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战略是指问题的全局性和中长期性，那么可以认为，2018年以来中美关系的变化导致了其战略新面貌的出现。遗憾的是，这种“新”是以两国关系全面恶化和对峙为特征。这种新面貌体现在以下诸多方面。
其一，1972年以来美方关于美中之间建立合作关系的利益和逻辑基础判断出现了第二次战略性调整。很显然，1972年到1989年中美关系突然破冰与合作不断深化，其中一项重要的政策目标是双方谋求建立反苏战略伙伴关系。1989年5月，一方面是中苏关系的正常化，另一方面，老布什政府提出了“超越遏制”的对苏新战略，使冷战年代中美合作遏制苏联扩张的利益基础不复存在。此后，美国继续与中国发展合作关系的战略考量让位于一个基本的、曾经长期起作用的逻辑判断，2005年9月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关于中国问题的著名演讲对其进行了扼要表述：开放的中国不仅不具有挑战性，而且日益融入现有西方主导的国际体制，因在其中大大获益，已经成为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但近两年来，美国朝野一致认为，与西方主流社会渐行渐远、具有威权体制、意识形态再度迅速发展的中国对西方的自由主义体制和意识形态以及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构成了最危险的挑战。很显然，在美方看来，美中发展合作关系的利益和逻辑基础均已消失。
其二，美国当前的对华政策已经开始具有全面的传统冷战色彩。新冷战是指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基本相同的基础上发生的上述现象，例如现在美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而传统冷战是指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截然对立的基础上发生的外交上相互孤立、经贸上相互制裁与封锁、军事上相互对峙的关系状态。2018年9月，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上对社会主义进行激烈指责。如今，外交上，在美国拟定印太战略的背景下，印度的对华敌意明显增长；军事上，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并计划在西太平洋地区部署中导；经济上，一轮接一轮关税战升级的同时，美国不断加强了对美中科技、教育和文化交流的封杀。显然，全面的传统冷战已经成为当前中美关系最突出的特色。
其三，目前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在国会两党、政治界和战略分析界朝野高度一致的基础上形成和开始实施的，这预示着现有关系状态不仅短期内难以改变，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难窥转机。2017年底和2018年初特朗普签署的三份国家战略文件，美国国会近两年在通过涉华法案时鲜见的一致性，都反映了两党对华政策的高度共识。一向在对华政策上分为两派的美国战略分析界，近年来不仅出现了高度融合，而且观点更加耸人听闻。例如，著名汉学家白邦瑞（M. Pillsbury）认为，中国的对美政策是从美国迅速获利并最终取代美国领导地位的“战略骗局”。米尔斯海默甚至认为，美中必有一战。
其四，经济上的深度相互依存未能阻止特朗普政府形成和实施对华全面遏制政策，反映出美国政府在此轮美中战略博弈中着眼于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之争、意识形态之争、国家利益之争、世界领导权之争等多维战略考量。因此，美国政府在此轮中美博弈中不会太多顾及经贸损失。为了实施强制性的产业链和价值链脱钩，特别是着眼于技术封锁，下一届美国政府很可能单独建立类似于巴黎统筹委员会的、比“瓦森纳安排”更严格的制度性机制。
最后，孤立主义的外交哲学和单边主义的行为方式，使美国对中国的国际战略需求明显收窄，以往中美关系恶化后较快恢复的关系弹性大幅减弱。2001年4月1日中美撞机事件发生后，两国关系曾经严重恶化，但“911事件”后，出于在亚太地区的反恐需要，小布什政府迅速恢复了与中国的合作关系。尽管奥巴马政府制定和实施了亚太再平衡战略，但立足于以多边合作重振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的理念，奥巴马曾欣然前往2016年夏季G20杭州峰会。而目前的状态是，正式和非正式的领导人会晤已难弥合分歧，双方的合作领域日渐减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