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自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政治学恢复重建已经40周年。经过40年的发展,中国政治学经历了显著变化,并走到了一个需要做出系统性回顾的历史时刻,以揭示其历史沿革、研究现状与发展前景,这包括中国政治学的成就、问题、 挑战、机遇和方向,等等B跳,B1MA1"。随着中国走向世界,中国政治学具备更好 地融入国际学术界的潜力。以国内外众多知名学者的争论、探讨和文献为基础,本文旨在回顾整个学科的研究现状。这一回顾并非一项综合的、详尽的讨论,但是我们相信有必要勾勒出清晰的图景,同时为未来的观察和研究提出新问题。
中国现代政治学的产生可以追溯至20世纪早期,当时若干所大学（先驱为京师大学堂,现为北京大学）设立了法律和政治学系。20世纪30年代涌现出一批著名政治学家,包括钱端升、高一涵、萧公权、张慰兹和邓初民等人。1932年,中国政治学会正式创建。截止1946年,该学会拥有大约140名会员M""。早期,西方的研究范式支配着中国政治学研究。这是因为很多中国教授在西方接受了学术训练,他们将西方课程体系和研究方法引入中国。
然而,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发展却并不一帆风顺。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期,中国政治学经历了大起大落。不幸的是,其发展被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战事所打断。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在席卷全国的高等教育大重组中,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政治学被取缔。根据当时的意识形态,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被认为是一门"伪科学",是资产阶级控制人民和社会的工具"。此外,西方研究路 径在学术领域的支配地位也导致领导人和众多知识界精英坚信,照搬西方社会科学的行为应该被彻底改变。建政之后,政府模仿了苏联教育模式,在该模式下,政治学失去了一席之地"ie-"。政治学的一些子学科,例如政治思想、政府权力以及比较宪法,都被并入了法学院。其它子学科被马克思主义理论或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所取代,在后者看来,"政治"主要与意识形态相关。因此,截止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改革开放前夕,政治学学科的科学性和独立地位被严重压制以致消失了30年之久"。
中国政治学恢复重建的标志性事件是1980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政治学会成立(重建）大会。其背景是,时任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同志号召社会科学研究需要补课[7逆。虽然存在一些反对之声,但是,包括怎样在中国重启政治学研究、如何确定学科的使命和范畴等关键议题仍然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讨论。《全国政治学研究五年(1981-1985)规划》也在会议上得以通过。值得注意的是,政治学的初期发展集中体现为国际问题研究的复苏,它源自毛泽东时代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而例如比较政治学、中国政治等其它子学科却发展乏力。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高校政治学系以及地方政治学会相继成立。培训课程、研究项目和学术交流再次兴盛起来。所有这些都为中国政治学带来了新的希望。
政治学是社会科学的分支领域,它主要关心公共生活中的权力与资源分配、治理体系,以及分析发生于地方、区域、国家和国际等层面的政治活动和行为。
但是,在中国国内并未就政治学的含义、范畴和子学科类型达成共识,其受到中国政治意识形态状况以及政治学发展轨迹的多重影响。在探讨中国政治学学科的研究现状之前,有必要对中国情境下的政治学加以界定。
首先,中国政治学长期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教育交织在一起,增加了界定的难度。一些中国学者将政治学定义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认为其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观点和方法过*。从1984年开始,聚焦于党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成为了政治学教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到了2003年,139所大学授予相关学士学位"应。例如"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必修课程被广泛地向学生传授。近年来,至少21所中国重点大学设置了独立的马克思主义学院,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教育。虽然有必要承认中国政治学的复杂性,但是本文并不聚焦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教学。
其次,中国政治学与其子学科和其它姊妹学科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的规定,政治学属于法学学科门类之下的"一级"学科,它涵盖七个子学科（"二级"学科),如政治学理论、中外政治制度、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共党史、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和外交学。然而实际上, 每所大学的政治学有其自身的系所设置以及子学科分布,这取决于该校的研究重心和发展规划。中国很多大学独立设置了政治学、行政管理和国际关系三系,而某些大学却并未这样做。在一些重点大学（如清华大学）,公共管理被区别于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独立成院。与此同时,政治学、国际关系以及公共管理都拥有自身的学术期刊、学术组织和学术会议。更加有趣的是,在某些大学,政治学学科从属于公共事务学院或国际关系学院,但是在其它大学（如北京大学),政治学系从属于政府管理学院,后者独立于国际关系学院。因此在中国,有所谓的"大政治学"与"小政治学"的不成文区分,前者涵盖了所有相关领域,后者一般包 括政治学理论、中国政治、比较政治和国际政治。本文将主要聚焦于"小政治学"。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政治学的范畴仍然在发生变化,随着该学科的制度化、专业化和国际化,它正在不断靠拢国际公认的标准。下一部分将集中介绍这些进步趋势。
在过去的四十年里,中国政治学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中国政治在改革开放以后所经历的改革和转型[",以及我们从事政治学研究的方式和方法的变化12rp"。虽然仍然面临意识形态的限制和能力上的欠缺,政治学在当代中国作为独立学科得以复兴,集中体现为它的制度化、专业化和国际化。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政治学的发展首先表现在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其制度化水平不断提升。"硬件"设施方面,包括独立系所、研究中心、科研项目、专业性学会、学术期刊以及学术会议等不断涌现,人力和财力的投入越来越多,学术出版物和人才培养也硕果累累。1985年,在中国政治学领域仅有约100名专任教师、535 名本科生、93名硕士研究生和100余本教科书。由于该学科快速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在2006—2010年期间,在中国政治学领域大约有150个研究机构和10000名专业学者,他们主持了超过700个国家级课题,并撰写了超过 7000篇学术论文,出版了400本专著和450本教科书"。其整体进步是显而易见的。
在创办期刊和兴办学会上也取得了显著成就。除了某些跨学科期刊接受政治学论文外,政治学专业期刊也陆续面世。例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主办的《政治学研究》于1985年创刊。近年来,一些英文的政治学学术期刊,例如《中国政治学刊》（he Joumal ofChinese Polical Science）、《中国国际政治杂志》(he Chinese Joumalofmtemational Polics）、《中国政治学评论》（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以及《复旦人文社会科学论丛》(the FudonJoumal of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先后由中国学者和研究机构创办。由于采用了严 格的同行审稿制度,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海外来稿,上述英文期刊逐渐得到了国际认可,其中一些期刊已经进入SSCI期刊系列。在专业性学术组织方面,除了中国政治学会（CPSA）等正式组织外,还成立了众多地方性学术组织。同时,得益于微信的普及,很多聚焦政治学研究的微信群相继建立。这些因素不仅有利于日常探讨、学术交流和关系网的搭建,同时也有助于组织大量的线下会议、工作坊和研讨会。
另一方面,过去擅长计划经济的中国政府正着力于推动国家的学术进步。为了服务于国家的现代化、党的计划和政策以及官方的政治话语,国家投入了巨资来建立各种政治学研究机构。这些机构并不局限在大学里,也包括党校、社会科学院、智库、甚至政府内部。同时,政府投入大量资金设置了很多供政治学研究人员申请的国家级研究基金。2017年,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外交学院以及华中师范大学六校的政治学系入选国家教育部"世界一流学科"建设规划。国家的大力扶持有利于推动中国的政治学研究。但是,官方 投入也增加了人们对学术研究自主度的关注,本文将在下一部分谈到这一问题。
中国政治学的制度化与其专业化并行不悖。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专业化集中表现在两方面。第一,随着制度化建设的到位,相关领域的共同标准和评价体系已经确立。涉及概念、理论和方法的专业化训练使中国政治学者有能力从事严谨的 学术研究,并教授精心设计的课程。1982年,由复旦大学举办的第一届政治学研究和教学培训班在上海举行,当时只有14名学员和少量课程。然而,今天的中国政治学系能够提供从学士到博士阶段的各种必修课和选修课,从西方政治思想到政治经济学、从政治哲学到博弈论、从中国政治到比较政治、从田野研究到问卷调查。中国的政治学课程正变得越来越丰富,并且英语文献被广泛引入课程大纲。当然,每所大学都保持着自身的特色,并且在重点大学和非重点大学之间仍然存在差距。此外,在暑假或寒假期间,一系列涉及研究方法和其它主题的课外培训项目相继举办。很多培训课程是同国外大学共同组织的,并由国外教授授课。一个范例就是由杜克大学和若干所中国大学共同举办的"政治学研究方法暑期学校",从2006年以来,至少培训了1500人"。
在研究方面,虽然众多政治学研究仍然采用传统方法,但是目前在中国的学 术期刊和会议上,精致的研究设计和严谨的经验分析早已屡见不鲜。这归功于上文提到的各种培训课程以及越来越多的政治学海归青年学者,他们在国外接受了专业的学术训练并获得学位。此外,致力于政治学研究"科学化"的努力可谓成效显著。例如,大量的方法论书籍（如《万卷方法》系列丛书)W被翻译为中文,并引入课堂教学。调查显示,经验性研究目前占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大约1/3,这一比例还在上升0g。除此之外,虽然仍属少数,但是运用统计回归、量化模型、甚至实验方法的复杂研究却势头正猛"w"m。另外,衡量中国政治学研究专业化 的另一指标是学术成果中的抄袭剽窃现象下降了,这一问题曾经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较为严重。这些进步显然源自西方研究方法的引入和运用。这也在中国学者内部引发了某些争论,至于这一点将在下一部分论及。
政治学学科专业化的第二大表现是政治学发展成为一门真正的社会科学学 科,虽然它仍然面临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限制。然而相较于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政治学者有了更大的空间来进行涉及众多主题的经验性研究。例如在治理研究领域,《中国治理期刊》(Joumnalof Chinese Govemance）创刊 Im。中国政治学者懂得怎样变通以推动他们的研究设想,例如简单地修改表述方式。此外,对学术成果和职称的评价不再高度依赖于行政权力,而是更多取决于其学术贡献。同行评审制度被引入出版、基金申请、招聘和晋职等诸多领域,这些都进一步推动了学科的专业化。但是,中国政治学研究仍然难以摆脱行政干预和关系文化的影响。
政治学研究在孤立的状态下难以获得发展。国际交流和跨国合作不仅有助于 推动中国的政治学研究,还提升了中国政治学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中国政治学具有同国际学术界进行交流互动的悠久历史。中国政治学会在成立后不久便于 1984年成为全球政治学会(IPSA）的成员",还有一名中国政治学家当选为IPSA的执行委员会委员。自从学科重建以来,中国学者积极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在1985 年的全球政治学会大会上,首次出现了由中国学者组织的"当代中国政治"圆桌讨论会。与此同时,在20世纪80年代,众多青年才俊获得了赴国外学习政治学的奖学金,他们后来都成为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主力,在推广中国政治学方面发挥了领军作用。另外,自2000年以来,政府设立了一系列访学项目（以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资助为代表）以鼓励和支持中国学者赴国外参加学术会议、访学以及攻读学位。当这些学者学成归国之际,他们带来了新的知识和国际关系网,这进一步提升了中国政治学的国际化。此外,为了提高中国政治学在世界上的曝光率和影响力,中国大学尤其鼓励在 SSCI期刊上发表论文,并给予物质奖励"。今天,人们对于在西方大学和国际性学术会议上见到中国学生和学 者,并且在英文期刊上读到他们的论文早已见怪不怪。总之,中国政治学的国际交往得益于学者个人、学术组织和政府部门的推动。
除了走出去,将国外的知识引入中国政治学所取得的成效甚至更加显著。早在20世纪80年代,包括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GabrelA.Almond）、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罗伯特 A.达尔（RobertA.Dahl)以及马丁李普塞特（MartinLipset）等诸多世界著名学者都受邀访问中国。在此期间,他们讲授了政治学研究的各种前沿课题,例如罗伯特·A.达尔（RobertA.Dahl)发表了关于"民主理论"的演讲。此外,来自美国政治学会、哈佛大学、巴黎政治大学和诸多其它院校的代表团都受到了中国科研机构的热烈欢迎,双方共同致力于探索和拓展合作领域。凭借双方的努力,一系列常态化的交流平台与合作机制得以建立。在这方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走在了前列。例如,北京大学政府管理 学院具有同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开展合作的悠久历史。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与牛津大学、瑞典隆德大学、巴黎政治大学、日本庆应大学以及众多美国大学进行了紧密合作,领域涉及学生交换、访问学者以及联合学位项目。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推动政治学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而著称,先后邀请了很多知名学者（包括亚当·普热沃尔斯基 "菲利普·施密特（Philipe Schmittr)、泰利·莱恩·卡尔（Tery Lynn Karl)、约瑟夫·奈（Joseph Nye）、罗伯特·基欧汉（RobertKeohane）、南那尔·基欧汉（Nannerl Keohane）、麦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等人）来华做讲座、授课、研究。中国学者和研究机构在翻译政治学外文研究成果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另外,如复旦大学等中国知名高校还开设有全英文硕士和博士学位项目,以吸引外国学生来华接受政治学教育。许多国际学生,特别是那些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学生,获得了中国政府提供的奖学金。
过去数十年见证了中国政治学的巨大进步,特别是它在制度化、专业化和国际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但是各种问题依然存在,例如行政体制的影响、学术资源地域分布的不平衡、学术产出质量不稳定、女性政治学者较少等等,其中某些问题是中国所独有的。所有这些因素都有可能对中国政治学的长期健康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但是,当前最为关键的是中国政治学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三大问题（即西方化与本土化之间的矛盾、科学化与方法论多元主义之间的抉择、"象牙塔"与社会关联性之间的平衡）塑造着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未来走向。下一部分将聚焦这些问题.
四、十字路口的挑战
西方化与本土化之间的矛盾
在过去的数十年里,中国政治学取得了显著进步。其发展突出表现在西方理论、概念、范式以及方法被引入和运用于中国的政治学研究。然而近年来,国内外政治学者们针对中国政治学应该怎样发展、其何去何从展开了激烈争论。相关论辩集中在西方政治学同中国政治学研究之间的关系,包括普遍性VS 特殊性、规律性VS差异性、科学化VS地方化,等等。此外,他们还针对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中的主要问题、挑战、机遇、趋势以及方向进行了热烈讨论"。虽然除美国外的很多其它国家（例如韩国、印度、日本、俄罗斯、加拿大以及中东欧国家）呼吁政治学研究本土化的声音在不同时期也很强烈，具体细节请参见SUIAN GUOed),Poritica Science and Chinese PoticalStudis The Stat oftheFeld, New York Springe,2012.一书。该书首次在西方学术界系统阐述了相关争论。国内外众多知名学者对该 书都做出了贡献。随后,该书被翻译为中文,并于2016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但是鉴于中国的体量及其日益崛起的地位,很多中国学者在本土化问题上显得更 加坚定。郭苏建教授指出,在涉及"中国政治学向何处去"的辩论中,出现了针锋相对的双方,争论焦点在于政治知识的属性以及如何将对中国政治的理解 转变为理论知识,相关争论表明科学的、普遍的、实证主义的传统同特殊的、历史的、情境性的传统存在激烈冲突"。
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学习和引入西方研究方法。但是,很 多中国学者开始强调科学化方法的局限性,质疑"唯科学主义"或者纯量化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同时强调上述科学化方法将诸多重要事实和信息简约了。由于大量的信息或事实被遗漏,这导致相关政治学研究的解释力弱化,并且完全剥夺了理解政治和其它社会现象所需的历史的、社会的以及哲学的政治分析视角。某些学者还质疑西方政治学知识在中国背景下的适用性,并主张发展政治学研究的"中国学派",后者强调中国的特殊性及其学术传统的与众不同吧。第一,有学者强调全盘照搬西方的理论、概念和方法将忽略中国的本土知识、政治背景与文化差异。因此,他们强调中国政治学沦为了验证西方概念和理论的实验场,对于理解中国的现实状况并服务于中国的政治发展贡献甚少。
第二,在认识论层面,西方政治学知识的大量传播被许多人视为是在中国推广普世价值、普适主义,而这种倾向是抱持中国特殊论观点的学者所拒斥的。在他们看来,西方的政治学霸权或者西方对中国社会科学的"殖民化"试图强化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观,并将其标准强加给中国。正如邓正来先生所说的,中国社会科学应该拥有其自身的学术标准和评价体系,它们"源于中国"或者"能够创造我们自己的理想社会秩序"四。第三,从更贴近中国官方的角度来看,随着中国逐渐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很多中国学者更加自信地挑战西方学术界,并着力打造"中国话语"[四。如果说在过去的数十年里,中国政治学通过学习西方才得以发展的话,那么很多人认为未来的数十年将是一个战略机遇期,中国将从一个验证西方理论的"实验场"转变为一个产生本土化的理论和范式的"知识工厂"。因此,他们强烈主张打造基于本土情境的"中国学派",并坚信"中国特色的政治学"将对国内外的学术共同体产生深远影响3r"即82m。这表明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本土化并非简单的学术诉求,它也受到中国国家地位的驱动,并为之服务。
俞可平、钟杨、何包钢、吴国光、杰弗瑞·C.艾萨克（Jeffey C.1sac)、欧博文（Kevin O""Brien）以及安晓波（Bjom Alpermann）等人所代表的另一派学 者反对"将中国政治学本土化"的观点。他们强调中国政治学研究应该秉持社会科学研究探索的普适性逻辑,致力于探究存在于政治生活、政治现象和政治行为中的一般性模式和规律。正如俞可平所说的,"任何科学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普遍性,以强调其‘科学’地位——缺失普遍性的科学不可能真实存在。从这一点来看,如果政治学在中国被承认作为‘科学’的话,就必须承认它拥有和别国 政治学家所能达成共识的一系列概念、方法和原理"P四]。上述学者们的研究进一步表明,正是由于采用了源于西方学术界（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以及其它社会科学领域）的科学方法,中国政治学研究才取得了重大进步。他们还警示道,过度强调中国的特殊性将误导中国学人,并妨碍中国政治学的发展。钟杨认为"P","我们应该探索‘特殊的中国情境’和‘文化因素’的更深层含义,以便能够将相关情境和因素概念化,并提升到理论层次"。只有这样做,而非将自身同世界隔离开来,中国政治学研究才能对政治学（特别是比较政治学）做出贡献。更加重要的是,相关学者还对所谓"中国"与"西方"的两分法提出了异议,并阐明绝不存在统一的西方政治学[1Bc逸国erm。将欧洲的政治学研究传统视为与美国等同的观点是不适宜的。因此,相关学者呼吁终结"学科民族主义",并推动更加全球化的或者"世界主义的"政治学"。
中国政治学研究的西方化与本土化之间的矛盾日益白热化,双方学者均无法说服对方。但是,如果走一条"全球本土化"之路,我们或许能够找到"最大公约数",它将"全球化"和"本土化"相结合,并强调二者之间取长补短、相互滋养。这意味着在政治学学科的累积性和持续性发展过程中,无论"全球化"还是"本土化"都不是终极目标,它们之间应该相互取长补短,不断深化互动和交融。如此这般,中国政治学不仅能够囊括其与众不同的文化要素,同时通过进一步融入世界而获得发展,并为政治学的广义知识贡献智慧。
科学化与方法论多元主义之间的抉择
中国政治学面临的另一大挑战是科学主义（主张让政治学更加"科学化")与方法论多元主义（主张政治学研究的不同方法)之间的交锋。随着中国政治学的国际化和专业化,借助计量方法和数学模型等,相关学科正变得越来越"科学化"me.1。虽然中国政治学在科学化方面较之西方仍有很大差距,但是旨在实现科学化的尝试却成效显著,同时引起了一些本土学者的抵制。定量研究VS定性研究的优越之争将塑造相关学科的发展。
虽然全世界都存在针对"纯实证主义路径"政治学研究的质疑之声,但是它在中国却表现得更加强烈,原因如下。第一,中国的人文学科历史悠久。中国政治学研究具有强烈的人文传统,例如历史分析、哲学思辨、人类学分析以及对政治理论和思想的研究3i2"。过去,中国学生缺少科学方法的系统训练。绝大多数老一辈中国学者长期强调传统的或者规范性分析的重要性,而忽略基于数据的 实证研究。他们支持抵制政治学研究的泛科学化。第二,虽然正如马丁·李普塞特（Martin Lipset)P所观察到的,问卷调查对中国政治学研究来说曾经是困难的甚至不相关的,但是由于海归学人的推动以及相关定量研究训练的增加,近年来,抽样调查在中国变得越来越流行,进而推动了跨案例大样本的量化研究。此外,在保持良好的发表记录的压力之下,科学化政治分析的优越地位得以凸显,并受到了越来越多中国学者的青睐。因此,定量研究的迅速扩张令传统研究趋向的学者倍感忧虑。另外,早年科学方法在使用上过于操切,产生了很多低质量的研究,这也进一步激化了怀疑和批评之声。第三,更为重要的是,量化方法越来越聚焦于各种选题较窄甚至不那么重要的议题。大问题和中层理论被迫让位于与 日俱增的碎片化问题。众多中国学者对此深感忧虑,他们甚至警告,如果所有的政治学研究都采用量化方法,那么"最有趣的、最重要的中国政治学议题将被忽略。针对定量研究假设的"统计显著性"检验也经常碰到类似"那又如何?"的质疑。
2000年,美国发生了一场"改革运动",它试图批判"定量的、行为主义的、理性选择的、统计的以及正式建模等研究路径所存在的视野狭窄和方法论偏见"。因此,一些学者建议中国政治学应该学习美国抵制"科学化霸权"的经验,并保持类似欧洲政治学那般的方法多样性。另外一些学者也主张既不必强调"两种文化"中某一方的优越性,也不必相互敌视。各种方法之间应该取长补短,以寻求多种研究方法之间的平衡[30Be%瞧网。而且,不应该通过一种类似"定量"的狭隘视角来看待"科学",只要在研究中使用了严谨的、细致的社会""近年来,特别对那些在研究方法上接受了系统训练的青年学者来说,定量研究逐渐升温。一项针对重要政治学期刊所刊发论文的研究表明,定量研究的比重从2006年的709%上升到2010年的11.1%。
郭苏建教授指出l",通过调和规范性和经验性研究或许能够应对上述挑战。规范性研究不同于经验性研究,它是主观性的、逻辑性的、是对概念和系统的分 析性探讨。然而在社会科学领域,学者同样可以通过创造严谨的逻辑规范以及运用严谨的数学建模和数学方法来分析抽象问题。从哲学层面上来说,经验性研究和规范性研究分别受到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影响。它们在政治学研究中既不可或缺,又互为补充,它们分别回答了"实然"和"应然"的问题。换句话说,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可以通过长期努力和跨学科比较研究得到逐步提升,因此这些方法也是普遍适用的"。
"象牙塔"与社会关联性之间的平衡
政治学是科学探索,它运用各种方法来增进我们对政治世界的理解。与此同时,政治学者也往往以改进政府的政策,并影响公共事务为己任。由于学科发展 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和行政因素的影响,因此在"象牙塔"和社会关联性之间找到平衡越来越成为中国政治学的关键议题。一些学者坚持政治学家应该像其他社会科学家那样保持"价值中立"",致力于学术求索和理论验证,进而使政治学"科学化",并且应该同权力保持适当距离""。但是,另外一些学者则强调政治学家应该肩负起他们的社会政治责任,以积极的方式来塑造公共生活,这也是传统儒家教育和中国政府所鼓励的。
那些倡导保持政治学的社会和政治关怀的中国学者似乎出于某些现实的考量。第一,自从1980年中国政治学重建以来,它的主要目标是服务于中国的现实政治。正如首个《全国政治学研究五年（1981-1985）规划》所指出的,"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增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改革干部体制,并精简行政机构,提升效率等等"[r1e西。因此,中国政治学自重建之日起就服务于党和国家的政策目标,提供政治知识以改善政治体制,并为党和政府提供政策建议。第二,很多中国政治学者认为研究现实问题远比提出精致的理论或者数学模型重要。他们坚信源于政治和社会现实的"问题驱动型研究"对政治学学科以及国家治理都有利。第三,中国大学是党领导下的国立高校,相关学科只有对接政府的需要和利益,才能确保来自政府的财政资助"。中国大学属于国有（除了少数由政府批准的私立学校和合作办学）,其运转需要政府拨款。中国政府投入巨资来支持学术研究,从全国范围的政策（包括"985工程"、"21工程"以及近期的"双一流建设")到一系列政府横向课题项目。例如,仅2017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以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分别资助了143个和33个政治学研究项目,这些项目服务于党和国家的政策目标,支持官方的意识形态话语,并阐释最高领导人的思想。另外,中国的快速崛起使国家有能力提供研究所需的各种资源。中国的"走出去"战略也呼唤更多质量高、时效强的政治学研究来帮助决策者应对各种挑战。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近期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主要涉及"一带一路倡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或者"国家治理现代化".
很显然,中国政治学者服务现实世界的需要是有道理的。虽然有学者认为这将对学科自主度以及政治学研究质量带来风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探寻政治学的实用性是错误的。相比之下,它是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一大传统,如同儒家理论所倡导的"经世致用"一般。然而,在社会关联性和"象牙塔"之间必须找到某种平衡,以决定政治学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介入现实政治问题,并且在不损害学科的科学性和批判性的前提下,中国政治学者影响公共政策的方式。一个更加平衡 的角色不仅有利于中国学术界,也将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利益。就后者来说,它能 够提供独立的政治学研究,这有助于避免政治失误;并且在国家推动中国大学和相关学科争创"世界一流"时,它能够提升国际认可度。
五、回溯过往,继往开来
本文简要回顾了中国政治学的概貌和发展,并分析了它在历史关头所面临的挑战。很明显,在过去的数十年间,中国政治学学科在制度化、专业化和国际化上取得了显著进步。就未来的发展和进步而言,中国政治学仍然有很大的空间,它的未来前景与活力取决于如何应对三大核心议题,即西方化与本土化之间的矛盾、科学化与方法多样性之间的抉择、"象牙塔"与社会关联性之间的平衡。当然,要在这三方面达成共识是很难的,并且本文并不打算告诉各位中国同行应该如何驾驭政治学这艘大船。但是,我们力争在学科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在相关领域激发更多的反思和讨论。我们建议可以走"全球本土化"的道路,它调和了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全球化"与"本土化"两股力量,致力于探索这两方面的互惠影响。正如一些人所说的,搭建"桥梁"以实现彼此"对话"[四。与此同时,通过接受一个更具包容性的"科学"概念（如欧洲同行那样）即,并且最充分地利用各种严谨的方法来研究不同问题,都将使中国政治学者获益。此外,一个更为平衡的学科角色定位——既保持学科的独立性和批判性,又融入现实世界的政治事务和公共政策——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可欲的。
总之,正如郭苏建教授所强调的",为了创新,进而形成和发展涵盖思想、 理论和方法的各类新学派,中国学者必须继续对外开放和学习,并对现存的传统 和知识保持批判和醒思。知识的生产既非"东方的",也非"西方的",它需要包容来自"所有国家"和"一切文明"的知识,整合中西方传统,融合传统的与现代的知识。政治学属于社会科学,它旨在探索、发现和解释政治现象产生、权力运行与资源分配、政治活动和政治行为的各种不同模式,以及人与人之间、人与其所生活的现实世界之间的丰富关系。
原文标题为The state of the feld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Glocalising"politicl science in China?,由 王中原和郭苏建合作撰写,该文于2018年7月27日首次在网络上公开出版（firstonline）,htps:/doi.org/10.1057/s41304-O18-0179-2,并刊发于《欧洲政治学》（European Political Science)2019年第3期。翻译已征得王中原和郭苏建的授权,并同意译文首发于《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为编辑需要,译文有适量删减。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德国府际财政关系研究"（16CZZ26）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