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宣布从叙利亚北部撤军后，共和党议员最初的反应是批评这一决定。这一反应符合国际主义者“前沿接触”（forward US engagement）的原则，这也是华盛顿解读政策时优先使用的原则。但是后来，当共和党选民基础的反应表明“对库尔德人的背叛”并没有引起广泛的共鸣时，讨论转向了评估什么样的行动路线对美国国家利益最有利。2019年10月16日，国会众议院以354票对60票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谴责特朗普从叙利亚北部撤出美军的决议案。但也有60名共和党众议员投了反对票。这表明，居主导地位的叙事——美国领导人投降了——占了上风，但特朗普提出的反叙述——我们为什么要向叙利亚派兵——也具有吸引力。
叙利亚问题引发了共和党内国际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分歧
之所以出现上述局面，是因为叙利亚问题引发了共和党内国际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分歧。在冷战后的大部分时间里，二者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被纳入一项评估中，该评估将美国在海外的积极参与和美国的国力和福祉联系起来。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政策和政府学院教授科林·杜克（Colin Dueck）指出，“特朗普通过定位、强调共和党内部的新分歧，打破并重新安排了这种预期的格局。”这也对美国的信条——其他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对美国是必要的，美国必须准备好为此付出艰苦的努力——构成了挑战。共和党的国际主义者可能会从对海外事务的积极参与是实现国内和平与安全的起点这一前提来考虑问题，但共和党的民族主义者更喜欢在个案的基础上考量威胁和挑战。
美国的外交和国防政策不大可能恢复到此前的状态
特朗普愿景的一个关键部分是这样一种信念，即现有的国际军事和商业安排对美国带来了不成比例的代价，必须朝着相反的方向调整或重新协商。这种对变化的开放态度——具体表现为政府倾向于突然、破坏性和冲动性举措的领导风格——不应使我们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如果不能推进或维护美国的利益（通常是物质和经济层面的利益，而非意识形态或人道主义层面的利益），共和党的部分选民要求重新协商、甚至抛弃现有的安排（如贸易和盟友等方面的安排）。
有一种倾向认为，特朗普政府是美国外交事务中一段不幸的插曲，这个时刻很快就会过去。有趣的是，美国在一些国际场合发出的信号不断变化，从“总统会适应他的工作”并重申以往的政策（2017），到“总统身边围绕着一些优秀的人，他们会使事情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转”（2018），到“支援马上就到了”（2019）。人们认为，在某个时刻，美国的外交和国防政策会恢复到它熟悉的老样子。但我们应该对这种自满情绪保持警惕。
修正美国对国际体系的参与
正如卡内基伦理与国际事务委员会最近发布的报告《寻找一种新的叙事：重塑美国对国际体系的参与》（The Search for a New Narrative: Recasting American Involvement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所指出的那样，两党的美国人都有这样一种感觉，即必须修正美国对国际体系的参与，重新关注美国对外政策与普通美国人眼前问题之间的联系。人们也怀疑，美国的主权或决策权会落入选民无法触及和控制的机构手中。无论是寻求2020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人，还是像妮基·黑莉这样未来可能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人，都在谈论重新审视自由贸易的好处，或重新考虑美国在海外的承诺等“特朗普式”的主题。
美国人永远不会成为孤立主义者，因为美国的安全和繁荣依赖于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互动。问题是这种互动的程度和深度。在特朗普政府的治下，重新协商已经开始。
(本文编译自《国家利益》杂志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