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特征之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题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可谓意义重大而深远。金融作为实体经济的血脉，健全现代金融体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一环。为此，中国经济时报邀请三位知名专家围绕相关问题展开讨论。
中国经济时报：现代金融体系是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的一个目标。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如何理解现代金融体系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陈道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因此，可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现代金融体系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是取决于金融及金融制度在国家制度和经济运行中的地位作用。习近平主席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可见，金融是核心竞争力和重要基础性制度。
二是体现在《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的具体表述上。《决定》中没有专门章节论述现代金融体系，但渗透到国家治理中几乎所能涉及的所有部分。直接涉及现代金融体系的如政府职责中涉及货币政策、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等；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现代金融体系等；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中涉及人民币国际化；完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商业保险；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中的绿色金融等。
周景彤：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现代金融体系则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当前，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正步入新阶段，建设现代化金融体系是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内在要求，是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迫切需要，是顺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发展阶段的战略目标和重大部署。
现代金融体系及其功能内嵌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当中，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具有核心地位。具体表现为：一是金融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财政与金融关系的制度安排是现代经济体系和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核心制度安排之一；三是金融风险防范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底线和保障。
刘哲：现代金融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础支撑。金融体系决定了一个国家资金的供给效率和供给成本，一个现代化的金融体系，能够有效引导资金在市场的作用下，进行合理的资源配置，推动经济向着高质量的方向发展。在现代金融体系建设中，金融制度是重要基础性制度，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价值，就在于通过完善、有效的金融制度在储蓄者和企业之间用最优的成本架起一座桥梁。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核心在于引水入田
中国经济时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健全推动发展先进制造业、振兴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振兴实体经济离不开金融的支撑，增强金融治理能力的重要任务是增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那么，请问金融应该如何支撑实体经济？
陈道富：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强调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金融发展需回归本源，服务实体经济。在新时代高质量增长的环境下，金融服务实体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支持国家战略性、重大工程；二是支持科技、绿色、中小微、“三农”及民营经济，实现金融发展的普惠性和包容性；三是满足企业和居民的合理金融需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我国将建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
从满足企业和居民的合理金融需求来看，作为优化配置社会资源的金融应为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三大支撑：学会发现实体经济的内在价值；提供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形成推动创新不同金融产品、工具的内在动力；保障金融资源按照价值发现和市场激励方向配置的内在机制。重点是培育和发挥金融的价格发现和风险管理职能，关键是要学会“看懂”“发现”和“会支持”实体经济内在价值，从一开始就将金融主动内置于产业的创新与发展全过程之中，打破技术、产业和金融知识（技术）的政策壁垒，让技术、产业、金融三者自然“协同成长”。具体而言，要基于技术演进和产业生命周期，发展不同的金融支持机制（政府、金融、产业、创新资本），即基于微观企业不同阶段不同的资金需求，创设充分挖掘制造业企业内在价值的金融工具和手段。
周景彤：第一，在当前形势下，金融要把握好去杠杆力度，疏通货币政策传导路径，缓解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坚持用市场化改革方法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对实体经济特别是民营小微企业的支持。第二，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既包括大型的交易所、区域性的股权市场，也包括私募基金、风险投资基金，从而更好地支持创新企业的发展。第三，金融监管要尊重金融市场的发展规律，在守住防风险底线的前提下，鼓励金融新业态和金融创新的发展。第四，要增强货币政策与国家发展规划相配合，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收入分配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等密切配合，力求社会供需在动态过程中达到总量的平衡和结构的优化，使经济尽可能实现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刘哲：当前，中国实体经济的产业结构已高度复杂和多元化，互联网、大数据、共享经济、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不断涌现，需要一个强大的现代金融体系与新经济相匹配，更好发挥金融的资源配置作用，有效推动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而当前，我国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存在结构性问题：对于国有企业、大型企业、传统产业这“三类企业”来讲，融资相对便利，融资成本较低。对于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新经济这“三类企业”而言，则长期存在着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三类企业”的融资难体现在银行贷款难、发债难、上市难、获得风投难。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核心在于引水入田，降低融资成本，针对新经济轻资产、高风险、盈利不稳定等特点，完善金融机构体系，引导新金融服务新经济，重视金融科技的作用。
中国经济时报：有观点认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实力的攀升，中国已全面融入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之中，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已成为全球金融治理的引领者。对此应该如何理解？
陈道富：当前的全球金融治理是在二战后建立并演进的，我国参与了这个体系的建立，在规则构建和现实运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还没有成为引领者，特别是在设定议题、引导规则完善方向等方面还存在差距。这与我国金融业发展水平、金融业的对外开放进程，特别是跨境资金的流动水平有关。我国目前已成为金融大国，但还不是金融强国，这影响了我国在全球治理中引领作用的发挥。随着我国金融的发展和开放，特别是我国金融宏观调控和监管能力的提升，将有助于我国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引领地位逐步得到认可和提高。
周景彤：中国深度融入全球金融治理，除了继续提升自身的金融实力，不断扩大金融双向开放以外，还至少需要应对和解决以下几个挑战。
一是人民币国际化如何在尽力规避中美间的货币权力竞争与冲突的前提下，通过提供新的国际货币选择，激发世界主要货币关于国际本位货币地位的竞争，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渐进式变革创造新动力，助力陷入困境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二是近年来，我国已通过建立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发起“一带一路”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方式，创造了不少全球金融治理合作的动力和机会，未来继续寻求和创造更多动力和机会，是中国深度融入甚至引领全球金融治理的重要步骤。
三是就当前而言，中国更多的是全球金融治理国际规则的接受者、重要参与者，而非制定者。未来，结合自身发展的实践和经验，为全球金融治理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是中国深度融入全球金融治理的核心关键。
刘哲：全面融入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是金融对外开放的关键一步，而从金融大国发展为金融强国，成为全球金融治理的引领者之一，则需要更深层次的改革和先行先试的探索。全球金融治理需要建立在“三化”的基础上，即金融体系现代化、金融制度市场化、金融监管智能化。通过建立多层次的金融市场，加快金融科技的应用，优化金融供给结构，提升金融服务效率；通过完善金融制度，提升市场化的金融配置能力，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以包容审慎的态度，优化监管效能和监管方式，提升监管的与时俱进能力和有效性。
中国经济时报：建设现代金融体系是对标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请问当前我国金融治理体系建设现状如何？面临哪些挑战和问题？
陈道富：我国已初步建立了现代金融体系框架，但还不完善，正处于从“有”到“好”的转变过程。
我国建立现代金融体系面临的挑战包括：国际格局变化、经济转型和下行风险给金融体系带来挑战；技术革命给金融转型发展带来挑战；金融发展实践给金融管理和宏观调控带来挑战。
我国金融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一是金融功能发挥尚不充分，还不能满足新时代高质量增长需要。比如金融的资源宏观配置效率低，产业、科技和金融相互割裂，金融还不能适应新时代高质量增长的要求，中长期和政策性金融缺口巨大。二是金融自身能力不足，还存在一定的脆弱性。比如市场的价格发现效率较低，风险管理能力较弱；我国金融体系缺乏风险承担的意愿和制度能力，尚未形成自我担责、具有“自我成长”的金融体系；金融体系还存在一定的脆弱性。
周景彤：第一，金融市场发展不完善，存在市场分割、定价机制扭曲等问题。现代金融市场应是相互密切关联的整体，当前则缺乏整体统筹、存在市场分割，这不仅影响市场效率，还滋生了监管空白和监管套利，造成金融风险隐患。此外，金融市场还存在定价机制扭曲问题。未来，需建立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实现规则统一、信息透明、具有广度和深度，有效满足多元化的投融资和风险管理需求。
第二，直接融资比例偏低。当前中国金融体系现状中，直接融资仅为20%左右的比重，中国走向现代化金融体系，今后一个时期的大方向是充分借鉴国际经验，积极发展直接融资，提高其比重。
第三，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需持续推进。需大力推进市场化的利率体系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实现市场化利率“放得开、形得成、调得了”。同时，继续深化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使得汇率具有充分弹性，有效维护国际收支平衡和货币政策自主性。
第四，金融风险防范仍需加强。一是金融机构需具有完善的公司治理和风险内控机制；二是金融调控体系需专业稳健、传导有效，适应开放条件下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三是金融监管体系需要更加有力有效、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和综合经营发展，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刘哲：建设现代金融体系的核心是资产配置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当前我国金融治理体系更多的是适应工业时代的经济发展特点，与新经济的资金需求和风险特征存在一定错位。
第一，金融机构的风险偏好与实体经济的风险特征不匹配的问题。中国正处于从经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如果实体经济已经转变为以中小企业、民营经济、新经济企业为主，但是金融体系还停留在服务大企业、传统企业的话，金融领域的结构性问题很难得到根本解决。只有金融的发展和产业的发展是同步的，才能把相应的资金引流到适合的产业领域。
第二，我国金融资源并没有建立起市场化配置的机制。在现实中，银行更愿意把钱贷给低利率的国有企业、大型企业或者有硬资产抵押的企业，而不愿意把这些钱以更高的利率贷给一些中小企业和新经济企业。出现这样的问题，深层次原因在于金融资源的市场化配置能力不足。由于传统金融机构自身没有建立起完善的风险定价能力、信用评估机制和配置能力，经济上出于对于不良率的控制，体制上出于免责因素的考量，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现在资产配置的不平衡性。
第三，金融创新的力度和进度低于实体经济发展的速度。在服务新经济的时候，金融机构对于新知识产业、信息产业、文化产业等新的发展规律、经营方式和财富创造方式研究还不够深入，金融对于新经济产业发展特征和新的规律把握不足，使得金融产品和服务不能更好地满足实体经济的需求。
中国经济时报：打造现代金融体系，就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而言，需要把握好哪些着力点？
陈道富：根据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要求，现代金融体系的关键点在于：适应性、竞争力和普惠性三个方面。因此，需要从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三个方向着力。
一是构建产业内嵌的自我成长型金融体系。真实的、能有效发挥功能的金融体系，是在服务实体经济过程中借助产业内在的信任涌现的，是“真实”的并具有“自我成长”能力的。为此，需要建立主要基于基本面变化的价格形成和发现机制。发展供应链、贸易链金融，建立基于大宗商品等真实资产的数字资产凭证，实现更有效率的数字资产交易。发展与工业物联网、智能制造相嵌套的数字金融模式。探索新的合作模式实现产融更紧密结合。
二是需要搭建赋能型金融生态。金融要改善服务功能，关键是要对实体经济的内在价值“会发现”“看得懂”和“信得过”。为提高效率，降低触及和服务成本，有必要培育金融领域和科技制造领域的跨界合作机制，为金融业赋能，构建金融业能更好服务制造强国的生态环境。可培育金融体系的技术判定和赋能，使对科技“看得懂”“信得过”；构建与中小微企业共成长的金融生态；构建共担风险的社会机制，塑造诚实守信的契约文化等。
三是金融自身要追求更加开放、有“韧性”的发展。要在新的技术背景和全球格局下，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增长，金融业本身也需要更开放，在打通境内外金融市场过程中，发展与企业国际化程度相匹配的金融国际化。更加“有韧性”地熟悉运用各种风险对冲工具。改善金融监管和宏观调控能力，抑制资产泡沫，及时释放金融风险，整顿市场秩序，夯实并完善危机应对机制。
周景彤：第一，建设现代金融体系要通过加快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构建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相适应的金融制度体系、市场体系、产品服务体系和监管体系。第二，建设现代金融体系的关键在于建设现代金融市场体系。建设完备、健全和有效的现代金融市场体系是实现金融体系助力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货币政策由数量型调控为主向价格型调控为主转变、实现去杠杆以及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必然要求。建设现代金融体系以建立规则统一、信息透明、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的多层次现代金融市场体系作为突破口，有利于妥善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财政与金融的关系，金融风险防范与治理机制完善的关系，人口老龄化、养老金可持续与资本市场的关系等当前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关系。
刘哲：打造现代金融体系，就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而言，需要把握四大着力点。
第一，从重视货币供应量向总量供给和传导机制并重转变。顺畅货币的传导机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缓解“大企业洪涝、中小企业旱灾”的不平衡问题，提升资金的配置质量和配置效率，是打造现代金融体系的重要着力点。
第二，鼓励新金融服务新经济，突出金融机构差异化的服务能力。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不是规模上的区分，也不能是简单用机构的数量和资金的方式来区分，而是要建立起服务不同类型企业、有不同风险偏好的特色金融机构。完善金融的供给体系，改善金融供给结构，让专业的机构做专业的事情，满足不同经济主体的融资需求。
第三，深入研究新兴产业发展规律，大力推进金融产品创新。只有金融产品的创新，将新经济企业的“新核心资源”和“新经营模式”纳入到信贷评估、信用评估体系，才能够更好地服务于新经济企业的融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