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中国似乎已经控制住COVID-19疫情的时候，韩国、意大利、日本、伊朗等地出现了新的严重疫情。这种病毒似乎无处不在，防不胜防。虽然我对中国的疫情在3月底结束抱有希望，但是我开始担心入境者有可能把COVID-19病毒又带回中国，致使疫情再度爆发。中国来之不易、代价高昂的抗疫胜利不能让少数受感染的入境者毁掉。
中国能够并且应该做的，是对所有来自或者14天内到过感染严重地区的入境者，包括本国公民，采取最严格的检疫措施。他们都应当在政府提供的隔离设施内接受14天的检疫隔离。为了使这一要求可行、易行，中国的机场和入境口岸应该仅限于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和深圳，同时就近准备好隔离设施。这项措施可能听上去严厉，不仅扰乱旅游业，也会扰乱中国与所有其他国家的国际贸易、跨境投资等商业活动。然而，这是防止COVID-19疫情在中国复发的唯一安全可靠的方法。中国将从一个被封锁的国家变成采取封锁措施的国家，而且，无法确定这种情况将持续多久，因为它取决于其他国家能以多快速度控制COVID-19病毒。
尽管中国原本应该并且可以更迅速地采取行动，对湖北和武汉实行全面封锁，但后来的严厉措施还是有效地将病毒传播基本限制在了湖北，在湖北省内则限制在了武汉。这使中国得以控制住疫情。然而，目前不清楚世界其他国家是否有同样的行政能力和社会纪律做到这一点。况且，现在有人质疑武汉究竟是不是COVID-19病毒的发源地，因为意大利的“零号病人”和日本的一个病患与中国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联系，但他们有共同的夏威夷度假史。最近加州北部确诊的一个病人也与中国没有任何关系。因此，病毒的最初来源可能是其他地方。对美国过去6个月的流感病例尤其是导致死亡的病例做进一步检测和重新检测，有可能让这个问题得到某些解释。
有人可能会问，如果所有国家都采取如此严格的入境政策保护国民，是否意味着全球化的终结？我认为这不是结束，而是一种形式上更安全、更稳定的全球化的开始，它不易受潜在破坏的影响。
我记得几年前，我旅行的时候不仅要携带护照，还要带一本黄色的小册子，上面记录着我所有的疫苗和接种情况。在进入另一个国家的时候都要检查这本小册子。我必须接种天花、霍乱和其他疾病的疫苗，有时还要注射一针丙种球蛋白。此次疫情告诉我们，要想继续自由地在国际上旅行，我们有必要恢复某种形式的这类要求。
旅行目的地国家需要了解旅行者近期的健康状况，包括疫苗接种、可能的临时抗原特异性测试，以及旅行史。对世卫组织这类国际机构来说，保持数字形式的实时记录其实是很简单的，这样在旅行者过境时就可以随时供检查。例如，如果有一天有COVID-19疫苗可用，那些希望免除强制性检疫要求的人就必须接种疫苗。在将来这也适用于其他传染性疾病和病毒。没有世卫组织认可记录的旅客必须满足目的地国家的其他一切要求，包括可能很长的隔离期。如果这种制度能在全球范围内实施，那么所有国家的公民都不用担心外国游客会对他们的健康构成威胁。
不过，仅仅控制边境是不够的。防止国内未确诊感染者在国内传播疾病和病毒极为重要，否则国内新感染病人的数量将以组合的方式增加。如同SARS病毒和更常见的流感病毒，冠状病毒几乎全是通过被感染患者和潜在患者之间的直接或间接身体接触，以体液为媒介传播的。因此，应当教育本国民众采取适当预防措施，勿直接或间接与任何其他人，与朋友或陌生人发生身体接触。这意味着要采取并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和做法，例如应避免握手、亲吻和拥抱，应该戴口罩、常洗手，不用手触摸眼睛、鼻子和嘴。早晚，大多数的门也许都会变成感应式的，电梯可以是声控的。这样一来，就连间接的物理接触也可以减到最少。如果人人都采取充分的适当预防措施进行自我保护，疾病或病毒的传播就会停止。
像COVID-19这样的流行病有可能让所有经济活动受干扰，甚至中断几个月之久，因此我们有理由考虑让所有重要供应链都有可靠的第二来源。中美贸易战以及两国间持续的技术竞争，已经使现有的技术供应链面临脱钩危险。即使没有这些，此次疫情也说明第二来源是必不可少的。对世界来说至关重要的，是任何供应链上的任何环节都最少要有一个第二来源。拥有第二来源可能会代价不匪，但它为应对流行病、自然灾害甚至战争等意外事件提供了保险。它还防止供应商过度利用其垄断地位。事实证明，没有第二来源有时代价更高，因为生产会由于缺少关键部件而停止。
贸易战和流行病将促使各国重新思考不受约束的全球化的好处和代价。如果一个国家的石油完全依赖中东，即使仓库里存着大量石油，当中东爆发战争时也会陷入严重的麻烦。当然，一国可以尝试完全自给自足，就像前苏联和中国曾经做过的那样，但代价极其高昂。我们对未来应有的期待是“多元的全球化”，届时没有一个国家会完全依赖另外一个国家，把它当成重要资源、部件或零件的唯一供应源，所有的东西都必须有第二来源。从长远看，这个世界最好是每种产品或服务都有两个或者更多的相互竞争的供应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