标背后的逻辑就是用市场来决定汇率，但要避免短期内波动过大。详细数据显示，从2017年初开始人民银行在外汇市场上就没有直接的干预了。对汇率的管理确实存在，但管理的目的是避免人民币进一步贬值，而不是促使其贬值。也许美国应该称中国为“汇率不操纵国”，而非“汇率操纵国”。
黄益平教授表示，几个月前，一位国际组织官员预测如果特朗普升级贸易战，会使人民币发生贬值，到时美国就会说中国操纵汇率。后来发生的事情验证了这位官员的预测。
黄益平教授再次强调，中国人民银行并没有干预外汇市场，虽然有一定的管理，但管理的目的是避免人民币进一步贬值，而不是操纵贬值。近期的汇率波动显示人民币的波动性已很接近欧元、日元等其他主要国际货币的波动性，这是我们的进步。中国人民银行也在有计划地推动人民币汇率的自由浮动，但如果波动太大威胁到了金融稳定，仍会实行一定程度的介入管理。
在最后的问答环节，黄益平、余淼杰、伍晓鹰等教授，以及现场听众就发展中国家资本账户的开放、演讲中部分数据的分析测算、全球价值链、全球经济的发展趋势等问题向Gopinath教授提问，教授做出了详细的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