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月10日，第56届慕尼黑安全会议发布第六版《慕尼黑安全报告》，就当前国际战略与安全形势进行分析。《慕尼黑安全报告》现已成为对全球战略安全领域研究感兴趣的公众的优选资源。它是独特见解和分析的集合，以该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为基础，揭示国际安全方面的重大发展和挑战。
今年的《慕尼黑安全报告》以“西方的缺失”（Westlessness）为主题，就2019年世界面临的安全挑战进行分析。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现将部分内容摘编如下。
一、前言
2019年我们所面临的安全挑战似乎与人们所说的西方的衰败分不开：今天，我们所知的西方无论从内部还是外部都充满着冲突和对抗。我们对作为“西方一员”的意义失去了共识。2020年慕尼黑安全会议将为讨论国际和平与安全状况，特别是重新审视西方提供一个绝佳机会。 此次的《慕尼黑安全报告》通过对国际安全议程上选定的行动者、地区和问题的简明分析，帮助我们了解所谓的“西方的缺失”和当今的安全环境。与前几版一样，本报告只涉及选定的问题。我们试图强调行为者、区域和重要问题的有限样本，每年重新界定我们的重点领域。2020年版重新审视了美国、中国、俄罗斯和欧洲。此外，我们还涉及从地中海到中东和南亚等关键地区的事态发展，以及从太空和气候到右翼极端主义等更广泛的安全问题。
二、西方的缺失
在过去，慕尼黑安全会议常被称为西方的一种“家庭聚会”。但从去年会议的报道来看，西方确实遇到了大麻烦。《纽约时报》甚至把这次集会称为“西方的安魂曲”。慕安会历来是协调西方政策的场所，但近年来焦点已转移到西方内部的分裂。大家对西方所代表的意义缺乏共识。
（一）西方的自我迷失
尽管“西方”被广泛用作北美和欧洲自由民主国家共同体以及规范性项目的简写，但 “西方”从来不是一个单一的概念，而是不同传统的混合体，这一混合体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对于什么使西方团结在一起的问题，答案是直截了当的：致力于自由民主和人权，致力于市场经济，致力于国际机构中的国际合作。今天，西方的意义再次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我们正在见证：“西方”作为一个相对紧密的地缘政治构造，正在衰败。
当代“西方精神的分歧”是由于西方世界出现了一个非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阵营。对于这个呼声越来越高的群体来说，西方不是一个对所有持自由民主价值观的人都开放的社区。相反，它是一个由种族、文化或宗教标准组成的社区。这一派的支持者认为，如今的（白人基督教）西方受到具有不同宗教信仰或文化背景的“外来者”的威胁。这一学派的支持者认为西方社会是软弱的，甚至是自杀性的——通过社会自由化、赋予妇女权力以及移民来削弱自己。他们认为西方正在受到攻击，这为他们认为合法的自卫铺平了道路。在其温和的版本中，这一学派呼吁建筑隔离墙和边界，拒绝难民，或反对政治正确。西班牙民粹主义右翼政党声音党领袖哈维尔·奥尔特加·史密斯等激进分子则试图煽动人们对伊斯兰教的恐惧，认为伊斯兰教是西方生活方式的主要敌人。在其最极端的变体中，这股思潮导致白人民族主义者（右翼极端主义）袭击西方的犹太教堂和清真寺，或者杀害具有不同政治信仰的公民和政治家。
当然，只有小部分人愿意用暴力来捍卫自己对“西方”的理解。但如今，这种思维方式表现出了变化。在一些国家，政府代表经常使用类似的种族主义手法。在欧洲，匈牙利总理欧尔班（Viktor Orbán）将自己标榜为反对“自由”欧洲的先锋，将“基督教民主”重新定义为 “非自由民主”。在国内，这意味着捍卫传统家庭价值观，反对“自由颓废”。在国际上，欧尔班认为，非自由民主党人必须反对那些“再次鼓吹一个没有国家的世界，鼓吹开放的社会，并正在捏造一个超越国家的世界政府”的自由精英。欧尔班和其他人反对自由国际主义，主张新的民族主义，认为这是保护其国家主权的唯一途径（同时乐意接受欧盟的资金以促进其私人利益）。正如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2019年联合国大会讲话中所说：“未来不属于全球化者，未来属于爱国者。”
对于那些捍卫在西方长期占主导地位的“自由”概念的人来说，正是非自由主义的兴起和民族主义的回归使西方处于危险之中。对他们来说，它威胁和蚕食着西方的根基及其自由民主国家共同体的集体身份。“开放的”西方捍卫者们没有那么担心移民或社会变革的威胁，他们更担心西方正在放弃自己的原则，从而向自己对手的原则靠拢。他们对“正在退却中”的民主深感关切。他们还担心西方内部的非自由势力可能越来越多地代表外国非自由势力，并充当“特洛伊木马”。他们认为，如果我们的一些盟国越来越像“东方”，那么保卫“西方”也很困难。从这个角度来看，对北约来说，最危险的发展，既不是其他大国的崛起，也不是其周边地区的不稳定，而是非自由主义的崛起和西方集体身份的不稳定。
但是，那些开放的、自由的西方的捍卫者，目前似乎还无法找到充分的答案，以应对来自不自由的民族主义者的挑战，其中既有文化原因，也有经济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自由主义者缺乏必要的自我反省。比如他们长期坚信自由主义终将胜利，欧洲不久将会“完整、自由、和平”，俄罗斯和中国将采用自由价值观。另外有学者认为，自由主义并没有给每个人带来经济效益。长期以来，这种全球化惠及了精英阶层，但却让西方许多中产阶级和工薪阶层付出了代价。金融和经济危机及其影响动摇了人们对自由主义模式优越性的信任。
对危机的反应进一步助长了对自由主义专家和国际机构管理制度的抵制。西方政界人士常常把自己的政策说成是出于经济上的必然性，别无选择。鉴于“技术统治论”政治（“technocratic”politics）的兴起，对许多公民来说，选举变得毫无意义。在1940年代至1980年代，全球选民投票率相对稳定（仅从78%下降至76%），但在2011年至2015年期间，投票率下降至66%。政治上的失望情绪已经找到了其它出路，那就是走上街头抗议他们的政府，要求对气候变化采取更多行动，或控制腐败，这是由经济不平等和失去“民主控制”造成的。
（二）世界的西方迷失
西方的危机并不局限于西方世界，已成为影响当今世界政治的重要力量之一。随着西方力量在塑造海外事件方面的局限性凸显，西方对“自由秩序构建”的支持大打折扣。西方国家不再直接参与进来，而是越来越依赖训练任务，帮助他国维护自身安全，或者提供防御性武器为其国内行动者提供支持，在这两种情况下都能减少本国军队的伤亡。冷战结束后，国际上对平民的保护不断增加，进行“人道主义干预”和国际社会“保护责任”制度，但今天我们看到了相反的情况。
近二十年来，国际社会在阿富汗付出了大量的生命和财富，尚未实现可持续和平。干预伊拉克的决定继续困扰着美国及其盟国。后“9·11”时代的“强制自由主义”产生了令人质疑的结果。现在不同的声音更加突出，认为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不值得，是时候结束这些战争了。美国决定从叙利亚撤军等引发了关于特朗普政府可靠性的疑问及由于盟国之间缺乏磋商导致“北约脑死亡”的争论。
在后冷战时代，西方领导的联盟几乎可以在任何地方进行干预。在大多数情况下，联合国安理会都会给予支持，无论何时发动军事干预，西方都享有几乎无可争议的军事活动自由。但这种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于大国间日益紧张局势，联合国安理会未能提出有意义的决议，未能解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重要问题。其次，西方在国际冲突中的军事优势不再是既成事实。由此，今后西方国家将更难以介入冲突。随着中国和俄罗斯在世界各地的军事足迹日益扩大，干预行动在世界上无疑会变得更加危险。
国际危机研究组织突出强调了2020年要关注的十大冲突，包括“阿富汗、也门、埃塞俄比亚、布基纳法索、利比亚、美伊以、美朝、克什米尔、委内瑞拉、乌克兰”冲突，这些冲突反映了全球趋势，表明“大国关系的变化、国家竞争的激烈程度以及地区参与者野心的广泛程度”。
“西方的缺失”不仅反映在国际的冲突上，同时也反映在国际机构的发展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特别投资了一些“平行”机构，这些机构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传统上由西方统治的机构，但又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西方。中国在确保国际机构的关键职位并从而改变国际议程方面也可能会更加成功。同时，主要西方国家对国际机构支持的减少意味着一些被认为是自由国际秩序的核心支柱的国际机构正在苦苦挣扎。包括部分国家拖欠或不缴纳联合国会费。美国对中国进口的商品大规模征收关税，并阻止了世贸组织上诉机构成员的重新任命，实质上“结束”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
最后，代表西方以及对国际秩序持自由主义观点的北约和欧盟也在苦苦挣扎。非自由主义在其成员国的兴起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这两个机构的拥护者迟迟未认识到它们所面临挑战的严重性。
（三）迈向大国竞争时代的西方共同战略？
在一个西方相对衰落而非西方世界相对崛起的时期，拥有一个共同的西方战略更为重要。近年来，西方在关键的政策挑战，即军控、全球贸易、气候变化和国际机构的作用上出现了疏远和分歧。这些裂隙被人所利用，去年的慕安会上，中国、伊朗和俄罗斯的代表就指出了大西洋两岸的分歧，并表示自己似乎是欧洲更好的伙伴。 “大国竞争”是华盛顿战略团队用来描述当代战略环境的关键术语，在这个背景下，西方联合战略的可能性有多大呢？欧洲人最近也采用了类似的语言，强调更具竞争性的环境，比如马克龙警告的“欧洲如果不能将自己视为一个全球大国，就会消失，因为它将受到沉重的打击”、德国国防部长卡伦堡的演讲中说“我们目前正目睹一个大国争夺势力范围和至高地位，以及对我们开放社会的独裁挑战”。 尽管大西洋两岸的分析似乎趋于一致，但尚不清楚这是否足以在此基础上制定一项联合大战略。美国也必须思考“大国竞争”的含义，毕竟，竞争与其说是一种策略，不如说是一种条件。问题是“美国如何竞争：用什么工具，在什么问题上，以什么代价？”对欧盟来说，这项任务异常复杂，部分原因是它是为了克服大国竞争而创立的，欧盟对大国游戏来说是陌生的，它面临的首要的挑战将是就一个共同的跨大西洋或更广泛的西方方法达成一致。 俄罗斯或许是对西方最直接的挑战。自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以来，北约成员国在共同防御方面坚持基本共识、投入大量资金。莫斯科种种举动一再地激怒欧洲人，使欧洲联盟别无选择，一再延长对俄制裁。许多欧洲人仍怀疑加强与俄罗斯的对抗是否符合欧洲的利益，政客们一次次猜测制裁会逐步放松。似乎是莫斯科（而不是欧洲）拥有欧洲政治家们自称的“战略耐心”。 前几个月马克龙建议的“在欧洲建立一个基于信任和安全的新架构，因为如果我们不缓和和澄清我们与俄国的关系，欧洲大陆将永远不会稳定和安全”成为了新闻头条。这个倡议招致了几乎全欧洲的批评，绝大多数欧洲人认为“基于信任的架构”不存在的原因在于莫斯科，而不是西方。同时，其他欧洲人认为就算俄罗斯暂时不能成为一个可靠的政治伙伴，与俄罗斯建立稳定的经济伙伴关系是可能的，也是可取的。根据这一逻辑，即使在冷战最激烈的时候，苏联也是可靠的能源来源，而欧洲经济的进一步脱离将进一步疏远俄罗斯和欧洲。“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就在美国和北约其他成员国之间引起了广泛批评，认为这条管道“将通过威胁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的能源供应，增强俄罗斯勒索这些国家的能力，同时加深北约成员国对俄罗斯的依赖”。但也有许多欧洲人准备为其辩护，因为反对美国对参与北溪2号的公司实施制裁，认为这是非法干预。 欧盟建立了基础设施和多元化供应，以防止对俄罗斯的过度依赖，而柏林则帮助促成了一项经由乌克兰的天然气运输协议。正如默克尔总理所说：“我们对俄罗斯天然气依赖程度的问题，不能通过问它流经哪条管道来解决。”许多德国人很难理解为什么共和党占多数的美国参议院能够批准北溪2号，因为这扩大了俄罗斯对欧洲的影响力。很多批评家认为，美国将安全考虑作为烟幕弹，掩盖其自身经济利益，因为来自俄罗斯的廉价天然气是对美国向欧洲出口页岩气的竞争。总之，双方都认为对方违背了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精神。
全球国防支出的演变（2008-2019）
2019年欧盟成员国民意调查：在美俄冲突中，你的国家应该站在哪一边？（百分比）
2019年欧盟成员国民意调查：在美中冲突中，你的国家应该站在哪一边？（百分比）
当谈到西方对中国的态度时，类似的动态也在发挥作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由中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将会是什么样子，中国更为自信的政策以及西方世界对这些政策日益增强的认识招致了越来越多的批评——这与中国宣称的“和平共处”形成了鲜明对比。北美和欧洲的公众舆论对中国的批评明显增加，且措辞上有一些趋同。 2017年，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美国人（47%）仅略多于持正面看法的美国人（44%）。两年后，只有大约四分之一的人看好中国（26%），而持反对意见的人的比例达到新高（60%）。81%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力量对美国来说是一件坏事。类似的趋势在西欧也很明显，尽管程度较低。总的来说，中欧和东欧的人口对中国的看法略好一些，但几乎所有西欧国家的多数人对中国的看法都不太好。 12月，北约在《伦敦宣言》中提到需要共同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和国际政策”。2019年3月的《欧盟中国战略展望》中指出：“欧洲越来越认识到，中国带来的挑战和机遇之间的平衡已经发生了变化”、“在不同的政策领域，中国是一个与欧盟目标密切一致的合作伙伴，一个欧盟需要找到利益平衡的谈判伙伴，一个追求技术领先的经济竞争对手，以及一个促进替代治理模式的系统竞争对手。”尽管看法越来越接近，西方国家在如何将其转化为具体政策上看法不一。
5G最初被一些人视为技术问题的东西，现在变成了一个大战略问题。实质上，欧洲可能被迫做出选择，因为在与中国建立深远的经济伙伴关系的同时，它将不再可能成为美国的正式盟友。一些分析人士甚至认为，“欧洲不愿意站在美国一边，这将使自由民主处于危险之中”，而欧洲保持中立就是中国希望看到的。尽管许多因素表明，如果欧洲人不得不做出选择，他们将站在美国一边，但欧洲感觉自己没有被征求意见，只是被动接受指示，这让他们更倾向于忽视美国在华为等问题上的指示。所以，一味呼吁欧洲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并不是一个有前景的战略。中国代表已经明确表示，将华为排除在欧洲市场之外将会产生严重后果，这让欧洲面临实际经济成本的巨大压力。如果美中紧张关系达到顶点、发生冲突，根据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欧洲明显多数的人希望保持中立。毕竟，中国的确能够实现这个目标：“中国不能赢得欧洲的支持，但它可以通过分裂欧洲大陆、拉拢其中一些国家来使欧洲保持中立。”
自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在应对伊朗并防止其获得核武器的最佳方式上一直存在分歧。尽管欧洲希望坚持《关于伊朗核计划的全面协议》（JCPOA），但特朗普政府决定退出，还宣称有意与欧洲盟友合作，找一个应对伊朗核威胁的全面、持久的替代方案。核专家称，伊朗的“突破时间已从约8-12个月缩短至6-10个月，并将随着伊朗增加浓缩铀库存和安装更多离心机而进一步缩短。”美国袭击杀害苏莱曼尼再次使以色列和美国更可能与伊朗公开冲突。最糟糕的预测正在变成现实，欧洲人已经没有什么好办法了。今天，不仅西方对伊朗没有共同的战略，该地区的军事升级将导致许多人丧生，并进一步削弱西方，分散美国及其盟国对大国竞争的注意力。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升级应该提醒我们，重大的国家间战争不一定只存在于过去，更具竞争性的环境和更激烈的大国竞争会让战争更有可能再次爆发。即使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今天的全球军费开支也高于冷战末期。“威慑可能会持续，但它很有可能会失败。”这表明，迫切需要为更新军备控制和透明度措施作出新的努力，特别是在空间、人工智能等相对较新或挑战日益严峻的领域。 然而，在《中程核力量条约》结束后，限制美国和俄罗斯战略核力量的《新裁武条约》不太可能延期，甚至《开放天空条约》也受到了审查。涉及朝鲜、印巴以及伊朗的冲突都具有核升级的巨大潜力。从大国竞争的总体情况来看，这些趋势可能标志着“一个危险的新核时代的到来”。 应对这个新时代的影响需要与非民主国家合作。世界上一些最重要的挑战，比如气候变化，不能仅靠西方来解决。西方的凝聚力需要一个令人信服的叙事：将自由民主社会与非自由专制区分开来，同时这一叙事也可以在特殊的制度安排中得到体现。这可能是一种“非单一形式的国际秩序”：在某些关键问题上的全球合作的浅网络，自由民主国家间经济一体化的深度“俱乐部模式”，以及一套支持国际开放的国家政策。 如果处理得当，这是有可能的，且不会引起非民主国家的反对。因此，西方在新的大国竞争时代需要一个“双轨战略”，在符合其最佳利益的情况下与专制国家合作，同时加强西方的凝聚力，创造一个更具竞争力的环境。
（四）西方的未来
如今，很难摆脱这样一种印象：西方正在撤退、衰落，并不断受到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攻击。自由乐观派仍然相信，专制政府不会永无止境地胜下去，因为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那些被西方战略家视为主要挑战者的国家正面临更严重的国内危机。俄罗斯仍然是“单一作物经济”，机构腐败，人口和健康问题严重；中国的政策也在国内引发了新一轮的批评。相比之下，西方国家至少在理论上拥有必要的观念、物质和制度资源来实现振兴，从而在竞争环境中为他们提供长期优势。 最重要的是，自由主义理想仍然强大。现在就为西方这套理念唱安魂曲还为时过早，令人瞩目的是，传统世界之外的人正在提醒我们西方理想有增无减的力量。在HK，数百万人走上街头要求民主权利。在黎巴嫩，公民通过唱贝多芬的《欢乐颂》进行抗议。人们可能不满意自由主义思想如何被转化为政治实践，但是自由主义思想本身总是有吸引力的。 此外，尽管西方经济实力相对下降，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世界自由民主国家的综合实力仍将是首屈一指的。2018年，仅由九个主要民主国家和欧盟组成的非正式组织D10的成员国就占到了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57%。如果他们能够集中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他们就能维持一种自由秩序——甚至改善它。 西方应该能够捍卫自由的国际秩序，同时承认全球权力转移将带来自由秩序必须与之共存的竞争模式。大西洋两岸的合作伙伴将不得不更加积极主动地接触世界上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并思考新的方法来加强自由民主国家之间的合作，在21世纪振兴西方。
三、美国：处在分裂时代？
（一）美国收缩的政治效应
特朗普延续了过去美国的外交传统，即不惮于使用武力来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但避免给予长期的军事承诺。特朗普对于冷战后美国力量透支的批判，在美国选民中赢得了极大的共鸣。
但美国从叙利亚的撤军，引发其中东盟友的忧虑：即美国对他们的安全承诺是否继续有效？这为中东埋下了不稳定的因素。
（二）过度使用经济武器
这显著体现在中美贸易冲突中，中国被视为美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威胁。根据IMF的统计，中美贸易冲突使得全球经济下降了0.8%。 除此之外，美国还把贸易大棒挥向了其他国家，甚至是他的盟友欧洲和加拿大。美国盟友们也开始担忧，经济上的对抗是否会逐渐溶解他们在军事上的联盟关系。
另外，在朝鲜、伊朗、委内瑞拉问题上，美国也频繁使用经济制裁，但效果是不甚理想的。
（三）国内分裂牵连美国外交政策
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动和分裂进一步加剧，大量外交和国防高级官员去职，拖累了美外交政策的连续性。随着2020大选开跑，美国政治的“极化”势必会进一步加剧，美方将很难做出可信的“长期承诺”。 短期来看，美国不太可能调整其当前的外交政策。美国国内战略界人士认为，随着极化和分裂政治的发展，美国外交机器将进入一个“战略停滞”的时代。
四、欧洲
关于欧洲战略方向的讨论在2019年升温。在大国竞争加剧、欧洲面临风险上升的背景下，欧洲如何发挥全球性作用引发激烈争论。从美中“贸易战”和美国的二级制裁，到中国进军欧洲重要基础设施，再到英国脱离欧盟，欧洲维护自身安全和繁荣、保持独立自主外交的能力已遭遇多重挑战。法国总统马克龙警告，欧洲如果不学习“权力的语言”（language of power），将有可能从地缘政治意义上“消失”，或将自身命运交到别人手中。 欧盟委员会重视地缘政治，使欧洲“有能力参与和影响全球政治格局”是其核心关切，扩大欧盟在经济领域的竞争优势和加速防务一体化建设是其工作重点。对于来自中国日益上升的挑战，欧盟变得更加直言不讳，首次将中国称为“经济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并强化了对华统一战线。然而，尽管最近5G问题已经敲响了警钟，欧洲的对华政策仍缺乏连贯性，且令人不解地同美方立场保持脱钩。 与此同时，中国并不是唯一一个欧洲有共同关切，却未能形成足够凝聚力，并转化为战略目标的问题。尽管欧盟努力争取在一些特定领域确立自身地位（如数字空间的准则制定者等），但从匈牙利和波兰的法治、欧洲难民分配制度的设计等问题看，欧盟仍缺乏关于加强一体化及价值观建设的战略共识。
法、德两国本应在欧盟中共同发挥领导作用，目前却在欧洲战略方向问题上缺乏协调，甚至存在根本分歧。两国在西巴尔干国家入盟、对俄罗斯立场、同北约关系等问题上意见不一。在欧盟东扩问题上，法方认为应优先加强自身建设、后考虑接纳新成员，德方则更担心域外大国利用欧盟东侧留白趁虚而入。法国总统马克龙称北约“脑死亡”，导致德国及欧盟东部成员国担心法方可能不惜以牺牲跨大西洋关系为代价加强欧盟。目前看，这些对欧洲全球定位的不同看法，阻碍了欧洲竞争力的提升。
五、中东：恐怖海峡
（一）伊朗处在中东危机的核心
2020年初苏莱马尼被刺事件，只是2019年矛盾的延续。而当前整个中东矛盾的核心——就是伊朗。 一方面，伊朗凭借其“代理人战略”加强对中东的控制，比如也门的胡塞武装、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拉克民兵组织。另一方面，美国加强对海湾地区的军力投入，增派了14000名士兵，并强化了对伊制裁，力求将其石油出口量“降至为零”。美伊矛盾存在进一步激化的可能性。 在美国制裁下，伊朗经济面临严重压力，去年因为油价调涨还出现了严重的示威抗议运动。但伊朗并未因此崩溃，经济仍具有一定韧性。
在美国制裁之下，伊朗做出了一系列政策回应。第一，拉住欧洲，要求欧洲必须履行其在《关于伊朗核计划的全面协议》（JCPOA）中的经济承诺，否则就减少对协议的履行。第二，攻击美国的区盟友，特别是沙特和以色列。
（二）美国的主要政策及评价
美国2019年倡导的海湾护航联盟，可谓是应者寥寥，各方都避免将局势导向失控局面。
而2019年后，美国从叙利亚撤军的行为，又产生了一系列负面效果：第一，外部势力迅速填补真空，尤其是俄罗斯和土耳其，强化了他们对叙利亚北部的影响力。第二，美国在中东的地区盟友出现忧虑情绪，担心美国是否会继续遵守其军事承诺。第三，北约内部出现争吵，美欧在叙利亚政策上出现显著分歧。
（三）防止全面战争仍是最大利益
对各相关国来说，都希望减少爆发“全面战争”的风险。实际上，从2019年底开始，相关外交工作就已开展。阿联酋和沙特私下都开始与伊朗对话，围绕也门危机的和平对话已经开始。不过，只要美伊的对抗模式持续下去，中东地区的持久和平依然是十分遥远的。
六、俄罗斯
把俄罗斯从欧洲赶走是一个战略错误。过去一年，俄罗斯在没有改变自身外交基本准则的前提下，实现了多项外交成果。俄罗斯重新进入欧洲委员会，将自己的防空武器销售给北约成员国，在中东变得愈发重要，迫使以法国为首的欧洲国家更加重视与俄罗斯实现关系缓和。
与此同时，俄罗斯开始把重心转向东方，尤其是中国方向。俄罗斯恢复了对华军售，邀请中方参加2018年“东方-2018”军事演习，在2019年7月参加中国在东海组织的空中巡逻。中方统计，两国的双边贸易相比2018年增长了27%。中俄关系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两国领导人的友谊，双方会晤超过30次。两国在商业和贸易领域有巨大的不对称性，但是在军事、太空、网络和人工智能等领域也开展了紧密合作。两国还在远东和中亚开展联合行动。
普京仍然牢牢掌控俄罗斯国内局势，但他面临自2012年重返克里姆林宫以来最大的政治挑战。2019年夏天，因为俄政府禁止反对派候选人参加莫斯科市议会的竞选，俄爆发了过去7年来最大规模的政治抗议示威。俄政府采取了大规模逮捕行动，但在9月8日的最终选举中，克里姆林宫支持的候选人仍遭到沉重打击。由于经济停滞、收入没有增长和不得人心的养老金改革，普京的支持率直线下降。近期事态发展以及在2020年初进行的俄政府改组事件表明，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国内基础可能在慢慢消失。俄罗斯的政策愈发力不从心，但是2019年它还是取得了很多成就。
七、技术与创新：技术政治（Politechs）是核心
关于技术的讨论很少（甚至从未）与民族国家主权的讨论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马克龙总统去年明确表示，技术不再被视为政治中立：“我们正在进行的战斗是主权之一…如果我们不在数字、人工智能等所有领域打造自己的领军者（Champions），那么我们的选择将由其他人决定。”
拥有长期工业基础的欧洲的经济地位正日益受到其他大国的挑战。美国在众多科技领域处于领先地位，而中国正在加紧努力，其中华为、阿里巴巴、百度、腾讯和小米等中国科技巨头的崛起尤为明显。2012年至2019年，中国在技术和硬件设备的研发（R&D）上的投入份额增长了近两倍。与中美相比，欧洲主要挑战在于结构性劣势。其分散的市场（包括资本市场）和治理（如税收方面）阻碍了公司规模的快速扩大，使“超级巨星”难以崛起。
欧洲仍然在汽车等行业中处于技术领先地位，在该行业中，欧洲占全球研发投入一半以上。然而，欧洲在全球领先企业占比上，正逐渐失去优势。2018年的分析显示，过去30年，全球市值排名前100的公司中，新增18家中国公司和13家美国公司；相反，欧洲公司的份额下降了50％且无新公司跻身榜单。
欧洲崇尚“任务导向”的创新（Mission-led Innovation）手段，这使欧洲的各种利益相关者能够围绕一个共同目标进行大规模协作，激发公私合作以刺激创新。欧洲的安全、国防和太空部门提供了此类任务。例如，建造“数字伽利略”（ DigitalGalileo, 欧盟的全球导航卫星系统）以确保欧洲数字端对端（end-to-end）主权和独立性。如果欧洲抓住这一机遇，则表明欧洲合作可在技术快速变化的形势下取得切实的胜利。
摘译人员：许馨匀、张雅婷、周武华、姚锦祥、苏艳婷、宋博、黄萧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