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们的“人口”系列报告引发了民众大讨论，争论焦点集中在三大方面：1）中国适度人口规模有多大？2）提高人口素质才是关键，人口数量没那么重要？3）是否应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
“适度人口论”理论上是使经济社会效益最大化和使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最优人口规模，从马尔萨斯的“人口陷阱”开始形成明确系统理论，民国时期传入中国。“适度人口论”是以独生子女为核心的计划生育政策的重要理论基石。当前支持此种观点的人仍不在少数，这是一切人口争议的源头。
反方观点：胡保生、宋健、田雪原等学者1980年代初从粮食、资源、环境、就业等多个角度测算，百年后中国的适度人口为7亿左右；如不控制人口，2080年中国人口或达43亿，由此论证独生子女政策的合理性必要性。1980年前后中国人口约10亿，文革结束后中国经济面临诸多问题，如住房困难、生活必需品供给紧张、就业困难等，人口众多一度造成社会压力。宋健（1980）测算，按照1975年总和生育率3.0测算，2000年中国人口将达14.15亿、2080年将达42.64亿；按照1978年总和生育率2.3测算，2000年中国人口将达12.82亿、2080年将达21.19亿。在此背景下，多个学者开始测算中国的适度人口规模。如胡保生（1981）从森林、土地粮食、水、二氧化碳、能源、粮食、鱼、GNP、用地等对人口的约束出发，认为百年后人口规模7亿为好。宋健（1981）从中国水稻、玉米、牛羊肉、水产品等产量和营养水平出发，测算出如果总和生育率为1.5，百年内营养水平达不到美国目前水平；如果总和生育率为2，百年内整个民族将一直处于不良式供应状态。因此要想百年内达到美国和法国目前的营养水平，适度人口规模应该在6.8亿以下。田雪原（1981）认为减少人口有利于控制就业，百年后中国适度人口数量应稳定在6.5-7亿间。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开启了以独生子女为核心的计划生育政策，而“适度人口论”为其论证了合理性和必要性，成为了其坚实的理论基石。
我们认为，第一，“适度人口”只是抽象概念，测算需要诸多长期假设，从历史情况看很难测准。法国人口学家阿尔弗霍德·索维（1982）曾直言，“人口学界可以把适度人口作为一个过渡性的工具来使用，就像数学家使用虚数一样”。宋健、田雪原等人的研究以当时情况或发达国家情况简单外推未来，对长期变化预测不足，稍微更改假设结论便大不相同。比如宋健（1980）在预测百年中国人口规模变化时，以当时3.0的总和生育率直接外推未来，忽略了总和生育率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趋势降低的规律，才得出如不控制人口，中国人口可能达43亿的结论，事实上2000年后总和生育率已基本降至1.6以下。田雪原（1981）认为，工业技术装备程度=工业固定资产/工业劳动人数，参考发达国家的情况，他假定工业固定资产的年平均增长率为5.5%-6%，工业劳动者技术装备的年平均增长率4%-5%，因此要想达到发达国家的工业技术装备水平，2080年中国的工业劳动者最多只能有0.6亿，再通过比例估算出农业和服务业劳动者的最大规模，得出2080年中国的适度人口为6.5-7亿的结论。但是，如果将固定资产年增长率增加1%，2080年中国适度人口就会远大于7亿。实际上，1992-2018年中国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速为19.6%，远超田雪原1981年的假设。
第二，人口承载力随着技术进步不断提高，不存在静态、绝对的适度人口。20世纪中后期“人口爆炸”思潮盛行，1948年英国学者福格特提出土地和自然资源的最大承载力是22亿人口，超过人类将面临灭顶之灾；1968年斯坦福大学的Paul Ehrlich在《人口爆炸》中提出，当时的全世界人口约35亿人已超过地球生态环境的承载力，并预测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将爆发不可收拾的饥荒和动乱。当前全球人口接近76亿、且总体有序，资源枯竭、环境崩溃并未发生。资源环境对人口的承载力随技术进步明显提升。如随着人类对原油、天然气的不断勘探，1980-2017年全球原油储采比（剩余储量/当年产量）从约30年升至50.2年，不减反增，天然气储采比也从49.9年波动至53.6年。通过对太阳能、水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人们变“非资源”为资源。根据世界银行数据，1960-2015年全球化石燃料消费比重从94.1%降至79.7%，核能和替代能源消费比重从2.7%升至13.4%。以色列的人均淡水量仅中国的4%，却依靠海水淡化等技术缓解水资源不足问题。此外，消费和生活习惯也影响人口承载力，如果是大手大脚浪费的生活方式，一定的土地和资源能养活的人就较少；如果是精打细算节约的生活方式，同样的资源能养活的人就较多。
在当前社会，人力资本重要性愈加凸显，加之人工智能将大量替代人工，人口数量还有那么重要吗？
2.1 3亿人美国强于14亿人中国，人少一点也可成为大国？
反方观点1：国力主要由人口质量决定、而非人口数量，如3亿人的美国比14亿人的中国更强大，李小平、程恩富等学者认为人少一点人均GDP更高。西方发达国家即便人口不再增长，经济仍在持续发展，说明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是“创新”而非“人口增长”。靠人口数量堆积的GDP是低质量的GDP，无助于人们获得实际的幸福感。人口红利的终结恰恰可以推动中国走到靠创新带动经济增长的正确轨道，因此关键不在于人口数量，而在于提升国民素质。李小平（2004）认为，中国如果要赶上美国的人均GDP，在超过13亿人口的情况下GDP规模需要达到52万亿，超过了目前全世界GDP总量、无法实现，因此只能通过减少人口来实现。因此他提出了两个百年人口目标，即100年内将中国人口降到8-10亿之间，200年内降到3-5亿之间。程恩富（2010）则认为只有实行较严格的“一胎化”的政策，使总人口“先控后减”，即总人口先控制在15亿左右，后逐渐减至5亿左右，才能尽快赶上欧美日韩等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力和人均生活水平。
我们认为，第一，人口数量和质量共同影响国力。简单说，国力=人口数量*人口质量*其他。一方面，人口众多是一个国家的优势而非劣势，1978-2018年中国GDP与美国的比例从6%升至63%，据国际金融中心（IFS）预测，中国经济总量将在2028年前后超过美国。如果当前中国仅3-7亿人，与美国差距将远大于现实，民族复兴之路更为遥远。另一方面，人口大幅减少会导致大量城市萎缩甚至消亡，大量产业凋敝乃至消失，使国力严重受损。如1960-2015年日本“煤都”夕张市人口从10.8万人萎缩至8843人，65岁以上老年人1980-2015年从9.1%升至48.6%，2006年财政破产。在当前趋势下，2018-2100年中国人口将从13.95亿萎缩至7.5亿，占全球比例2015-2100年将从19%降至10%。而美国长期鼓励生育、引进高素质移民，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凭借安定环境吸引了大量人口和人才，1900-2018年美国人口从7621万持续上升至3.3亿，联合国预计2100年将达4.3亿，这对美国大国地位的形成与巩固具有重要作用。
第二，人口不仅是消费者，更是生产者，人口众多在需求端形成大市场，供给端提供充足劳动力和更多人才。人少一点人均GDP更高的观点只看到了人口对经济的消耗，忽略了人口对经济的创造。对人均GDP来说，人口不仅是分母，也作用于分子，且作用更基础、更长效。没有任何历史经验可以证明人口总量与人均GDP呈负相关关系，现实中没有哪个国家或地区可以通过减少人口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相反，包括日本、欧洲诸国在内的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均在鼓励生育，力图保持人口增长。
从需求端看，大市场的利润空间使企业形成更大研发投入；大市场企业主体更多，可以细化分工、提高生产效率，且企业竞争更激烈，创新动力更强。人口众多有利于促进创新，在大市场中微小的需求也可以形成市场，细小的技术创新都得以生存。人们总认为人多导致地铁拥挤，但事实上人少的城市可能连地铁都不会建。正因为人口众多，截至2019年末中国高铁里程达到3.5万公里、稳居世界第一。同时中国也是美国、欧洲之后第三个自行研制民用大飞机的地区，当前世界上只有美国、欧洲、中国有足够大的市场来满足大飞机产业所需要的规模。由于巨大消费市场，中国的互联网经济发展引人瞩目，电商、移动支付、共享经济、人工智能等子行业发展迅速。根据CB Insight的数据，2018年末中国独角兽企业数量和估值分别占全球的38%、42%，2013-2018年中国每年新生独角兽企业数量从1家上升至32家，美国从15家上升至53家，中美差距在快速缩小。
从供给端看，人口是人才的基础，人口众多人才才有可能更多，创新能力才可能更强，中国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人口已接近2亿，为世界各国之首。人口众多意味着人才储备库巨大，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我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力人才资源，这是创新发展的最大‘富矿’”。1982-2015年中国大专以上人口规模从604万人升至1.71亿，占总人口比重从0.6%升至12.4%，中国的人才总量居世界各国之首。根据世界银行数据，1970-2018年中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占相应年龄人口的比重）从12.9%升至50.6%，1971-2017年美国从47.3%升至88.2%，差距逐渐缩小。2001-2018年中国高校毕业生数从104万增至753万，增长了约627%。高质量人才成为中国各行各业的中流砥柱，得益于一支庞大且高学历的工程师队伍，中国逐渐实现了在部分领域的领先。
2.2 人工智能时代逐渐来临，我们还需要那么多人吗？
反方观点2：人工智能可以取代许多人的岗位，大量人口将成为负担而非劳动力。人工智能的发展将导致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就业都可能成为问题，不应鼓吹“人多力量大”的旧思维。
我们认为，人工智能在替代部分传统产业岗位的同时，也会催生新经济新产业更多的就业需求。历史上每一次科技进步都导致传统产业单位产出的劳动力耗费降低，却没有减少总就业，核心就在于同时创造了新的更多的工作岗位。如汽车的出现导致马车夫失业，但却创造了诸如客车和卡车驾驶、汽车研发、制造、修理等职位，汽车行业的从业者要远多于以前马车行业。历史经验显示，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农业劳动力不断减少，“失业”的农民进入工厂从事制造业；随着工业生产率不断提高，工人不断减少，“失业”的工人进入服务业。1989-2018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从1806万降至1281万、下降29%，但服务业就业人数从1883万上升至12931万人、增加587%，总就业不降反升。
未来20年人工智能或取代26%的工作岗位，但也可能增加38%的岗位。普华永道2018年发布《人工智能和相关技术对中国就业的净影响》预测，未来20年人工智能将为中国创造12%的净增岗位，相当于增加约9000万个就业岗位。其中，人工智能将取代26%的岗位，尤其是在工业和农业领域分别将取代36%和27%的岗位，同时人工智能将创造38%的岗位，尤其是在服务业和建筑业将创造50%和48%的岗位。人工智能对就业不仅有替代效应，也有收入效应，即人工智能更节约成本，导致公司产品价格更低、消费者实际收入更高，促进消费，进而促进公司扩大生产、公司雇佣更多劳动力、创造更多工作岗位。
并且，人工智能不能取代人的消费功能，人口减少导致的需求萎缩将拖累经济发展。供给和需求同时对经济发展起作用，人不仅通过生产促进经济发展，也通过消费拉动经济。没有供给就没有产品和服务，没有需求也就没有生产的必要。人工智能或许可以替代人的部分生产功能，提高劳动力的单位产出，但不能取代人的消费功能。当人口规模萎缩带动消费需求萎缩，生产也将随之萎缩，会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3 是否应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
近年关于要不要全面放开生育的讨论十分激烈，2019年11月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优化生育政策，提高人口质量”，较之前的“完善生育政策”有所改进，但仍限于“全面二孩”政策框架。
3.1 全面放开会导致“越穷越生”吗？
反方观点1：全面放开生育会造成富裕阶层和农村多生、中产阶级少生，不利于社会公平，且农村出生人口或爆发式增长，人口素质将下降。全面放开后只有生得起养得起的富裕阶层和只管生不管养的农村贫困阶层才会生三胎四胎，城市中产阶级因成本高不敢生。现实中农村生育积极性高于城市，但他们生育后不好好教育、无法做到优生优育，增加的只是创造价值有限的底层劳动力。
我们认为，生育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生育权应回归家庭自主，全面放开是对所有家庭一视同仁的公平尊重。1968年《德黑兰宣言》规定，父母有自由负责地决定子女人数及其出生时距的基本人权，1969年联合国的《世界进步和发展宣言》充分肯定了这一原则并规定，父母有自由而负责地决定其子女的数量和出生间隔的专有权。生不生、生几个本应由家庭自主决定，但在中国却格外受政策影响，全面放开只是让生育权回归家庭自主。鼓励生育也绝不能和限制生育一样采取强制性措施，只是构建生育支持体系，让一切想生育的人顾虑少一点、负担轻一点，愿意生的可以多生，不愿意多生的也可以不生。而且，相比此前对不同民族和城乡采取有区分的生育政策，全面放开生育可以构建更加公平的生育政策环境。
农村总和生育率虽比城市略高，但依然低迷，农村出生人口不可能暴增，农村出生人口也不等于低素质人口。2015年人口小普查数据显示，全国、城镇、乡村未经修正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05、0.91、1.27。农村计划生育执行不如城市严格，加之“越穷越生”观念深入人心，有观点认为农村家庭普遍生四五个孩子，实际上农村总和生育率仅比城市略高，农村育龄妇女平均只生不到1.3个孩子。2010-2015年中国未经修正的农村总和生育率从1.4降至1.27，下降明显，意味着当前农村的生育意愿同样呈快速下降趋势。农村家庭也很重视孩子教育，而非传统观念认为的只生不养，将农村出生人口等同于低素质人口而加以限制，是没有任何证据支撑的偏见。
3.2 生育政策调整应谨慎还是加快？
反方观点2：政策调整应该谨慎，可以更大力度地鼓励二胎生育，或有条件地放开三四胎生育。政策不应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可以更大力度鼓励二胎生育，或是逐步放开三四胎生育，如对高学历人口、双独家庭、经济条件好的家庭、生育率较低的城市等放开，采取有区分的生育政策。
我们认为，生育政策已被人为延误太久，不可继续拖延。独生子女政策原本就计划执行30年，但翟振武等人曾估计“全面二孩”将使出生人口峰值达到4995万，屡屡拖延政策调整时机。1980年9月，以独生子女为核心的计划生育政策开启，政策设计之初就以30年为期限，“到三十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然而在21世纪初关于人口政策的激烈讨论中，保守派占据上风，生育政策调整屡屡被拖延。宋健等人（2007）认为1990年以来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8左右，建议“十一五”保持生育政策稳定，后中央出台文件要求“千方百计稳定低生育率水平”。翟振武（2014）测算，如果2012年立即放开“全面二孩”将导致总和生育率峰值达到4.5，出生人口峰值达4995万人，建议推迟“全面二孩”政策。翟振武（2015）测算，“单独二孩”将使未来4-5年内每年新增出生人口130-160多万人，共计将新增出生人口的总量约为660万人。2013年11月中央决定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但2014年出生人口仅比2013年增加47万，2015年甚至比2014年减少32万。翟振武（2016）又测算，“全面二孩”政策将使未来5年每年新增出生人口160-470万。2015年12月中央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但2016年出生人口仅比2015年增加131万，2017年比2016年减少63万，2018年甚至比2017年大幅减少200万。尽管翟振武的预测较之前大幅调低了，还是远高于现实水平。一直以来保守派对政策的影响更大，中国的生育政策调整沿着“双独二孩——单独二孩——全面二孩”的步骤谨慎推行。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推行效果明显低于预期后，仍有计划生育领域的官员称“全面二孩已满足大多数家庭的需求，如果配套措施完善未来仍有释放潜力”（详见恒大研究院2019年8月报告《要不要放开生育？——中国人口大论战》）。
当前人口形势严峻，正处于第三波婴儿潮中后期出生人口的生育窗口期，2013-2028年20-35岁主力育龄妇女将大幅下降31%，越晚调整越将事倍功半，应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第三轮婴儿潮的峰值在1987年，中后期出生人口尚处于35岁之前的主力生育年龄，特别是1990年后出生的人口尚处于25-29岁最佳生育年龄。一旦错过第三轮婴儿潮，未来再想提升出生人口，则将事倍功半。出生人口=15-49岁育龄妇女规模*总和生育率。其中，主力育龄妇女大幅下滑是当前出生人口大幅跳水的重要原因。2013-2028年20-35岁主力育龄妇女下降31%，带动2017-2028年出生人口下降38%、降至1100万以下。随着2028年后主力育龄妇女下降速度放缓，出生人口将在2028年进入十年左右的平台期。因此全面放开宜早不宜晚，必须尽快，等主力育龄妇女降至平台期再调整则为时已晚，效果不大。此外，离结比攀升、晚婚晚育、单身丁克、不孕不育等也进一步削弱生育基础。2013-2018年离结比（离婚对数/结婚对数）从20.9%升至37.6%，2019年前三季度进一步增至43.5%。同时，卫健委称2018年出生人口中二孩占比保持在50%左右，仍然偏高，这是“全面二孩”政策后多年累积的二孩生育意愿的集中释放导致的，随着生育堆积效应进一步消退，总和生育率将继续快速下降。
中国老龄化速度前所未有，人口萎缩不可逆转且未来呈加速状态，不可继续通过有条件地放开拖延改革。由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严格执行，中国生育率下降速度和老龄化速度前所未有。中国的老龄化速度甚至比日本还快，从老龄化（65岁老年人口占总人口超过7%）过渡深度老龄化（超14%），日本用了24年（1970-1994年），中国预计将用22年（2001-2023年）；从深度老龄化到超级老龄化（超20%），日本用了11年（1995-2006年），中国预计将用9年（2024-2033年）。人口萎缩不可逆转，且呈加速状态。按照总和生育率1.4左右的发展趋势，我们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22年前后见顶，2050年中国人口将较2022年减少仅9%，2075年中国人口将较2050年减少22%，2100年中国人口将较2075年减少25%，即降至约7.5亿。如果不采取最大力度的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措施，继续通过所谓的“有区分的鼓励生育政策”来拖延改革，将更难阻止人口大幅萎缩的态势，等到人口已经开始快速萎缩时再鼓励生育则为时已晚。全面放开生育并鼓励生育虽不能避免人口萎缩的命运，但可以放缓人口萎缩的速度。人口规模变化相比于总和生育率变化有时滞，总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后20-40年人口总量才开始负增长。即便通过努力将总和生育率拉高至更替水平以上，人口总量也将在20-40年后才会回升，那时人口规模基数已经大幅减少，人口总量回升更难（详见恒大研究院2019年1月报告《中国生育报告：2019》），何况现实中至今没有一个发达国家在总和生育率低于2.1后成功将其拉回更替水平。
我们建议，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构建生育支持体系。未来十年育龄妇女规模快速下降不可避免，但可以通过政策调整提升总和生育率水平。一是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覆盖从怀孕保健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二是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大力提升0-3岁入托率从目前的4%提升至40%，并对隔代照料实行经济鼓励。三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并对企业实行生育税收优惠，加快构建生育成本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四是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五是加大教育医疗投入，保持房价长期稳定，降低抚养直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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