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改变世界经济格局
（一）冷战后出现梯度国际分工格局
冷战结束后，苏联东欧在政治上放弃社会主义，在经济上转向市场经济，东西方经济对峙不复存在。苏联解体更导致了“两极世界”中一极的消失。在苏联东欧转向市场经济的同时，中国、越南在推进市场化改革，印度等长期奉行“进口替代”战略的国家则在削减对民族工业的保护。于是，“两极世界”演变成了由美国主导的“一元化”市场经济新局面。全球市场的形成，使跨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成为可能，迎来了全球化2.0时代。在新一轮技术革命（如信息通讯技术革命）、交通通讯条件改善（如航空、海运条件进一步改善）、管理理论创新（如价值链管理、企业核心能力理论、产业集群理论）等因素的共同驱动下，发达国家的企业纷纷剥离非核心业务，并把标准化的生产和经营环节转移出去，从而形成了“发达工业国— 新兴经济体—传统发展中国家”的梯度国际分工格局：
发达工业国家以美国、日本、韩国、欧盟国家为代表。面对技术革命和全球化发展的机遇，上述国家积极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对外直接投资。随着标准化的生产和经营活动被转移到海外，国内生产主要集中在高附加值生产活动上，如创意研发、高科技产品、关键零部件、生产性服务等。特别是美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科技、军事实力，发展成为世界产业基础设施和产业标准的提供者、世界安全秩序的重要维护者。特殊的垄断地位，使美国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下降到了12%以下（2018年为11.4%）。
新兴经济体以中国、印度为代表。中、印两国的工业化进程本来已经取得一定成绩，教育、医疗等社会事业也取得明显进步，再加上两国都是“二元经济”结构，存在大量闲置劳动力。这就为其承接全球产业转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本轮全球化浪潮中，中国、印度积极承接跨国公司产能转移和业务外包，在大量增加就业的同时也加快了本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而中国、印度的发展又带动了对石油、铁矿石等大宗产品的需求，为资源富集国家（如巴西、俄罗斯等）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本地工业化进程尚未完成的事实、跨国公司主导产业转移进程的事实，决定了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在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上是相互补充、错位竞争的关系。具体表现在发达工业国主要从事高附加值生产活动，而新兴经济体主要从事标准化的、低附加值的生产和经营活动。
传统发展中国家在本轮全球化过程中处于边缘地带，受益相对有限。即便如此，全球化市场的形成、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也改变了其发展环境和竞争地位。面对新环境、新机遇，这些国家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特色产业，为世界市场提供农产品、原材料、初级工业品、旅游服务等，从外部进口自己所需的生产设备、生活用品，经济和社会发展也在稳步取得进步。
（二）中国产业的快速崛起打破了既有平衡，引发了新的矛盾
“次贷危机”后，伴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快速升级，上述分工格局被打破。2010年后，中国步入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出现了主导产业的快速更迭，冶金、建材、能源等传统产业步入成熟期，增长速度下降；而汽车、高端装备制造、集成电路等产业持续快速增长；与此同时，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风起云涌，信息革命深入发展。
为了抓住工业化、信息化发展的机遇，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加快产业升级步伐的重大举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就是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结构优化、技术升级、动力转换取得明显成效，经济实力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从2010年到2018 年，中国经济总量从41.21万亿元增加到90.03万亿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年均增长7.45%。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从46.4%下降到40.7%，其中工业增加值占比从40%下降到33.9%，服务业占比则从44.1% 上升到52.2%。
在各产业内部，结构也在明显优化。近年来，以节能环保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增长，已显著改变了中国的工业结构。2018年，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具体指医药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信息化学品制造业）增加值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中所占比重已达到13.9%，装备制造业（具体指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中所占比重则达到32.9%。在《麻省理工科技评论》2019年度新兴科技领域“50 家最聪明公司”评选中，中国上榜企业数量明显增加，也充分表明：“中国正在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科技创新重心之一”；中国已成为AI产业领域“世界领先的重要参与者”。发达经济体深陷“次贷危机”泥潭和中国经济快速崛起，深刻地改变了当今世界的经济格局，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新的矛盾和冲突：
首先，中国经济的崛起给发达经济体带来了巨大的调整压力。
中国产业实力的快速跃升，改变了发达工业国、新兴经济体、传统发展中国家三者之间的体量对比，首先触动的就是发达经济体的奶酪。中国人口远超主要工业化国家人口的总和，是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中国买什么什么贵、中国卖什么什么便宜”，形象地描绘了中国对世界市场的影响。对于在位的发达国家而言，中国的加入一方面带来市场需求和发展机遇，使其优势产业（企业）能够更充分地发掘发展潜力，实现规模经济；另一方面面对中国产业的强势崛起，发达经济体的部分产业（企业）有可能会衰落，甚至走向消亡。中国加入工业化国家阵营还显著改善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一方面，国际社会对基础产品、原材料、特色农产品的需求显著增加；另一方面，工业品和现代服务供给明显增加，价格也被压低。对于在位的工业化国家而言，这些都是不利的，都意味着调整和改变的压力。鉴于中国经济体量巨大，这种调整的压力必然是巨大的，调整过程也是持久的、深刻的。
其次，中国经济的崛起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也带来了重大挑战。
中国经济的发展、居民收入的快速增加迫使跨国公司不得不开展新一轮的“产业转移”。这就为部分发展中国家接续成为“新新兴经济体”创造了难得的机遇。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企业大踏步“走出去”，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前面还提到，中国经济的崛起还显著改善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即便没有更多国外直接投资（FDI）的涌入，仅凭贸易条件改变带来的结构性变化、知识传播带来的观念进步与生产技能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步伐也会加快。这些都是对发展中国家有利的方面。但另一方面，世界经济格局的改变也加剧了大国间的争夺。发展中国家普遍经济体量小，社会结构脆弱。在国内外矛盾快速演变的背景下，一些国家将不得不做出艰难的选择以维护国家利益。稍有不慎，个别国家甚至有可能出现矛盾失控和社会动荡的局面。
2018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90万亿元，按平均汇率折算，约占美国经济总量的2/3。若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中国经济总量早在2014年就超越美国，位居世界第一了。中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也引来了世界头号大国—美国的猜忌和防范。冷战后的世界秩序是美国主导建立起来的，体现了美国的国家利益。中国在意识形态、文化传统、地缘政治利益、经济政治体制等方面均和美国存在明显差异。在一些美国人士看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 中国必然会谋求自己的势力范围， 必然会对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带来挑战。就像太阳系一样，如果出现两个中心（太阳），并任由各大行星选择自己的中心并围绕其进行公转，那么必然会出现影响力远超“恐龙灭绝”的“行星大碰撞”。因此，在他们看来要维持现行的世界秩序，就必须遏制中国的崛起。
早在“次贷危机”后不久，当时的奥巴马政府就提出了“重返亚太”战略，一手增加美国的军事存在，推动南海“航行自由”；一手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力图重塑环太平洋经贸规则。特朗普政府上台后，更是把中国定位为“挑战我们利益、经济和价值观的对手”。2018年10月4日，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发表演讲，全面阐述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彭斯在演讲中大肆宣扬来自中国的威胁，他介绍了特朗普政府采取的强硬对华措施，并宣称：“我们的政府将继续采取果断行动，保护美国的利益、美国的就业和美国的安全”。彭斯的演讲因为石破天惊、火力四射而被外界冠以“新冷战宣言”。在新的政策视角下，贸易战早已超越经贸摩擦范围，成为美国遏制中国整体战略的一部分。
相关各方的利益诉求和可能反应
（一）相关各方的应对策略和备选行动
面对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相关各方的应对策略和可能采取的行动也大不相同。初步分析，大概有如下几方面：
1.调整自身，适应中国产业崛起
中国经济崛起给美、日、德、英、法等发达工业国带来巨大的调整压力。这些国家有可能会采取如下措施来缓冲调整压力：
（1）消除对华贸易的持续逆差状态。道理很简单，持续逆差意味着国内需求外流和失业增加。失业增加不仅会拖累本国福利体系，还会对劳动者技能积累、潜在经济增长带来长期的潜在影响；还会影响到企业投资和专业技能的积累，潜移默化地侵蚀企业的长期竞争力。而要消除贸易逆差状态，其可诉求的政策措施主要有：推动本国货币贬值或要求人民币升值；要求中国扩大市场开放（如放开政府采购准入），为其优势产品和服务提供空间；参照国际通行水平，要求中国普遍或有重点地降低关税税率，等等。在这里，币值调整是“普适性”地减少进口、增加出口，并不显著改变进口结构；而扩大市场开放的措施主要是中国增加对新产品、新服务的进口；调降重点行业关税的措施针对的则是特殊产品和特殊产业的进口，属于典型的结构性措施。
（ 2 ）淡化产业调整的负面冲击。结构调整必然是“有得有失”。对于收益增加产业来说，扩大投资、增加雇员，自然不难；但对于利益受损的产业来说，要裁撤员工、淘汰设备、关闭企业则通常面临多重压力，甚至还会因为矛盾持续积累而引发社会动荡。要对冲产业结构调整的负面冲击，其可诉求的政策手段包括：“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救济措施；推动解决产业政策外溢问题（如“产能过剩”外溢问题）；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平滑就业转换；培育和强化对优势行业的支持和扶持力度等。
（3）消除制度性因素影响，为本国产业争取公平竞争环境。政府经济职能、国有企业的规模和地位、反垄断政策、研发政策、信贷资金供给是塑造地区竞争优势的重要体制性因素。中国与发达工业国在上述领域存在的显著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企业的成本—收益结构，并影响到特定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假定两国间市场开放度不同，那么，市场开放度低的国家， 就可以依托更高的市场壁垒，充分发掘本国市场潜力，借助规模经济效应摊薄研发成本和管理成本，显著增强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反过来，国际市场的开拓，又进一步扩大了企业的市场规模，使其能够投入更多的资金开展研发，改善产品和服务；就是借助上述良性循环过程，国家间产业分工的天平向保护程度高的国家发生倾斜）。从发达工业国的角度看，要巩固和强化产业竞争力，首先要消除制度性因素的影响，为产业创造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要达到上述目标，可以有两个努力方向：一是牢牢把握规则制定的主动权，督促中国向“国际规则”靠拢。正像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强调的那样：“中国正想给世界上经济增速最快的地区确立规则。这会给我们的工人和商业带来不利……我们应该来书写规则，我们应该来定义游戏规则”；二是在难以完全改变中国的前提下主动向“中国模式”靠拢以缩小“制度落差”。前者的政策手段有：推动WTO改革，力争确立更加有利于自己的新规则并要求中国遵守新的规则；把中国排除在各类多边协议之外，通过将“中国问题”“个案处理”来保持战略主动；借助20国集团（G20）会议、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平台，联合就某些突出问题（如“过剩产能”问题、 “产业补贴”问题、开放“政府采购”问题等）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调整现行政策；而后者的政策手段则集中表现为科技、产业政策的高调回归。具体如德国经济和能源部于今年2月发布的《国家工业战略2030》。德国发布该份发展战略的目的，就是“与工业利益相关者一道，努力确保或重夺所有相关领域在国内、欧洲乃至全球的经济技术实力、竞争力和工业领先地位”。为此，德国确立了十个优势产业领域（分别是：钢铁、铜及铝工业，化工产业，设备和机械制造，汽车产业，光学产业，医学仪器产业， 环保技术产业，国防工业，航空航天工业，增材制造），明确了主要的政策方向（强化德国在工业技术，特别是在关键技术和突破性创新方面的主导能力；保持工业增值链的闭环性，使增值链的所有部分都存在于德国；进一步强化德国的优势地位，在德国优于其他国家的领域要开展赶超进程；强化对中小企业的支持；鼓励龙头企业进一步发挥其引领作用等）。德国奉行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一直强调自由竞争的重要意义。这份工业战略明确提出要鼓励龙头企业发挥引导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德国政府立场的转变。
（4）加强对特殊行业和关键领域的控制，确保新兴战略性领域的优先地位不被侵蚀。去年以来， 美、日、欧等经济体纷纷出台（或修订）法律，加强对外资收购的审查以确保对关键技术和高新技术企业的控制权。具体如：2018年8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进一步加强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权限，修订了外商投资风险审查程序，并针对中国做出了专门的规定；12 月，德国通过《对外贸易和支付法案修正案》，将欧盟外资金对德国敏感领域企业的并购审查门槛从25%降低到10%（敏感领域涵盖IT安全、发电站、供电网、医院信息系统、航空、金融、铁路交通以及软件工程等）。2019年3月，欧盟通过了欧盟外资审查框架法案，限制外资对关键领域的并购以防止关键领域的技术外流；5月，日本财务省、经济产业省和总务省宣布修改《外汇及外国贸易法》，在IT、通信等多个行业加强了对外商投资的安全审查，等等。
出于种种原因，有一些国家并不希望中国真正强大起来。在上述国家中，首当其冲的是世界头号强国美国。随着美国把中国定位为“挑战我们利益、经济和价值观的对手”，美国对华战略也逐步转向“全面遏制”。从遏制、打压中国崛起的角度看，美国等国有可能采取如下措施：
（1）强压中国平衡贸易，削弱中国经济动能。中美贸易严重失衡的局面是由多重因素共同推动形成的。首先，美元是世界货币。要满足各国（包括中国）不断增长的对持有国际交易媒介和价值储备的需要，需要美国维持国际收支逆差的局面；其次，由于意识形态差异等因素的影响，美国对高科技产品和技术对华出口设立了许多限制，而中国也对开放金融、电信、传媒、高等教育等领域心存疑虑。当前，为了履行对选民的承诺，特朗普政府强烈要求改变贸易严重失衡局面；并且，压缩贸易逆差局面也是削弱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重要一招。为了实现上述目标，美国可能采取的措施包括：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征收进口关税，对特定产业启动贸易救济措施，要求中国增加对美国产品的政府采购，要求中国对出口到美国的产品“自我设限”，要求中国保持人民币币值坚挺，以及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等。
（2）引导外资离开中国，在经济上隔离中国。总体上看，中国承接的跨国公司转移产能附加值相对较低。即便美国采取鼓励措施，这些工作也不可能返回美国。要解决失业问题，美国只能在创造高附加值工作机会上下功夫。但对于中国来说，外资大规模离开则会削弱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收益（如新产品、新技术、新理念的引入，优质工作岗位的流失等），给中国的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冲击。因此，从美国角度看，引导外资离开中国是典型的“损人不利己”行为。为了引导外资离开中国，特朗普可能采取的措施有：多层面（技术、安全、金融等）拉升中美冲突的强度，显著提高跨国公司供应链管理风险，诱导跨国公司把关键零部件的生产转移出中国，把两头在外的生产、装配环节转移出中国，把敏感而又尖端的研发、创新活动转移出中国；而跨国公司调整产业链的活动，又会带动相关配套产业（企业）的调整和外迁，由此削弱中国产业参与国际分工的深度，增加中国产业升级的困难。
（3）防范、阻遏中国高科技发展，在科技上隔离中国。近段时间以来，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防止美国在关键领域、关键技术的最新科研成果流向中国。具体如：限制华人科学家参与关键领域的研究；限制中国留学生赴美学习、限制中美科学家间的交流活动；限制中国公司收购美国高新技术企业；加强对关键设备和零部件的出口管制；在制订国际产业标准方面排斥中国等。与此同时，一些发达国家也在出台措施，收紧对外资并购的安全审查。已经有人断言，美国正在发起一场旨在围堵中国的“科技新冷战”。
（4）迫使部分国家“选边站”，孤立中国。在设定议题、设立行为规则、确立技术标准等方面，美国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力。不仅如此，美国还拥有世界最强大的军队、遍布全世界的政治盟友。为了遏制中国，美国不仅可能，而且必然会滥用自己的影响力，通过操纵反洗钱、反腐败等议题，对不听话的国家、企业或个人进行打压；同时对听话的国家、企业或个人在国家安全、市场准入、个人政治前程上给予扶持，迫使部分国家加入“美国阵营”。具体如：在“一带一路”问题上攻击中国给相关国家带来“债务陷阱”；抹黑中国与一些国家正常的经济交往；滥用美国司法，运用长臂管辖对相关企业和个人发起制裁；利用情报优势，要挟相关人员配合美国的决策等。
（5）在政治、军事、文化等领域挑起冲突，为中国发展增添麻烦。具体如：支持台湾分裂主义势力，搅局南海局势，高调门攻击中国政治制度，威胁中国的粮食、石油、关键原材料供应安全，强化所谓“安全同盟”以防范、遏制中国等。
3.抓住中国崛起带来的发展机遇
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拓展了现代化的发展路径，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选择。为了抓住中国发展带来的机遇，发展中国家有可能采取如下措施：
（1）填补“世界工厂”空位，力争成为“新新兴经济体”。一些国家拥有优越的地理位置、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充足的劳动力。为了抓住跨国公司新一轮产能转移的发展机遇，上述国家可能会积极寻求加入由发达国家主导成立的“高标准自贸区”，在强化身份认同的同时，通过改善硬件软件基础设施，努力把本国打造成跨国公司新一轮产能转移的目的地。
（2）用好“中国机会”，加快本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国的发展增加了对粮食、能源、原材料的需求，同时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质优价廉的产品和服务，带来了大量的直接投资。这些都是有利于当地经济发展的。要利用好“中国机会”，相关国家可采取的措施包括：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引入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机构的开发性资金，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步伐；着力吸引中国企业的直接投资，充分发掘双方的合作潜力；在文化、教育、科技等领域加强与中国的交流与合作等。
（3）利用发达国家的援助和资金，加快本国经济发展。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引发了强烈国际反响，美国、日本已显著扩大政府援助类资金的规模以加强与中国的争夺。以非洲为例，非洲已从被发达国家“遗忘的角落”转变成为大国力量角逐的新舞台。大国竞争的加剧，客观上丰富了有关国家开发性资金的来源。有关国家也会权衡利弊加以利用。
应当看到，中国实力的上升也引起了部分周边国家的防范和猜忌。一些国家采取“大国平衡”战略，主动加强与美国及其他大国的合作关系，以维持“战略均势”。这种“经济上合作、政治上防范”的战略，不可避免地会对上述国家与中国的经贸合作产生深刻的影响。
（二）相关各方的行为方式
面对世界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不同国家所处位置不同，面临的约束条件也千差万别，各国为达到目的实施政策的方式也不尽相同：
1.集体行动vs单独行动
如果存在明晰、有效的解决冲突的规则，冲突双方就会通过诉求国际规则来解决冲突和分歧。反过来，如果没有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且部分国家具有类似的利益诉求，则上述国家就有可能采取集体行动。但集体行动需要集合团体的力量，这会引导相关国家聚焦在解决共性问题上。采取集体行动可以有效增加谈判力量，推动问题更快得到原则解决。但在达成新的协议后，如何根据新的规则最大程度地实现国家利益，则要看相关各国如何把握机会、调整自己了。如果集体行动失败，相关国家也可能“组团”采取单边行动，通过达成新的排他性行为规范（如自贸区协议），为自己谋求更大的利益。
如果某种新型冲突超出了国际规则的覆盖范围，并且冲突仅限于两国之间，双方就会选择单独行动，通过双边谈判协商解决问题。如果问题不能通过谈判得到圆满解决，一国就有可能通过采取单边行动强迫对方做出回应，从而达到新的利益平衡点。
2.单一手段vs复合手段
如果相关方把问题聚焦在经济问题上，“就经济论经济”，并把解决问题的工具放在经济手段上，那么双方就容易找到利益共同点，并求得问题的解决。
如果相关方的着眼点不限于经济目标，则会根据双方的具体情势，综合利用经济、科技、政治、文化等政策工具，打“组合拳”以求得最大的综合利益。即便仅仅着眼于经济目标，相关方如果在经济手段之外还有别的政策手段，他们也会综合利用各种手段以求得最大的经济利益。
3.主动应对vs被动裹挟
由于地理位置、经济规模、地区影响力的差异，有的国家是世界的头，有的国家是地区的头，还有的国家处在多种矛盾的交叉点上。面对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化，上述国家自然敏感，自然会认真考虑自己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通过主动谋划以获得最大的利益。
还有一些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处于“边缘地带”。这些国家自身经济规模小，国际影响小，虽然拥有特殊的国家利益，但更多情况下会采取“追随战略”，被动地跟随其他国家的战略选择。对上述国家而言，做出最终决策的依据，不仅有经济利益的考虑，还有政治因素（站队）的考量。在许多时候，政治因素甚至要大于经济考量。
大变局下的中国对策
面对世界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各国以多种方式、多种政策手段参与博弈，以谋求最大的国家利益并由此推动形成世界经济新格局。这就是当前世界经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上述错综复杂的局面，我们需要科学分析，冷静应对，努力实现趋利避害：
（一）明确世界经济格局的发展趋势，进一步坚定发展方向
围绕中国经济的崛起，中美之间有矛盾和冲突，但更有化解矛盾和冲突的回旋余地。
认识到这一点，对中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首先，中美之间虽有矛盾，但冲突不是“正面对撞”。双方在避免大规模冲突方面拥有广阔的政策空间，“注定一战”不是中美关系的宿命。其次，中国应该继续以宽广的胸怀去借鉴、吸收发达国家在经济和社会治理方面的经验。我国经济总量已接近美国的2/3，但人均GDP刚刚达到世界银行上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接近世界各国平均收入水平。我们要迈向高收入国家、实现国家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从现实角度看，要完善市场机制，充分激发中国经济的活力；要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完善社会治理，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我们仍需要充分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鉴于美国、日本、欧盟国家在经济理念、经济制度、公共治理方面高度关联，我们只有准确把握中美关系，才能在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方面打开一片新的天地。
（二）高度重视处理好中美贸易摩擦
巨额贸易顺差是引发中美贸易摩擦的直接诱因。合作扭转中美贸易严重失衡的局面，是防止中美关系持续恶化的第一步。应当从大局出发，采取切实措施，如增加进口、控制出口，推动美国放宽对华出口限制等，明显缩小中美贸易顺差。应当承认，上述消除贸易失衡的措施会给国内经济运行带来一定程度的负面冲击。为此，我们需要采取一定的对冲措施，如扩大财政赤字规模、采取积极的就业政策、积极拓展替代性市场等，努力把上述冲击降低到可承受的范围之内。
应妥善处理中美经济领域内的结构性差异。中美在许多结构性问题上存在争执，许多发达国家对此也有同感。这反映了该问题的普遍性。我们应当把上述问题看作磨砺中国发展的“磨刀石”，在弥合分歧的过程中提升自己，争取加入“发达国家俱乐部”的门票。我们要看到各发达经济体立场的细微差别。在全面遏制战略框架下，美国对解决“结构性问题”的政策目标更加深远，手段也更加多样；而欧盟与中国没有直接的地缘政治冲突，其对解决“结构性问题”的着眼点更多局限在经济层面上。我们应当以欧盟国家为切入点，撬动与其他发达国家的良性互动进程。我们要加快与欧盟国家的相关谈判，以改革开放的实际行动（在竞争中性、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透明度等领域不断取得进展），逐步弥合双方在“结构性问题”上的分歧，并以此带动与美国的谈判取得进展。
应当加强与美国的沟通与交流。应进一步拓展智库交流、民间交流等渠道，引导美国正确对待其领导地位相对衰落的客观现实，引导美国兼顾其他大国核心利益，在完善全球治理、联手应对世界经济新挑战的过程中，实现多方利益的共赢。
（三）坚持多边主义立场，谨防被美国孤立
目前各方力量正在围绕国际经贸规则进行激烈的争夺。发达经济体都是服务业占主导。特别是美国，其科技研发、信息咨询、娱乐传媒、金融服务等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更是超过80%。上述国家迫切要求推动新一轮WTO谈判，消除非关税壁垒，促进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从中国的情况看，服务业占比也已超过50%， 推动服务业贸易发展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为本国经济发展拓展国际空间。但WTO成员众多，利益诉求差异大，谈判难以取得进展。在WTO改革陷入僵局之际，一些大型自贸区谈判（如TTP、TTIP、RCEP等）则轰轰烈烈地发展起来了。
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孤立主义”倾向加强，“退群退圈”动作不断，试图通过双边谈判为美国争取更大的利益。但“一对一”施压的做法也使特朗普政府面临“五个指头摁六个跳蚤”的窘境；而且，“四处冒烟”、“到处树敌”的做法也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可以判断，特朗普的“单边主义”做法“走不远”。重回多边主义、充分借助盟友的力量，是美国理性的选择。需要引起关注的是，在美国退出TPP谈判后，其余各国继续谈判达成了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虽然美国退出了，但日本等国多次明确表示，欢迎美国随时回来。这样，如果美国重回多边主义立场，那么，美国就很容易依托CPTPP、TTIP，并诱惑其他发展中国家参与，构建起新的全球贸易规则。在此基础上，如果美国抬高在WTO改革中的要价，瘫痪WTO 运作，甚至出于非经济原因裹挟部分国家退出WTO，就可以达到把中国排斥于主流国际经贸规则之外的目的。那时，中国将面临要么被国际社会孤立、要么重新“入世”的尴尬局面。因此，我们要密切跟踪WTO改革和主要自贸区谈判进展动向，进一步明确国家立场，以可接受的让步最大限度地团结二十国集团成员，分化美国的单边主义行径；推动WTO改革谈判取得实质进展，进一步巩固WTO作为国际经贸规则主渠道的地位。
（四）加大科技研发投入，提升民族产业国际竞争力
各国以科技研发和国家安全为切入点，加大产业政策实施力度的做法，预示了“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的构想只是极个别经济强国抢夺国际市场的遮羞布；更提醒我们要重视科技研发在推动产业升级、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中的引领作用。在这方面我们有大量文章可做：首先，可实施升级替代工程。根据保障国家安全的需要，加快关键领域核心技术研发，加快重要产品、零部件的国内替代，降低进口依赖。其次，可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充分发挥重大科研项目的指引作用，不断完善创业生态，加强产学研官合作，加快重大技术和产品的创新与运用。再次，可充分发掘国际合作潜力，多渠道打破美国封锁。加强与美国之外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交流；支持国内科研人员和行业领先企业参加国际技术学会、协会的工作，代表中国知识界、企业界发声；支持企业设立海外研发中心，利用全球智慧解决当地问题，解决中国问题。最后，可加强对发展中国家市场基础建设领域的参与，在输出产品、技术、管理经验的过程中，培育中国的跨国公司，分摊研发成本。
（五）深度经营发展中国家市场
应充分发挥“中国模式”的“软实力”。要以“一带一路”倡议为抓手，推动“中国经验”走出去，推动中国产品、技术、管理和服务走出去，助力当地政府改善投资环境和社会治理。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扩大，将为反美国经济霸权主义提供重要支撑。
发展中国家数量众多，利益多元，难以达成共同行动。面对发达国家市场的引诱，发展中国家联盟很容易被分化、瓦解。中国要秉持开放共享的理念，通过相互开放市场、加强投资合作，不断提升与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合作。要加强与关键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带动更多国家发展与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六）多层面着力，因势利导弥合分歧与矛盾
当今世界面临诸多挑战迫切需要解决，如气候变暖、环境污染、非法移民、地区冲突、收入分化以及反贫困等。中国应该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推动国际社会携手予以解决，并在此过程中加强与相关国家的沟通，不断增进相互理解，为解决复杂的利益冲突创造条件。
避免陷入自我孤立的陷阱
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一些政客希望在经济、科技领域构筑起新的“铁幕”，把中国与世界（主流）隔绝开来以达到封锁中国、遏制中国的目的。但中国不是当年的苏联，美国也不是当年的美国。在普遍认同市场经济原则的背景下，商品、资本、人员乃至信息的流动只会更加频繁，这决定了中国不可能真正被隔离；在世界经济多极化发展的趋势下，美国领导地位相对衰落，各大经济体主体意识增强，更决定了美国遏制中国的谋略难以得逞。中国拥有完备的产业和科技体系，拥有积极有为的政府以及完善的基础设施，只要应对得当，在“经济大变局”中必然会成为大的“赢家”。这就是中国应对复杂局面的底气。面对复杂多变的局面，中国能否考出好成绩，拿到“发达国家俱乐部”的门票，关键在于能否避开自我孤立的陷阱，避免出现为博弈对手提供“神助攻”的现象。
自我孤立的前提是错误判断国际形势。当前的贸易战是中国产业崛起引发全球经济结构深刻调整的外在反应。中国与外部世界冲突的实质和焦点，是经济利益调整问题。对此，我们应当以平常心去看待，以建设性的态度推动问题妥善解决。如果把所有对华不友好的举动都上升到政治高度，把其一概看作是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围堵”和“打压”，看作是资本主义国家试图“和平演变”的图谋，就会误判问题的性质，错误地采取针锋相对的应对策略。这样，由于冲突双方差距难以弥合，发达经济体为了实现“公平”的贸易，只能“另起炉灶”甩开中国“单干”。其最终结果就是导致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陷于孤立，“修昔底德陷阱”的预言最终演变为现实。
人为夸大国际层面上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间的斗争，还会映射到国内的经济、政治生活上，显著拉高国内已经存在的“姓资姓社”争论，为改革开放事业附加上额外的政治标准。实践已经证明，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追求社会主义理想是行不通的；而要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实现社会主义理想，我们则面临着经验不足和理论准备不足的严峻挑战。我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足30年时间；强化政府对市场运行的干预（以2 0 0 3 年抗击“非典”为标志），尚不足2 0 年时间。无论是完善市场机制、激发经济活力；还是强化政府干预、实现公平正义的发展目标，我们都面临大量难题需要解答。此情此景之下，如果凡事都问一问“姓资姓社”，不仅会影响到对国际经验的借鉴和吸收，还会挤压国内政策选择的空间，其结果只能是束缚自己的手脚，阻碍取得应有的进步。在这方面，我们是有惨痛教训的，需要时刻保持警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