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是中美建交 40 周年。经过 40 年的发展，中美关系在深度、广度以及影响力上呈现出立体 （如议题领域）、多元 （如参与主体）、交互（如相互作用） 的特点，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不断加强。与此同时，双边关系的敏感性与复杂性也进一步提升，尤其是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中美在政治、安全、经贸、科技等多领域展开了程度不同的博弈，使得两国关系经受了多重挑战。这种挑战具有长期性、战略性特点。然而，中美关系稳步有序发展仍然符合两国，以至于世界的利益。双方应调适思路，把握方向，努力探索出一条可预期、可操作、可持续的新关系模式。
1中美关系新变化
近年来，中美关系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经历了一系列新情况新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实力对比的变化。在国际关系中，实力分配及由此而生成的权力结构对于国家间关系的构成与发展具有基础性作用。与中国相比，美国在综合实力方面仍然具有优势，但这种优势正在加速缩小，在某些领域甚至出现了并驾齐驱的状态，如人工智能、5G 等可能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领域。很大程度上来说，中美不是在竞争当下，而是在竞争未来，而决定未来竞争的关键要素就是技术与创新。英国学者马丁·雅克指出：“中美竞争最根本的问题不在于贸易而在于创新。”力量对比的变化也带来了中美在发展双边关系中地位与作用的变化，即地位的对等性与作用的对称性特征更加突出，未来两国关系谋篇定向的责任更多地取决于中国的能力与意愿。王缉思曾撰文指出：“回顾历史，在塑造两国关 系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是中国而非美国。”这一判断对于未来中美关系也具有启发意义。
其次是心理状态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新世纪之后，中国的发展进入快车道，综合实力有了明显提升。2007 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自2008 年成功举办奥运会以及 2010 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令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全球作用更加凸显。在很大程度上，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锚与提振信心的动力源。为此，美国战略界提出所谓的“两国集团”等新概念来彰显中国的重要性。欧洲在应对欧债危机时也表现出对中国的急迫期待，“中国拯救欧洲”的论调不胫而走。此前被西方视为国际体系后来者、国际援助受援国、国际规范学习者与遵从者的中国成为了全球经济增长驱动者、国际制度建构的参与者与全球治理的贡献者。时至当下，美国从全球化的推动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退却成反全球化的大本营、贸易保护主义的急先锋，而中国则坚定地肩负起了推动全球化、促进自由贸易的重任。这种现象让很多西方观察家感到不可思议，难以理解，一时也难以适应。美国前财长萨默斯 2015 年 11 月发表的文章说，“世界还没有为中国的崛起做好准备”。
不仅如此，金融危机后，西方世界所面临的种种困境，从美国的社会不公平 （如占领华尔街运动） 到欧洲的移民与难民危机以及英国“脱欧”僵局、法国“黄背心”运动等，都折射出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与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出现了运转失能的困境。与此相对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焕发出勃勃生机。在此背景下，美国等西方国家针对中国的优越感逐步丧失，乃至于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悲观主义倾向与日益普遍的焦虑心理，而中国的自信心与自豪感则不断高涨。
再次是外交战略重心的变化。中国的全方位外交战略布局总体可以表述为“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而对美外交一直是中国外交的主要战略重点。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这意味着新时期中国外交将具有更多的全球性色彩，也更加注重均衡性。一些中国学者还提出，中国不应该过分强调对美外交的重要性，以免在美国对华发难时自缚手脚。这似乎反映了中国战略界、学术界正在重新思考美国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一定程度上显示出美国在中国外交中地位的相对弱化。与此同时，美国却在不断加大对中国的外交重视程度。时至今日特朗普政府提出了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的战略愿景，并在政策实践中加以推行。[6]这表明美国将注意力聚焦亚洲太平洋地区，乃至于更大的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趋势不会改变。无论是亚太，还是印太，中国都是美国地区战略的中心,对中国的政策关注度将会持续提升。
2中美关系新考验
当前中美关系正面临着严峻考验，主要体现在三大方面：一是功能性合作领域遭遇“寒流”。推进中美关系发展的动力与维持两国关系稳定的机制受到重大挑战，两国赖以合作的领域与平台明显缩窄。特朗普政府成立以来，中美两国在安全领域 （如南海问题、台湾问题）、经贸领域 （如贸易结构、知识产权、技术转让等） 的矛盾与冲突日益突出，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如气候变化等）又因美国政府的政策偏好而难以发挥作用，这便出现了新的合作机制未能建立，原有的合作平台失去功能的状况。中美关系进入到问题“群发期”、默契“破裂期”与合作“断档期”。此外，原先运行良好的社会文化交流层面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如美国改变了中国学习科学、技术、工程、数学 （STEM） 等专业留学生的签证政策、限制中国学者的访问等。
二是议题泛安全化现象突出。特朗普政府国际战略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泛安全化，即将诸多议题与国家安全联系在一起，以此来激发美国社会的危机感，并借此获得国内的政治支持。特朗普政府明确提出“经济安全即国家安全”的论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断，将贸易平衡、竞争力水平、经济振兴与持久繁荣等视为美国经济安全的重要基础。这种判断也是造成中美经贸摩擦与纷争难以取得根本性解决的一个主要原因。不仅如此，美国将科技领域的竞争也视为对其国家安全的威胁。当地时间2019 年 5 月 15 日，特朗普总统签署 《保障信息与通讯技术及服务供应链安全》 的行政令宣布，为应对在信息通讯技术及服务上面临的“重大国家安全威胁”，美国即刻进入国家紧急状态，禁止美国公司使用“威胁国家安全”的企业所生产的电信设备，其矛头直指华为。同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将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加入商务部产业安全局 （BIS） 的“实体名单”。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国家根据自己的国内法对中国的实体实施单边制裁，也反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出口管制措施。
三是美国对中国身份的重新界定，对华战略认知转向负面。特朗普政府首份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定位为“竞争者”“挑战者”“对手”；五角大楼 《国防战略报告》 表示美国安全的首要关切不再是恐怖主义而是大国间的战略竞争，中俄首当其冲；《核态势评估报告》 则将中俄等并列，视为美国核安全的主要威胁。不仅如此，美国还将挑战上升到秩序竞争与意识形态层面。也就是说，视为对美国式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的挑战，而这一点更加触及美国人敏感的神经。
美国明确将中国界定为“战略竞争对手”，这种身份的建构意味着美国对华政策将更多地关注相对收益 （获益多少）而非绝对收益 （是否获益），从而为中美新合作机制与平台的搭建带来了挑战。某种程度上，美国对华身份再认知与对华政策再调整进入到负向强化区间，即美国将中国界定为战略竞争对手，对华政策转趋强硬，而中国的政策反应 （即便是温和的政策反应） 又会进一步强化了美方的对华新认知。特朗普政府对华认知与政策变化具有长期性、战略性的特点，主要基于以下三个原因。
首先，它是美国战略界长期酝酿的结果。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战略界就掀起了一股对华政策大辩论的高潮，其中主张对华施压的强硬派声音不断升高。当然，奥巴马政府在表达不满的同时，仍然认为中美双方有诸多可以合作的领域，因而竞争与合作仍是其对华政策基调。2015 年美国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指出“美国欢迎一个稳定、和平与繁荣中国的崛起”并“寻求与中国发展建设性关系”，强调中美之间“虽然会有竞争，但不认为会必然发生对抗”。特朗普政府更进一步，基本上不提两国合作，更多聚焦于竞争层面，并将美国的战略重心由同时应对两大挑战转化为重点应对传统大国挑战，中国则是主要对象国。特朗普政府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战略报告》 首次将中国对其构成的挑战置于俄罗斯之前 （《核态势评估报告》 仍将俄罗斯列在首位），这反映出美国对中俄威胁紧迫性认知的变化。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斯金纳表示，俄罗斯与中国都是美国的对手，但两者并非等量齐观，俄罗斯仅仅是与美国竞争的“全球生存者”，而中国则是对美国“更为根本的长远威胁”。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拉伯-胡珀等人指出，中俄是美国的地缘政治对手，但“莫斯科永远不会对美国的主导地位构成真正挑战”，而“中国或有望成为唯一能与美国真正匹敌的竞争者”。何亚非著文指出，中美关系从“合作的对手”转向了“竞争的对手”。美国学者布莱克维尔也认为，中美关系进入到第四个阶段，即美国已经完全意识到中国实力增长的战略挑战并采取有效应对措施的阶段。因而，美国对华战略认知与政策变化并非特朗普政府一时心血来潮，而是长期辩论的结果。美国前商务部长佩妮·普利兹克提出，“无论有没有特朗普，美中关系都在迅速地走向一个十字路口”。
其次，它是美国对华政策反思的结果。自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美国逐步调整了其对华敌视与对抗政策，并于 1979 年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对美国而言，这些政策调整固然有与苏联竞争的战略考量，但也受到通过政策调整来影响中国，甚至塑造中国的理想主义意念的驱动。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全面融入国际体系，这让美国看到了政策调整的正面效果，提升了进一步的希望。可以说，自尼克松政府以来，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是“接触”，目的是将中国融入西方所主导的国际体系之中，并引导中国成为这一体系的积极参与者与“负责任”建设者。美国之所以这么做是基于两大认识之上：一是国际体系足够强大，能够在融入中国的过程中规范中国，并影响中国的发展走向；二是美国实力足够强大，能够有效制衡。对中国而言，这种融入也符合其国家利益，对外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而中国的成功融入离不开美国的认同与支持。因而，冷战后尽管没有了共同的安全威胁，中美之间构建的这种战略共识，依然保障了双边关系总体稳定向前发展。这也表明中美关系的发展动力由原先的外部共同安全威胁驱动，转变为内在的战略共识驱动。
经过四十余年的政策实践，美国对于塑造中国的预期越来越高，意愿也愈加强烈，但中国的发展进程与趋向并没有完全符合美国的预期，其战略决策层与社会精英的失望情绪不断累积。例如，美国认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并且有望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中国仍然将自身界定为发展中国家，这与美国的认知与预期存在很大差距。萨默斯在2019 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中美关系的“关键是已经离开经济少年期的中国是否愿意承担经济成人的责任，还是宁愿保留经济少年期的习惯”。如果是后者，则中美关系的前景将颇为悲观。同时，中国对于融入政策所带来的效应预期也在不断提高，不仅要成为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而且要成为贡献者。这意味着中国将坚定维护多边主义与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推进经济全球化进程深入发展，同时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完善，推动当前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更具包容民主法治的方向发展。不过，在国际事务的主动作为不是因为国际体系的路径依赖而举步维艰，就是因为主要西方国家的成见而备受猜疑。于是，中美对于融入政策的边际收益都不甚满意，这使得冷战后推进双方关系发展的共识基础有所动摇。换言之，美国冀望于通过经济接触、体系融合、身份期许 （如小布什政府“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奥巴马政府“负责任的领导角色”） 等方式塑造中国发展进程；中国期望在国际事务中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与话语权的意愿也面临着重大挑战。如此便导致了赵穗生教授所提出的“错位性共识”（mismatched grand bargain）的崩塌。因而，美国对华战略认知及其政策变化是特朗普政府在对过去上溯至尼克松总统以来美国对华政策进行深刻反省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是“痛定思痛”的结果。
最后，它是美国战略决策界的一种基本共识。对于美国这样一个多元化的国家，若想就某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一问题形成共识并不容易，除非是处于危机之中。特别是近年来，美国政治极化 （political polarization） 现象严重且固化，令共识的达成更加困难。所谓政治极化，简言之就是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政策主张上相互对立，难以协调，甚至出现为了反对而反对的局面，最明显的体现就是国会议案表决时基本上形成了以党派属性划线的现象。例如：2010 年奥巴马总统通过医保法案时，共和党全员反对；2017 年特朗普政府通过税改法案时，民主党无一人支持。然而，在对华政策上，两党态度则形成了高度一致，美国参议院全票通过 Taiwan Travel Act便是例证。可见，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不仅是美国行政部门的认知，也是美国两党形成的共识。这种状态在特朗普执政团队鹰派力量不断坐大的情况下显得更为明显，也更难改变。需要注意的是，除关注美国决策层的政策偏好外，美国社会中存在的一些极端保守主义思潮也应该予以重视，如以班农为首的极端保守派势力成 立 的 “Committee on the Present Danger: China，其初始会员包括前政府官员、智库成员等，一些国会议员如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也参与其相关活动。这一委员会极力渲染威胁，强调零和博弈，并将中美博弈界定为两种文明之争。这种论调甚至已经与部分美国对华政策制定者产生了共鸣。据美媒披露，美国国务院正在制定以“与不同文明的斗争”为依据的对华战略。
3中美关系发展新思路
对于中美关系的现状与未来发展，不能一叶障目，把两国间的矛盾、分歧无限放大，以至于出现所谓的“脱钩”的论调。美国前副助理国务卿、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教授谢淑丽（Susan Shirk） 对于夸大中国对美国挑战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深表担忧，称“实际上我们自己的过度反应对社会造成的伤害可能大于中国影响力所造成的伤害”。因而，当中美关系发展遭遇困境之际，双方需要表现出冷静与理智，从历史的、辩证的、战略的、全球的视角来认知与评估这一世界上最重要双边关系的形态与未来走向。
研判中美关系的发展需要有历史视角。从历史上看，中美关系的发展从来都是磕磕碰碰，起起伏伏，但却不断向前。即便在冷战时期，中美面临共同安全威胁之时，两国关系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如里根政府时期因为对台军售问题，两国关系发展面临重大挑战，其结果便是中美第三个联合公报的发表。老布什十分重视对华关系，就任总统一个月之后便展开对华访问，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快访问中国的在任总统。即便如此，在其任内，中美关系也经历了重大挫折，但两国最终还是走出了困境，开创了新的发展阶段。这种情形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及2001 年也出现过。从历史的回顾中可以发现，中美关系具有极强的韧劲与耐性。因此，回顾中美交往的历史，汲取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对于走好当下与未来的中美发展之路具有重要意义。
审视与评估中美关系需要有辩证思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以辩证思维来认知中美关系的发展历史与未来走向是合适的，主要有以下四点：（1） 双方对于实力的评估应当辩证认识，过高或过低估计都可能对政策的制定带来误导； （2） 双方对各自国家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解决思路应有辩证认知。实际上，国内问题（如中国高质量发展、美国国内阶层分化等） 是中美两国需要关注的重点，而稳定的双边关系为解决这些国内问题提供了有利条件；（3） 双方对于竞争与合作的关系应当辩证认知，尽管竞争因素在增加，但合作潜力与收益仍巨大；（4） 对竞争的性质需要辩证认知。中美两国不存在明显的地缘战略竞争，而这是引发大国战略冲突最根本的因素。回溯 20 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大国之间的对抗从根本上源自地缘战略对抗。位于太平洋两岸的中国与美国则不存在这样的地缘战略博弈。正如中国领导人所指出的：“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因此，面对当前关系现状与态势，中美应该坚定双边关系终归要好起来的战略信心。
应对中美关系困境需要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两国应从战略高度认识双边关系的重要性与复杂性，加强战略沟通，避免战略误判。双方应该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充分关注对方的战略关切，在强调自身收益的同时兼顾对方的利益诉求，在获取本国发展空间之际也为对方的发展创造条件。1972 年，随尼克松总统访华的傅立民认为，“让美国或中国再次取得伟大成功的最好办法就是不要试图阻碍对方的进步或将其摧毁”。当前，中美尤需重视身份认知与政策互动之间的双向强化作用，即正向的身份认知与正向的政策互动相互强化，反之亦然。2012 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艾利森撰文提出“修昔底德陷阱”这一命题来描述守成国与崛起国之间的关系，并映射中美也可能落入其中。显见，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完全是一个杜撰的概念，而非历史的自然定律，其最大的意义莫过于警示作用。诚然，实力增长与恐惧蔓延尽管对于国家间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但国家的政策互动及在此进程中的身份互构更为关键。正如中国领导人所言：“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因而，当前中美之间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如何正确地表达与领会战略意图，如何审慎地展开政策互动，如何恰当地确立战略身份。需要认识到，美国对中国身份的再认知与政策再调整并不意味着对华战略的明确化、固定化，而是反映出中美关系进入到一个转型与重构时期，这实际上为两国关系的调适与常态回归打开了重要的机遇之窗。从这个角度来说，双方重视并回应彼此的关切，保持战略性磋商与建设性互动不仅必要，而且紧迫。
发展中美关系需要有国际视野。世界正处于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同时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面对百年来未有之大变局，“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亟须解答。在此背景下，国际社会将目光聚焦到中美两个大国身上。应该认识到，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不仅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也符合美国的战略需求，更是中美两个大国对世界的应有担当。国际社会甚至认为，即便两国不陷入消极竞争之中，而只是在积极合作方面有所弱化，世界也将因此而承担代价，“即使是中国和美国在没有冲突的情况下，随着增长放缓以及因合作缺乏而令问题恶化，世界将承担成本”。因而，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正确的选择。国际社会希望看到中美能够走出一条大国关系交往的新道路，并在应对攸关人类命运的全球性问题上发挥核心引领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说，国际社会对稳定有序的中美关系的期待已成为促进和保障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积极因素。
针对中美关系出现的新情况新挑战，中国需在四个方面予以应对：一是保持战略定力，坚守底线思维。不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化，中国将始终不渝地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同时将坚守底线思维，“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二是科学评估与合理预期中美关系。无论是实现现代化还是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国际议程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美关系的稳定与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有足够的意愿与诚意去保持两国关系沿着正确方向与轨道运行。然而，鉴于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偏好、国内政治特点以及中美结构性矛盾的显性化，中国应做好中美关系在相当一段时期内高强度博弈、高频度震荡的心理准备与预案处置，尤其是重大风险点的管控与危机应对。三是着力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中国应保持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运行，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稳步发展；促进与周边国家关系稳中有进，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以正确义利观为指导巩固和扩大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需要指出的是，中美关系尽管仍十分重要，但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外交空间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四十年前,中国通过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打开了世界的大门，开启了全面融入世界的进程。如今，中国已经是国际体系的维护者、建设者、贡献者，是世界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的构建，中国将更自信、更积极地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贡献力量与智慧。四是坚定不移做好自己的事情。做好自己的事情既是中国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中国为世界做贡献的具体体现，更是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保障。回顾历史，中美两国能够在 20 世纪 70 年代实现关系正常化，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看到了中国力量的发展及其潜力，看到了一个逐渐壮大的中国对于美国所具有的战略意义，1971 年尼克松总统提出的世界“五极论”（美、苏、日、西欧、中国） 便充分展现出这一点。就此而言，中国实力的增长与中美力量的动态平衡是保障双边关系稳定的重要条件。因此，中国应继续坚持独立自主、改革开放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唯其如此,中国方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