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初发轫于武汉的新冠肺炎疫情，经过几个星期扩散，在春节前后全面爆发。以元月20日高层定调及23日实施武汉封城重大决策为标志，中国进入举国动员抗击疫情应对危机时期。目前疫情防控虽然取得显著成效，节后返程高潮对疫情影响仍有待观察，同时逐步恢复正常经济运行也成为越来越具有紧迫性的任务。
1月20日以来实施的超强抗击疫情措施取得显著成效，然而大范围企业停工与全国范围超常强制性隔离措施也带来巨大经济代价。取得抗击疫情胜利仍是目前最优先压倒性政策目标，然而随着客观形势变化，也需考虑有序调整武汉或湖北以外地区超常强制性隔离措施，为企业复工和稳定经济提供必要条件。受多方面内外环境和结构条件制约，这次疫情的经济影响可能比17年前的非典更为复杂棘手，因而在应对策略上宁愿把困难因素估计得大一些，并因应疫情冲击特点，实施具有创新内容的政策组合加以应对。
无论从一般规律还是应对非典经验看，疫情带来经济冲击应是短期的，不足以改变由经济基本面条件决定的长期增长趋势。这次疫情来得猛，然而持续时间可能显著较非典为短。目前，网络经济发达程度比非典时远为发达，在物流系统可支持前提下一定程度弥补线下经济损失。另外，疫情冲击会派生政府和其它市场主体针对性的调整对冲举措。因而，学界早先评估意见认为疫情影响温和，仅会导致经济增速微小降幅，都有一定道理。
然而，基于疫情发展情况以及更为全面的比较考量，有理由认为这次疫情的经济影响比非典或许更为复杂棘手。对此，可从内外经济环境和条件差异角度观察讨论。
首先是经济发展阶段背景条件不同，影响对疫情冲击的吸收能力。世纪之交，改革攻坚与成功入世重构经济微观基础与外部环境，经过世纪之交的通缩紧缩景气低迷历练，新世纪初年我国经济进入前所未有开放景气成长阶段，尽管非典导致2003年二季度经济增速从一季度的近11%下降到7.4%，但是下半年重回两位数，全年经济增速达到两位数高位增速，超出非典危机期间绝大部分分析人士预测值。然而，这次疫情是在经济增长经历十年左右趋势性回落背景下发生的，去年底经济增速进一步下探6%的低位，以至在学界引发2020年经济政策是否要“保6”的热烈争论。
其次是国民经济的部门及增长结构的显著变化，更容易受到疫情冲击影响。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大规模传染病疫情，对各行各业都会带来不同程度的负面冲击，然而对第三产业和消费部门影响更甚。世纪初我国第三产业占比为40%上下，2019年上升到53.9%，增幅超过3成。2003年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量贡献率为35.5%，近年提升到60%上下，增幅约为三分之二。服务业和消费比重较大程度增加，使得经济运行对疫情冲击更为敏感。
再次是疫情造成冲击范围和强度大小不同。非典时期受到最大冲击的是北京和广州等少数大城市，同时少数省份也发生较多案例，然而全国范围内的经济运行和居民生活仅受到较小影响，疫情对经济的负面冲击具有相当程度的区域性和局部性。这次疫情来势凶猛，影响范围覆盖面遍及全国。元月23日武汉封城决策震动全国，此后不仅武汉和湖北立即进入准战时状态，其余绝大部分省区也都因应疫情防控需要，采取了相当严厉的限制人员出行和车辆通行的措施，并且显著延长了春节假期。数据显示，全国范围消费等宏观经济指标比往年大幅降低。
还有宏观政策，虽仍有相当潜力，然而操作空间显著收窄。例如世纪之交我国房地产市场进入大发展时期，房地产企业与个人购房贷款总额，从1998年的2455亿元增长到2003年的18437亿元，五年增长7.2倍，占金融机构贷款总额比例从2.83%上升到11.6%。目前形势下，这类政策空间显然不复存在。财政政策方面，基建投资虽有望继续稳增长积极作用，然而观察近年基建投资格局，早先边际报酬较高投资机会显著减少。我国历史上传统政策不允许地方政府借债支出，1998年扩大内需突破地方举债禁区，然而新世纪初地方政府债务水平较低，与目前不少地方和城市面临较高债务困扰的形势不可同日而语。另外，政府预算内赤字率和实际赤字率，城市化水平等指标变化，也对宏观政策发力和效果构成某种制约。
另外，民营经济激活状态与企业家未来预期和信心，与新世纪初比较也有差别。新世纪初中共十六大制定鼓励民营经济政策方针，在“三个代表”理论突破和90年代后期系列改革突破及入世成功鼓舞推动下，经过20年历练有了一定基础的民营企业跃跃欲试、准备大干一场，对后续胡温开放宏观景气展开实现提供了重要的微观基础，也为应对非典疫情冲击提供了有利条件。近年政府也采取多种措施鼓励民企发展，然而由于内外环境变化并受主客观因素影响，民企整体在经营发展、财务状态、体制感受和前景预期方面仍面临较多的困难、压力，未来预期和信心有待提振。
外部环境方面也有较大差别。例如，利用国际市场扩大外需支持国内经济增长的可能性空间应是今非昔比了。新世纪初，国际经济形势仍处在上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高潮的延伸期，美国等发达国家仍对多边贸易规则信心满满，对其制造业外包和服务业离岸转移虽有争论，然而主流政策仍能持有兼容立场，对入世后中国发挥比较优势和扩大外需提供战略机遇。借助有利外部条件，我国新世纪初出口井喷式增长，经常账户顺差从2001年的174亿美元和GDP占比1.3%，上升到2007年的3532亿美元和GDP占比9.9%。
目前，美国对华经贸政策和战略方针发生重要调整，中美贸易战对中美经贸关系造成严重负面冲击，WTO面临前所未有危机和深度改革挑战，我国经济发展外部环境经历深刻演变。摆在我国面前的使命，是要通过深度改革和调整，与国际社会合作再造中国参与引领的经济全球化。外部环境困难并不意味着经济全球化长期发展趋势逆转，然而短期内通过出口快速增长扩大外需或许不再是现实可行的选择。
另外，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全球重要性较大提升，这意味着我国经济外溢影响以及回馈效应也显著增加，评估本次疫情冲击影响对此也需留意。我国经济对全球影响程度与范围比世纪初大幅提升拓展。经济规模从全球大约的4%上下增长到去年的16.3%，增量贡献从2003年的10%上下提升到近年的30%以上，某些领域如大宗商品和汽车需求增长贡献更高。这些是大国经济追赶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成功的体现。不过凡事都有双重影响，上述变化也意味着中国经济由于各种内在外生冲击所带来的波动，客观上也会不同程度传递到外部，并通过回馈效应反转影响国内。
近年发达国家宏观经济表现尚可，然而维持历史上罕见持续增长期，很大程度上借助于超常宽松的货币政策，由此伴随资产价格飙升和金融脆弱性加剧，后续可能发生的深度调整可能带来经济衰退甚至金融危机。另外，我国经济与周边国家以及新兴经济体经济联系加深，部分国家经济也不同程度存在某些结构扭曲与宏观不平衡问题。外国经济由于自身问题发生重大调整甚至衰退危机，是否会与我国经济疫情冲击派生调整产生某种诱因机制联系和共振现象，万一发生这种情形，会对我国经济产生何种回馈作用，在经济外交和国际关系层面带来什么问题，分析疫情经济影响对这些小概率可能情景也需关注，并形成预案以策万全。
武汉封城以来，举国动员遏制疫情取得明显成效，然而疫情演变拐点尚未稳定确立。2月12日湖北公布新增病例指标跳升，从一个侧面显示抗击疫情形势仍然严峻，因而防控疫情各方面工作仍不能放松。不过，同时也需看到过去20多天采取的某些准战时特殊措施的现实必要性在边际上有显著变化，恢复经济运行正常秩序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则快速上升，根据客观形势变化可能需要考虑逐步放松武汉或湖北重点疫区之外的外部强制性隔离措施的强度和范围，为各地企业复工和恢复经济常态运转创造必要条件，而经济基础得到巩固本身也是为取得抗击疫情最后胜利提供支持。
首先，从多方面看，全面超常强制性隔离措施的必要性与元月20日之前比较已发生显著变化。第一，这次疫情前期预警迟滞，疫情严峻形势真实信息上达后高层在元月20日发出抗击疫情动员令，并很快做出23日武汉封城、湖北隔离的重大抉择，随后各地根据疫情防控单目标要求对人员和物资流动实施高强度隔离管制措施。实施这个决策重要依据之一，是根据对病毒感染者出现症状潜伏期推测，希冀通过超强隔离举措使得武汉春节期间约500万外出人口中已感染病毒者在居住地显现病情并及时收治，从而有效控制疫情扩散。目前采取超强隔离措施已20多天，覆盖多个平均潜伏期，由此有效控制武汉和湖北节前外出居民对疫情影响的目标应已基本实现。
第二，超强干预措施使得前期疫情快速加剧势头得到初步遏制。依据官方提供的公开数据，累计报告病例增速，元月27日武汉、湖北、全国的增速分别超过60%、80%和120%，此后逐步下降到2月11日的5%、5%和6%。其它疫情指标数据也呈现不同程度初步好转，如全国病例净增量2月4日达到迄今统计峰值3886个，此后七天持续下降到11日的2015个；武汉和湖北病例净增量2月4日分别达到迄今统计峰值1967个和3156个，此后七天持续分别下降到11日的1638个、1101个。
需要指出，刚公布的12日疫情数据显示湖北新增病例大幅跳升。这进一步说明目前抗击疫情形势仍很严峻，对此不可放松警惕和盲目乐观，而应继续坚持把防控疫情目标放到首要地位。不过初步评估湖北和其它省区最新指标变化，湖北有关指标跳升应主要是由于调整相关指标统计口径的结果，意义在于真实反映疫情发展和严重程度，似不应被简单解读为12日当天疫情反弹。
对疫情演变还需结合现实变化和各方面信息动态评估，疫情重要指标截至2月11日呈现的好转动向是否依然成立有待观察。总之，对目前疫情防控初步成效不应过度乐观，尤其是对大规模节后返程人口可能导致疫情反弹和波动保持充分警惕。然而冷静观察可以看出，经过举国动员20多天准战时的超常努力，元月20日以前由于预警迟滞导致疫情失控风险目前已显著下降。
三是经过这段时期举国上下高强度动员和抗击疫情，从基层城市小区居民以及广大乡村村民，到高决策层和各级政府系统，对疫情信息了解以及防控疫情重要性认知大幅提高，采取各类必要防护措施的自觉性、主动性和积极性也普遍提升。全社会范围内的疫情防控认知与行动自觉性，与元月20日以前情况比较发生了实质性转变，为逐步有序调整策略兼顾恢复经济正常运行需要提供了现实可能。
其次，也需正视超常力度强制隔离措施的现实和潜在经济影响并适时采取务实调整措施。从宏观经济损失看，我国去年经济体量接近100万亿元，即便超强度隔离措施导致一半经济活动损失，每天为此社会要支付1000多亿元的代价，半个多月累计损失应已在万亿元之数。这些损失部分有望通过疫情后追加经济活动得到弥补，另外与时间和情景关联密切的损失则难以追回。从经济损失行业分布情况看，对餐饮、酒店、旅游、娱乐、交通行业冲击尤为集中，对服务行业的大量中小企业以及劳动较为密集的制造业影响较大。很多工薪阶层员工面临财务预算紧约束，在经济停摆形势下也会面临特殊压力。
另外需看到，过去20余日经历的局部封闭与全国性隔离措施，在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在现代大国历史上也前所未闻，这些举措对经济生活后续会带来哪些影响不存在可参照的比较经验。如果较多企业顶不住而退出和倒闭，会对后续就业形势带来什么压力？出口企业如不能及时恢复生产，会对企业市场信誉以及我国企业在全球供应链地位带来什么影响，对这些问题都没有现成经验可给出可靠评估。面对诸多不确定性增加派生的经济成本，务实做法是在保持疫情防控必要措施充分到位同时，在武汉或湖北以外逐步有序退出前期实施的超常强制性隔离措施，允许人员归岗与物畅其流，为企业复工创造必要条件，落实高层“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和社会和谐稳定”的要求。
三、实施组合创新政策应对疫情冲击
应对疫情无疑需实施宏观逆周期调控政策。考虑一段时期以来我国经济运行多方面特点，应对政策选择可考虑与结构性体制性改革措施相结合，借助危机压力突破一段时期以来推进改革障碍和困难，把短期抗击疫情冲击与推动长期经济增长目标有机结合起来。
实施应对疫情经济政策，央行等五部门动手较早，于2月1日推出30条政策措施强化金融支持防控疫情。央行采取公开市场操作等手段向市场投放流动性，对稳定金融市场和保持流动性充裕产生了积极影响。我国货币政策仍有较多空间，除目前较为倚重公开市场操作和短期利率工具外，还可依据对形势动态评估采用具有中长期效果的存准率和基准利率工具。在坚持防范金融风险方针基础上，对近年金融去杠杆实施中局部存在的过于急促激进具体政策适当调整，与应对疫情冲击所要求的政策取向具有一致性。当然，货币政策过犹不及，金融监管原则也不应偏废，也不宜采用类似四万亿刺激时的货币信贷天量扩张方法。
在财政政策方面，仍然需要继续发挥基建投资的重要调节工具，同时针对这次疫情冲击特点需更多采用直接针对企业和员工的财政政策工具。例如可考虑对受到重创的服务业如餐饮、零售、物流、休闲等行业提供专项税收减免，因疫情停工和延长假期的中小企业提供专项税收减免，对因为疫情导致收入损失的民工和员工提供收入补贴。鉴于这次疫情经济影响较大，需各方面分担损失，可鼓励具有垄断地位的交通、水电、电信等领域大型国企以及网络平台民营企业，对中小企业提供纾困补贴。
针对疫情冲击派生的直接和间接外部影响，我们要继续实施扩大开放和改善营商环境政策，鼓励外资企业扩大对华投资，回应国外少数人试图利用疫情鼓励外资抽离的企图。同时，要在体制和政策层面采取切实措施，鼓励国内企业加快技术产业创新，在推动国内经济转型升级同时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同时，也需关注和评估主要发达国家、周边国家以及新兴经济体的宏观经济走势，对外部经济形势变化可能带来的影响做好预案。
非典疫情爆发正值世纪之交的改革开放突破推动经济成长“红利”期，目前要创造更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体制环境则需要在体制转型方面攻坚克难、求得较大突破。在讨论多年的大城市户籍政策，民营经济全面国民待遇和市场准入待遇，农地向非农利用合法有序转移等方面，应有系统设计和突破性进展，并由此实质性提升“体制状态依存的潜在经济增速”。结合本次疫情预警迟滞造成沉重代价教训涉及的社会治理不完善因素，通过改革加大媒体公信力建设，落实公民知情权和政务公开。总之，要在危中求机，让“多难兴邦”变成现实，就应趁势推出一些力度比较大、能让人眼睛一亮的系统改革举措，在释放有效应对疫情冲击正能量同时，釜底抽薪地解决一段时期以来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的困难，并提升我国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