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人类文明基本矛盾正在改变
人类文明的基本矛盾有无变化?当前人类文明的基本矛盾是什么?以前,人类文明的基本矛盾就是人与自然的矛盾和人与人的矛盾。前者表现为人类不能从自然界获取丰富产品,从而导致后者,即人与人之间基于分配矛盾的各种矛盾。所以,前者决定后者。但是,随着技术的迅速发展,尤其是21世纪以来,人类文明基本矛盾正在改变,日益转变为人与技术的矛盾,即人性很可能无法驾驭飞速发展的技术而导致人类文明困局——技术奴隶社会或文明毁灭。人类文明基本矛盾的改变,是当代人类所需面对的前所未有的最大关口,其根源乃是人类文明内部的结构性冲突。与该关口相比,传统意义的冲突包括阶级与阶级、国家与国家、宗教与宗教、文化与文化、宗教与政治等等人类内部集团或个体之间的各种冲突,当然也包括当前的中美纷争,不再重要。这一新的关口攸关人类命运,它超越国家、民族、人种、宗教、政治等一切具体集团。尽管现代文明一直在进行自我修补,但由于其基本理念及相应框架早已确定并且发生根本性改变,致使它尚未展现出跨越该关口的可能。
在某种角度,人类所思考的一切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三个问题:宇宙是如何产生的,又是如何消亡的?生命是如何产生的,又是如何消亡的?文明是如何产生的,又是如何消亡的?这是就“如何”发问,我们还可以就“为什么”发问。
有生命不等于有文明,生命的本能运动尚不足以称为文明。关于文明,有许多定义。就人与动物的最基础区分的角度,文明可以定义或理解为:某种存在者根据自己的想象世界所生产出的经验世界。动物没有这种能力。这一文明的定义并不蕴含价值判断,而只是将人的活动与动物的活动相区分。文明中既包括善,也包括恶。用黑格尔及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话语来说,文明就是人的本质力量/内在尺度的对象化产物。如果将文明理解为过程,那么这一过程就是对象化。
那么,文明有哪些基本的特征或要素?这些要素是否构成一个结构即稳定的关系?人类文明具有结构性特征,它有三个基本要素及变量:人性、制度与技术。
对于人性这一变量,可以有诸多取值:性善、性私、性恶、性不善不恶等。私是自利,恶是害人。(其实,人性有多个方面,智力也是人性的一面,但通常说人性,是就道德性而言。)但这样取值意味着所有人都是无差别的性善或性私。其实,人性还有其他逻辑可能,即人性是有差别的。可能存在具有不同人性的人,有的人性善,有的人性恶,有的人性私;有的人先天就聪明正直,有的人先天愚钝自私。但在经验中,绝大多数人的人性都是自私的,所以现代社会科学的“经济人”假设即人是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自利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符合经验的。人性总体自私,动物也总体自私,在这个意义上,人与动物相同。但动物只有自私,而人性不但自私,而且贪婪。可以这样定义和区分自私和贪婪。行为者(包括所有生物)为一个生活周期储备生活资料,则称为自私;行为者为超出一个生活周期储备生活资料,则称为贪婪。换言之,贪婪是为远期需求进行财富积累,它是自私的强化。对于不同的行为者,单位生活周期的长度可能不同,绝大多数动物和人类的单位生活周期是一年。这个定义具有物理特征,因为生活周期是可以明确界定和区分的。
基于这个区分可知,动物只是自私,而不贪婪。虽然像松鼠这样的动物会积累一个冬天的食物,但它不会有超过一年的计划,这意味着,动物不会为远期需求积累财富(如食物),所以,动物不贪婪。自私是动物甚至是生物的普遍品性,但贪婪是人类的特有品性。动物不贪婪,不知是因动物的本性不贪婪,还是因动物的理性或智能不足而无法产生贪婪所需要的计划性。人性贪婪,并不是说所有人都贪婪,而是说存在某些人贪婪。人性贪婪,动物性不贪婪,这是人与动物的第一个区分。
人与动物的第二个区分,是智能。这里并没有否定动物具有初级智能,但显然尚未发现非人存在者具有高级智能。
贪婪和智能是人与动物仅有的两个区别。这两个变量虽然是相互独立的,即在逻辑上一个不依赖于另一个,但二者可以相互作用。由于贪婪只是人性的一种,所以,智能不仅与贪婪相互作用,也与自私、善良等相互作用。因此,一般而言,智能是与人性相互作用。正是这种相互作用,使得人类有能力把自己的欲望对象化,生产出经验世界,也就是人类文明。
智能与人性的相互作用,产生两种重要产物:制度与技术。直观看,制度是规范欲望的,但没有智能,人类设计不出制度。技术是满足欲望的,但没有智能,人类也创造不出技术。所以,制度与技术都是智能与人性相互作用的产物。从制度与技术层面,我们更容易看出人与动物的区分。
特定的人性是特定的制度生效的必要条件。更准确地说,性私是制度生效的必要条件。制度是什么?这又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本文的理解是:制度是告知行为者采取某种行为将会产生何种成本、收益与风险的信息系统。风险特别重要,故独立于成本。这与把制度理解为行动准则或办事规程(包括风俗、习惯等)不矛盾,因为我们完全可以把行动准则还原为:行动准则是告知行为者采取某种行为将会产生何种成本、收益与风险的信息系统。因此,本文对制度的定义更为基础。只有人类才能建立关于成本、收益和风险的信息系统——制度。跟动物相比较,制度使人类行为尤其是竞争性行为变得相对有序,这就是文明的重要表现。对于自私者,制度的意义在于:它让自私的行为者知道自己的行为在特定制度/约束环境中的成本、收益和风险,从而让行为者采取趋利避害的选择。
如果只有制度,人类也建构不出文明。因为如果没有一种力量或工具将人的想象世界实现出来,也不能建构出文明,而这种力量或工具就是基于智能的技术。如同制度在本文中是广义的,技术也是广义的,包括人的手与脚的能力。
制度和技术都有两个特征:客观性和变化性。制度和技术都是人的创造物,但它们一旦被创造出来后,便成为客观力量。制度可以帮助行为者权衡利弊,技术可以帮助行为者把想象世界转化为经验世界。同时,制度和技术都是变迁的。在古代,技术变化非常缓慢,一代人甚至几代人都感受不到技术变化。但在第一次科学革命和第一次工业革命后,技术进步加速。二战后,每十年就能感受到技术进步。到了21世纪,几乎每年都可以感受到技术进步。相对于技术的快速变化,制度变化慢得多。对于一辈子几乎没有看见过制度变化和技术变化的古人来说,董仲舒所言的“天不变,道亦不变”,是完全符合经验的。制度变化很慢,是人类的普遍现象。在资本主义时代,基本制度也稳定了几百年。变化加快的,是各种具体制度,如社会福利制度、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反腐败制度(更具体则如财产公示制度)、税收制度等的变化。具体制度变化速度加快,体现在现代社会的法律特别多,数量远超古代。即便如此,制度变化也远没有技术变化快。同时,具体制度一旦形成,也比较稳定。通常在10年内不会有变化。我们这个时代的新问题、大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技术进步所导致的。
就人性与技术的关系而言,无论人性如何变化,技术对人性都会产生放大作用。人性是有价值判断的,即有善、恶、自私、中性等区分,而技术是中性的。所以,好人使用强大的技术,可以产生更好的社会效用。此即善的人性在强大的中性力量的作用下,产生更大的善果。同理,坏人使用强大的技术会产生更大的恶果。用数学来表达,设社会效用为因变量y,人性为a,技术为b,制度为c。那么,人性与技术的关系为:y=ab。此处尚未考虑制度。人性与技术是两个独立的变量,因而适用乘法。这个函数完全符合经验。
就制度与人性的关系而言,大多数人的天性趋利避害即自私。如果没有约束,人就会肆意妄为,不但自利,还会损人。制度是一种约束,它通过成本、收益和风险设计,对具体行为传达鼓励、禁止或中性的信息。良性制度使人少做坏事(对他人有害),多做好事(对他人有利;或同时对他人对自己有利;或只对自己有利但对他人无害);恶性制度则反之。跟技术对好人和坏人同等放大或缩小作用不同,制度对好人和坏人不是同等放大或缩小。良性制度使好人更好,坏人不那么坏;恶性制度使好人不那么好,坏人更坏。这意味着,制度的功能是增加或减少人性中善或恶的份额。所以,制度与人性之间不适合直接的乘法关系。由于成本和收益可以置换,成本增加可以转化为收益减少,所以,为了简便,这里统一使用“收益”来度量制度的作用。那么,良性制度降低做坏事的收益(增加做坏事的成本转化为降低收益,其余情况同理),增加做好事的收益;恶性制度增加做坏事的收益,降低做好事的收益。无论对于好人(人性取善,为正值)还是坏人(人性取恶,为负值),良性制度都是增加善,使好人更好,使坏人倾向于好。因此,在良性制度下,制度与人性的关系是:a′=a+rc。a表示行为者人性的初始值;r为制度对人性的改变系数;rc表示制度对人性改变值。在这里,系数r和制度c都是正值。无论对于好人还是坏人,恶性制度都是增加恶,使好人不那么好,坏人更坏。因此,在恶性制度下,制度与人性的关系仍然是:a′=a+rc。只不过,c变为了负值,r仍然是正值。这意味着,无论是在良性制度还是恶性制度下,也无论人性是善、私还是恶,制度对人性的作用都是同向的。所以,制度与人性的关系都是:
a′=a+rc(良性制度,c取正值;恶性制度,c取负值;中性制度,c取0。)
下面,再把技术(b)引入,人性与技术相结合产生社会效用(y),则有函数:
y=a′b=(a+rc)b(良性制度,c取正值;恶性制度,c取负值;中性制度,c取0。a为初始人性赋值。)
这个函数可以称为人类文明结构函数。它把人性处理为制度与社会效用(因变量)之间的中间变量,把制度转换为与人性同质的东西(rc),再与人性的初始值相加得到(a+rc),(a+rc)就是被叠加了的人性;被叠加了的人性再与技术发生关系,产生社会效用。这个函数非常有意思。直观地看,它表达了人类文明结构的三个要素的基本数学关系,且符合经验。但实际上,这个函数的主要价值不在于计算价值,而在于理论价值。它把人类文明结构的三个要素非常有机地整合在一起,阐明了三者的逻辑关系,尤其是相互作用关系,因而有助于理解人类文明的结构性以及当前人类文明面临的困局。如果要做实际的计算,不会这么简单,因为制度对人性的制约效用不是一直按固定比例发挥作用,即不是线性的,而可能发生边际递减。同样,技术的效用也可能发生边际递减。
人类文明结构函数表明,在一定的人性状况和技术条件下,制度通过改变人性,从而改变技术的社会效用。但值得辨析的是,制度是否直接改变技术?虽然制度也可以改变技术,但它并非直接改变技术,而是通过对人性的改变而间接改变技术。而且,技术本身的更新与特定技术的边际效用递减是不矛盾的。因为,y=(a+rc)b中的技术(b)在一定时期内是给定的、现成的技术(可以表示为b1),而非尚未出现的新技术(可以表示为b2)。制度对技术的推动,是指对新技术(b2)的推动。这种新技术不是作为自变量的技术(b1,即函数中的b),而是作为因变量即社会效用的一个构成(b2)。新技术(b2)一旦产生,被人使用,就立马转化为自变量的一部分,从而扩大b的值。所以,这个函数也可以反映制度对技术的推动。
y=(a+rc)b
这一函数可以运用于不同尺度的行为者,如个体、单位、国家等。该函数运用于具有共同意志的行为者(包括个体和具有共同意志的某些群体)是其运用于具有不同意志的复杂群体的基础。某个行为者的人性(包括通过制度转换后叠加了的人性)即(a+rc)在特定技术b的作用下,产生特定的社会效用y。当人性(a+rc)为正值时,人性与技术结合产生的力量,可以称为善力(good-power),或者正效用(positive effect);当人性为负值时,人性与技术结合产生的力量,可以称为恶力(evil-power),或者负效用(negative effect)。(1)这个函数运用于复杂群体,可以用具有共同意志的行为者的y值相加,计算总值和平均值;也可以先获得a、b、c的总和或平均值,再来计算。当然,误差是难免的。
利用y=(a+rc)b这个函数,可以考察几千年来人类文明结构中三个要素的变化及其对社会效用的影响。几千年来,尽管人性可能有好有坏,但这种好坏状态包括其各种人性的比例分布总体没有变化。绝大多数人都是自私的,善人和恶人都是少数。人性自私,这一赋值总体稳定。所以,可以把人性看作常量。就制度这一要素看,它经历了几个大的变迁。按照马克思的分类,可以说经历了原始制度、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制度有前进也有倒退。例如,希特勒时代的德国、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制度便是倒退(c应该取负值)。不过,总体而言,制度的值比较稳定,最不稳定且一直增大的变量是技术(b)。第一次科学革命和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后,技术这一自变量的值迅速增大,甚至增速越来越大。
麻烦在于:虽然技术越来越强大,但人性(包括通过制度转换后叠加了的人性)并非越来越好,因此,技术的社会效用越来越不稳定。也就是说,由于(a+rc)并非总是正值,当y=(a+rc)b这个函数运用于特定行为者时,有非常悬殊的社会效用。有些行为者利用技术产生非常大的善力,有些则产生非常大的恶力。虽然善力和恶力可以抵消一部分,但很难以加减法的简单方式相互抵消,而只让余值发生作用。尤其是,有些技术产生的恶力具有不可逆的毁灭性,如核武器、人工智能失控等。
2人类文明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局
在不远的未来,人类文明面对的最大困局是:人性(包括被制度改变而叠加的人性。下文所言的人性,除非说明,均包括叠加后的人性)与飞速发展的技术不相匹配,人性无法驾驭技术。这一困局的两个最大表现是技术奴隶社会和文明毁灭可能。技术奴隶社会是说,人工智能的发展蕴含这样一种技术逻辑和趋势:它会打破和取代几千年来占绝对主流的重复性劳动及相应生活常态。这种技术逻辑在资本逻辑的作用下,便会形成技术奴隶社会,或新奴隶社会。在新奴隶社会,即便人人都终生学习,人工智能也会使就业机会稀缺,从而取代技术层面的庸人或大众,导致绝大多数人失业。同时,失业产生的子女教育不充分、竞争力不足等劣势也会代际传递,导致阶层固化,进而导致穷人沦为无法与富人博弈的新奴隶,并且永远不可能翻身。(2)人性(及制度)与飞速发展的技术不相匹配,人性无法有效控制技术的负效用,尤其是无法控制潜在的毁灭风险。这个时代有许多问题,但没有任何问题比这个问题更加关涉人类文明的整体命运,它超越国家、民族、人种、文化差异。一旦风险发生,人类将整体性毁灭。
将y=(a+rc)b这个函数运用于这个时代,可以发现,若以30年为一个时段即大约一代人的时间,(a+rc)的变化是很小的。中国经历了“文革”前后的变迁,苏联经历了解体,除了这些大变革,总体说来,人性和制度的变化并不大。而像美国、英国,在两三百年内,虽然人性和制度(a+rc)的变化都不大(当然,细节改革与变化并不少),但在一个时段内,技术变化非常大。人性与技术发展不匹配,这是一个事实(fact)。但麻烦在于:目前,人类看不到对人性与制度进行有效改革的可能;或者说,人类看不到通过更优制度来规范人性的可能。这导致人性与技术无法构成一种互动和平衡,而这跟历史大不相同。在历史上,不仅技术进步缓慢,而且当遇到重大社会矛盾时,基于制度变革的人性调整会协调社会矛盾,使人性与技术达成某种平衡。例如,当奴隶制度暴露出不可解决的问题后,封建制度开始形成,以协调其弊端;当封建制度暴露严重问题后,资本制度又来协调其弊端。在这些重大制度变革历程中,虽然时有倒退,但总体而言,对人性的外部限制越来越少,人性越来越趋向于解放。但是,面对正在来临的人类文明的内在困局,我们还完全看不到更优制度的可能。
离当今最近的一次制度革命(这里的制度是广义的,包括思想观念),就是启蒙运动,它形成了以科学、人性、自由、民主、法治、平等、人权、市场经济等为核心的现代价值。基于现代价值,形成诸多具体制度。这一现代转型不但极大促进了技术进步,而且极大解放了人性(说后者是前者的原因更准确些),包括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公开承认自私的合理性,并用法律、规则等来保护自私。以自私为要素之一的“经济人”假设也成为了现代制度制定、社会科学研究的第一假设,不容挑战。其实,经济人假设并没有改变人性,它只是给出了两个基本信息。第一,经济人假设公开承认人性是自私的,同时也是理性的(准确说是有限理性),并将自私合法化。在事实层面(fact),大体上,人性从来就是自私的,但不论中西,在价值层面(value),古代社会的主流观念都不承认自私的合法性。关于中国在这方面的观点,不用多说。在西方,连开明的康德也是不承认自私的合法性的。他认为商人虽然给人们带来好处,但由于他的商业行为是出于自利,因而不能视作道德的,而应该视作中性的。现代性承认自私,是人类观念史的一次重大革命。第二,经济人假设具有片面性,它否定了人性的其他可能。现代社会科学只有假定经济人,才能进行理论建构。如果引入道德人,社会科学立即崩溃。从经验看,经济人假设是符合实际的,即大概率真实。但是,它无法解释极端情况,包括极好(性善)和极坏(性恶)。连基于“经济人”假设而立论的国际政治现实主义代表学者摩根索(Hans Morgenthau)也承认,“真正的人是‘经济人’、‘政治人’、‘道德人’、‘宗教人’等的复合体”。(3)因此,当代社会科学不可能是解释人的全部行为的理论。生物社会学试图将性善还原为性私的一个表现,但至今未成功。
不论中西,在古代社会,人性有时也表现出极为邪恶的一面,甚至有些邪恶是以正义或道德的方式表现出来,如戴震所言的“以理杀人”。表现在y=(a+rc)b这一函数中,(a+rc)的值在某些时候的某些行为者身上是负值,甚至是很大的负值,如古代的那些个体和群体的暴徒。更具体的群体暴徒则如十字军交战双方的暴徒。但是,由于古代的低技术,即b值较低,导致其社会破坏性相对较小(即y值较小)。如果十字军掌握现代武器,其杀伤性和破坏性必定会大很多。相反,如果没有热兵器,一战和二战的杀伤性和破坏性远没这么大。根据y=(a+rc)b这个函数,在现代,人类所产生的总力量(善力加恶力的总和)远远大于古代。在古代,低技术所产生的负效用或恶力绝不足以摧毁人类,但在现代,技术奴隶社会和人类毁灭这两种危险越来越大。而在当前理论框架下,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即便不会导致人类毁灭,技术奴隶社会也几乎是必然的。(4)
虽然飞速发展的技术放大了现代社会的困局,但实际上,现代困局早已埋在现代价值之中。基于现代价值,可以建立一个公正的竞争平台。这个竞争平台是程序正义的,它有利于强者而不利于弱者(fact)。当然,这并不是批评,因为历史从来如此,甚至古代社会更加有利于强者。但是,人有天生禀赋、出生环境、运气等的差别,即便所有人都勤奋,也会导致人与人的差距越来越大,而社会也会以实力为标准划分为不同阶层。表现在经济上,人类社会从来没有解决贫富悬殊问题,现代社会也是。即便技术停滞,贫富悬殊、阶层差距也会越来越大,社会对抗也会越来越严重,古代社会便是如此。而技术的飞速进步,则放大了这种对抗。可以用一个函数来表达一个交往体(小至家庭,大至国家、人类)的毁灭可能性:
P=xy(x≥1,y≥1)
这个函数可以称为“交往体毁灭函数”。P表示交往体毁灭的可能性。x表示交往各方的对抗程度导致的某一方毁灭交往体的意愿,当有一方想毁灭交往体时,其毁灭意愿等于1;如果想毁灭交往体的意愿非常强,毁灭意愿就大于1。y表示欲图毁灭交往体的行为者对交往体的毁灭能力系数(由于这个系数其实是变量,故不用通常的系数符号k)。如果毁灭一个交往体所需要的能力为a,弱者毁灭交往体的能力为7a,那么,毁灭能力系数就是7。若P≥1,则交往体毁灭。P≥1的条件是,x和y同时≥1。也就是说,或者任何一方都没有毁灭交往体的意愿(x<1),或者任何一方都没有毁灭交往体的能力(y<1),交往体都不会毁灭。只要x≥1,y≥1,不论具体取值多少,结果都是一样的,即毁灭。用10倍的意愿和10倍的力量,跟用1倍的意愿和1倍的力量,去毁灭一个东西,是等效的。如果x≥1,y<1,行为者表现为对交往体的自毁式伤害,即行为者不会毁灭交往体,但可以给交往体造成很大伤害。如果y不变,x在0-1之间渐增大,即行为者对交往体越来越不满意,则交往体内部矛盾扩大。如果x不变且0<x<1,即对交往体有不满意,而y值增大,也会导致交往体内部矛盾扩大。所以,这个函数不但可以描述交往体毁灭可能,也能描述交往体内部冲突的变化。这个函数符合经验。
针对不同交往体,毁灭的标准有所不同。离婚是毁灭基于夫妻关系的家庭的充分条件,夫妻一方的人身毁灭也是充分条件(准确说是加强条件)。政权的毁灭是以政权解体(即通常所言的垮台)为充分条件,而非以政权之下所有成员的人身毁灭为充分条件(这是加强条件)。但最大的群体即人类的毁灭则以所有人的人身毁灭为充分条件。交往体毁灭函数具有广泛适用性。例如,在一个家庭中,夫妻双方都很强大(y值很高),这样的夫妻是最容易离婚的,因为他们可以互不依赖而生活得不错,所以一旦发生冲突,双方都不会为了依靠对方生活而屈服。即便一方屈服,也不会是生存原因。这就减少了妥协的空间,从而增加了离婚的可能性。发达国家离婚率居高不下,就有这个原因。相反,在古代,由于女性在经济上单方面依赖男性,所以婚姻关系反而更稳定,只不过这种稳定是以女性对男性的附属和依从为前提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如果离婚率越高,那么女性地位越高。举一个真实的案例。2015年3月24日,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下属德国之翼航空公司一架空客A320航班的副驾驶员卢比茨因患抑郁症,将机长骗出驾驶舱,然后驾驶客机在法国南部地区撞向阿尔卑斯山,机上150人全部遇难(来自网络,百度百科词条“3·24德国之翼航空公司坠机事件”)。在这个案例中,对于毁灭飞机来说,卢比茨的x≥1,y≥1,导致飞机彻底毁灭。对于毁灭人类,卢比茨的x≥1,但y<1,即其能力还不足以毁灭人类,所以,他只能给人类造成非毁灭性伤害。如果卢比茨拥有毁灭人类的能力,他很可能会毁灭人类。
交往体毁灭函数和人类文明结构函数虽然有一些交集,且交集都蕴含了人类毁灭可能,即两个函数的自变量的某些取值所对应的因变量的值都是人类毁灭,但二者的含义并不相同。交往体毁灭函数用在人类尺度,只能表达人类毁灭的可能性,而人类文明结构函数则更一般地表达了人性(包括被制度改变而叠加了的人性)与技术的关系。交往体毁灭函数加强了人类文明结构函数所蕴含的人类毁灭可能性。结合交往体毁灭函数和人类文明结构函数,可以知道,在人类尺度上,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强者和弱者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因而社会对抗性越来越大(交往体毁灭函数中的x值增大),同时,弱者掌握的毁灭能力越来越大(交往体毁灭函数中的y值增大)。因此,人类毁灭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虽然人类毁灭还不是事实,也非迫在眉睫,但是,它并不遥远,毁灭可能性越来越大。
3尚无突出困局的任何迹象
在当代,尤其是不远的未来,技术越来越强大(即b值迅速增大),但人性和制度却没有什么变化,即(a+rc)的值变化包括波动不大,有时也仍像历史那样,非常糟糕,即(a+rc)有时为很大的负值。这导致技术的破坏性越来越大。但是,与历史上面对重大危机时有新的补救方案相比,今天,我们完全没有看到应对越来越严重的潜在风险的新方案。也就是说,在当代,现代价值是人类已经找到的最优理念,这些理念是现代制度的基础,并以理念和制度的双重作用来规范人性。现代价值对推动文明前进发挥了极为巨大的作用。但即便在现代价值之下,人类文明也遭遇了结构性危机。然而,目前,我们完全看不到可以应对危机的超越现代价值的新价值。这是最让人悲观之处。
现代学术(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不含自然科学)的理论有两个来源,一是现代理念,二是前现代理念。后者,不论是来自儒家、佛教,还是来自基督教(祛魅之前)、伊斯兰教,都是前现代价值。关于后者,不想多讨论,这里只讨论前者。现代理念是现代学术的基础理论,或者说源理论、元理论。现代理念一旦确立,就规定了现代学术的可能边界。最近几百年,现代学术之所以还在蓬勃发展,主要是因为两点。第一,一种基础理论确立后,还有许多细节需要完善,形成许多二级、三级理论,只不过有效理论的生产速度呈边际收益递减趋势。这与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的范式理论同理。一种范式作为重大创新确立后,还有许多细节需要完善,此即常规创新。(5)第二,现代社会的矛盾还没有到解决方案穷尽的地步,这为现代学术提供了空间。第二点其实是第一点的社会基础。在马克思时代,现代社会就暴露出结构性问题,只不过,资本主义通过自我调整和扩张(扩张包括把全球纳入资本主义体系),扩大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从而缓和社会矛盾。但是,20世纪末期以来,随着各国社会矛盾的加剧(美国社会矛盾加深是一个重点),以及技术的飞速发展,现代学术捉襟见肘,陷入“精致的平庸”,看起来很规范很学术,其实没什么思想和价值,对预知和解决社会问题几乎毫无帮助。这表现为,二战后,创造性工作越来越少。
要理解一个事件,理论犹如坐标,极为重要。如果不能建立合理的坐标,事件就无法被有效定位,就犹如随机分子在飘移,做布朗运动。尽管很难说哪种理论正确,但理论坐标并非随意选择的,而是可以讨论、比较并区分优劣的。如果现代学术不能在基础理论上有所突破,它很难避免进入死胡同。
有史以来的主流社会理论,几乎都强调每个社会成员都应按照自己的社会阶位行事。不论中外,所有古代社会都是等级制的。资本主义在人类史上第一次打破了等级制,不但在法理上主张平等,在政治与社会实践中也很大程度实现了平等。但这种平等的本质是程序平等。无论程序多么平等,无论每个成员多么努力,都不能改变实力差距,并且差距越来越大。
以强者与弱者的关系为视角,可以说,古今的所有社会问题都是强弱关系问题,并归结为一个问题:强弱之间能否达成良性妥协?从历史看,强弱之间既经常无法达成妥协,走向对抗,导致社会动乱、政权解体;也经常达成有限妥协,短期内缓解社会矛盾。但是,有限妥协的功能是很有限的。有限妥协之后,社会矛盾继续积累,以致于再也无法达成妥协,走向对抗。迄今为止,人类都没有找到有效消解这种对抗的策略。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强弱关系很快就陷入高度对抗,因为当时财富增长很慢,强者财富增加的很大份额来自对存量的转移,即对弱者的直接剥削,减少弱者的绝对财富,因而极易加剧强弱对抗。资本主义的优点在于通过激励和提高生产力,扩大财富增量,从而减少对弱者的直接剥削。随着生产力提高,弱者的绝对财富减少的情形越来越少。但是,相对贫困却在加剧,强弱对抗虽未至不可调和,但持续扩大。这导致强弱对抗持续扩大。根据交往体毁灭函数,强者与弱者的对抗程度越来越大。同时,技术的发展也使弱者掌握的毁灭能力越来越强,因而,又回到前面所说的,人类毁灭可能性在增大,虽然尚未到达临界点。
危险一旦到来,倾巢之下,没有完卵。虽然毁灭性结局都是等效的,但要说损失,强者的损失更大。如果强者不补偿弱者,未来社会只有三种可能:超人时代、技术奴隶社会或人类毁灭。当然,如果出现超人时代,即便社会科学的一切努力都付之东流,也不是坏事。但在估量未来时,必须把风险考虑进去。如果风险太大,甚至不可逆,则应该调整策略。超人时代对强者弱者都有利,技术奴隶社会只有利于强者,人类毁灭则是同归于尽。对于强者来说,要想长远地维护自己的利益,必须避免人类毁灭这种可能。
如何避免这种可能呢?似乎没有有效方案。当代人类已经陷入了囚徒困境。以国家为尺度,所有国家都处于信息不对称的竞争中。如果所有国家都放弃对抗性竞争,世界就会和平。但是,任何国家都不会彻底相信其他国家,所有国家都相互猜忌和防范,并提升攻击性能力来防范,如发展军备、间谍等行为。由于任何国家尤其是大国都担心其他国家会打击、侵略或毁灭它,所以,所有国家都努力提升能够抵抗或压制其他国家的攻击性能力,小国只是缺乏客观能力。这种国家间的囚徒困境极大地推动了攻击性能力的无序和无限发展。同时,任何攻击性能力一旦提升,就会逐渐扩散,因而必然导致弱者的攻击能力的提升,并导致弱者的毁灭能力提升。其后果就是前文反复指出的那样,将增加人类的毁灭风险。以企业为尺度,所有企业也陷入信息不对称的囚徒困境,都在拼命发展技术。就个体企业来说,这是好事。对社会来说,这也有好处。但是,技术的提高及其分散,显然也蕴含同样的潜在危机。
人类要想走出囚徒困境,世界政府是必要条件,因为世界政府具有两个重要功能。第一,世界政府能降低人类内部集团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尤其是在控制攻击性力量方面的信息不对称。第二,世界政府可以垄断暴力,尤其是大规模、毁灭性暴力,从而大幅降低暴力的无序性和不可预测性。(6)
二战以后,社会发展道路的竞争主要是苏联模式和美国模式。无论对于化解国内矛盾还是国际矛盾,苏联模式都破产了。因为它既不能提高效率,也不能保证公平,反而形成了一批垄断全社会主要资源的特权阶层,广大民众陷入贫困。苏联模式根本不可能实现均富,只能实现均贫,特权集团除外。美国模式虽然能提高效率,但也不能保证均富。福利制度只能保证穷人的基本生活水平,而完全不能遏制相对贫困的扩大。于是,社会对抗日益累积。因此,人类的未来命运主要不决定于弱者,而是决定于强者的理性,决定于强者是否能够运用理性摆脱囚徒困境。
我完全承认现代价值的历史进步性,也完全反对否定现代价值、退回到过去的观点。但是,也不可否认,面对即将到来的巨大的结构性困局,人类并没有提出超越现代价值的化解方案。只要不能超越现代价值,人类就不得安宁,甚至难免倾覆。
结 语
我是非神论者,既不认为有神,也不认为无神。如果存在上帝,人类便是上帝的一个游戏。上帝为人类设定了两道基础程序:人性和智能。上帝设定程序后,便静观人类如何自我演化,能否超越两道程序的结构性冲突。人性和智能的相互作用,产生繁复的人类文明。在人性层面,真正给人类造成麻烦的,不是自私,而是贪婪。人性与智能冲突的关键是贪婪与智能的冲突。某些人的贪婪对财富、权力或名誉的无限追逐使得他们利用自己或别人的智能无限发展技术。但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人类很可能无法控制技术。因此,人类的最终命运取决于贪婪与智能之间的博弈,取决于智能或理性能否将贪婪控制到合理程度并进一步控制作为技术形态的智能的发展程度。如果人类能超越贪婪与智能的冲突,则人类能够永存(不考虑自然事件);反之,则难免毁灭。
注 释
1严格地说,应该区分效用和力量,因为还需要考虑时间这一变量。同样的力量作用不同的时间产生的效用是不同的。但这里暂时不区分效用和力量。
2邓曦泽《技术奴隶社会:人工智能的社会逻辑》,《江海学刊》2018年第6期,第5-12页。
3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徐昕、郝望、李保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7版,第30页。
4邓曦泽《技术奴隶社会:人工智能的社会逻辑》,《江海学刊》2018年第6期,第5-12页。
5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2-39页。
6关于世界政府与世界和平的关系,可参见:邓曦泽《冲突与协调——以春秋战争与会盟为中心》第八章“世界和平与世界政府”,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17-44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