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希望与中国脱钩的趋势愈发明显。而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疫情更是让全球的经济雪上加霜,世界经济的衰退已成定局。虽然中国依靠自身对疫情有效的控制而率先复工复产，给世界经济注入一剂强心剂，但中国经济也难以独善其身。
针对上述情况，5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指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5月23日，总书记在看望政协委员时再次指出：“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7月30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更是明确了“内循环”是一个中长期的战略：“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这一“内循环”+“双循环”的中长期战略到底有何目标，又有何挑战呢？
一、 短期与长期：以时间换空间
1、“内循环”=“扩大内需”？
目前，有相当一部分人士认为，“内循环”等于“扩大内需”。我们认为，“内循环”与扩大内需有根本的不同。
扩大内需是各国在面对经济危机，尤其是外部需求疲软时，最常用的应对方法之一，其目标是通过提振内部的消费和投资，保障就业，消化过剩产能，从而避免经济衰退以及系统性风险。因此，扩大内需通常是短中期的刺激政策，并不涉及产业结构的调整。
更何况，如果把“内循环”简单理解为扩大内需，则很容易走进政策误区。在宏观经济统计上，素来有消费、投资、净出口的“三驾马车”一说。在不同的经济增长阶段，三者对GDP的贡献是不同的。著名发展经济学家罗斯托曾将经济增长划分为六个阶段，其中的第四阶段和第五阶段分别是成熟阶段和大众高额消费阶段。成熟阶段的典型特征是制造业基础和出口产品高度多元化，交通基础设施（铁路、公路、机场等）和社会基础设施（学校、医院等）发展迅速，投资和净出口是此阶段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但净出口和投资带来的经济增长势必导致国民收入水平的上升，进一步传导到消费总量和消费GDP占比的上升，最终进入大众高额消费阶段。
以进出口依存度（即进出口额占GDP的比例）为标准来检验，中国的经济增长过程大致符合这个理论。如下图所示，从2001年加入WTO到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中国历年进出口依存度持续上升，可谓典型的世界工厂。虽然一度因全球金融危机打乱了步伐，但进出口依存度还是呈现出倒U型曲线。2019年中国的进出口依存度分别递减至14.5%和17.4%，达到近20年来的历史低位。这表明中国的经济结构未来将迎来质变，会重点借助国内的资源，深耕自己的市场。当然，中国对外贸易额的绝对值扩大与在比例上外贸依存度的渐进下降并不矛盾。
不过，中国目前尚未进入大众高额消费阶段，而是处于成熟阶段与大众高额消费阶段之间的过渡期。按照罗斯托的论述，大众高额消费阶段的典型特征是第一产业的GDP占比大大下降，以汽车为代表的高档耐用消费品走向普及。中国目前第一产业的GDP占比虽然已低至约7%，但仍明显高于美国1%的水平。而2019年中国第一产业人口比例仍高达约40%，不仅远高于美国同年的17%，甚至比美国在1960年的30%水平还要高10个百分点。换言之，中国尚未走完成熟阶段，国民收入尚未提升到足够高的水平。加上中国今年上半年的居民负债率（即债务额占GDP的比例）接近59%，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也尚不完善，这些都制约了内需对中国经济的推动能力。
因此，尽管提振内需是很重要的发展环节，但如果“内循环”只是“扩大内需”，那么结果未必会明显，甚至可能揠苗助长。所以中国除了有为居民消费的提升提供条件保障，仍然需要更大程度的对外贸易与开放，进一步加强与世界经济的联系和“外循环”，从而切实提高国民收入水平。
2、“内循环”+“双循环”：以时间换空间
当前的世界经济衰退不是进入了经济周期的萧条期，而是新冠疫情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叠加效应，且短时间内危机很难结束。因此，仅通过“扩大内需”是无法应对新局面。中国经济需要更持久、更具体、也更深层次的经济制度和产业结构的双改革，将“扩大内需”与“供给侧改革”相结合，从供给和消费双向促进经济结构转型的政策，也就是“内循环+双循环”的经济模式。因此，“内循环+双循环”是一个中长期的战略，更是一个以时间换空间的战略。
因为疫情的冲击，国际贸易短期内即便不再大幅下跌，也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保持低位。在全球产业链分工高度细化的背景下，许多产业在疫情之后的重启都需要时间。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不能坐等全世界的经济复苏，而是需要主动苦练内功，以更好的制度环境和产业能力来准备迎接疫情后全球产业重启和重新洗牌的局面。而只要我们做好了“内循环+双循环”，不浪费这段全球产业重启前的时间，那么我们在疫情之后，即便中美脱钩的趋势持续，中国和全球经济的联系将更加密切，而中国也将处于更加有利的状态。这是以时间换取未来中国经济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因此，“内循环+双循环”不仅仅是扩大内需，而是通过“内循环+双循环”改善制度环境，激活创新创业潜力，提升产业能力，改善产业结构。这些方面的提升空间是巨大的。按照黄奇帆同志的提法，“中国要以高水平开放反制逆全球化、以改善营商环境反制撤资论、以超大市场的吸引力反制脱钩论”。
二、以空间换时间：产业链与产业升级
“内循环+双循环”也是一个以空间换时间的持久战战略，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习近平总书记为何要强调“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内循环+双循环’”。
美国目前对中国经济最具活力的部分进行打压，其核心目的是为了延缓中国进一步缩短和美国的技术差距和经济总量差距的步伐。换句话说，美国希望通过局部甚至全面的打压来换取时间。而无论国人接受与否，至少在短期内，美国的打压是起到了作用。
在这样的态势下，中国只有放眼更长的时间，保证自己能够稳步缩短和美国的技术差距和经济总量差距。因此，中国需要用空间来换时间，这也是“持久战”的精髓。
而在以空间换时间的目标中，核心产业的升级毫无疑问是重中之重，即优先发展目前中国所欠缺的尖端产业。一句话，“补要害的短板”。
中国近四十年来改革开放过程中，无数次遭受发达国家“挟技术以漫天要价”。而当中国通过自己研发掌握了该项技术时，又会面临外国厂商大幅降价以扼杀中国尚处于萌芽状态的研发成果。而通过发展“内循环+双循环”的经济模式，则可以合理地保护中国的市场健康和新的研发成果。进而可以作为谈判筹码，有利于拿到合理报价；退可以保护中国的技术成果不被价格战扼杀在摇篮中。
发展“内循环+双循环”经济、弥补产业短板一定程度上也是在号召和推动各产业链的龙头企业向自身的上游产业布局。保证龙头企业在非正当竞争时期的长期、稳定的运营就是在保护我们过去四十年改革开放产出的相对全面且稳定产业链这一珍贵果实。产业链对经济的作用无异于神经网络与身体，只有神经完整健康，身体才可控，遇到危机才能开展合理自救。另一方面，各行业的龙头企业通常是最了解产业链、最清楚中国产业链短板的角色，由龙头企业带头纵向布局产业链，发展产业内循环，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可以最大限度地优化资源利用效率。
短期内，“内循环+双循环”有利于产业链较短的行业，且这些行业的短期经济带动能力强。产业链较短的行业受到国际关系影响的程度较小，因此在促进内循环时可以得到快速发展，并拉动经济、保就业。这与“扩大内需”一致，是有效缓解经济压力的手段。发展国内大循环也是国内欠发达地区一个弥补发展的极好机会，过去盈利困难、缺乏发展动力的产业迎来了一次发展良机。欠发达地区可以通过对标国外优秀企业，来发展与自身条件相适应的上中游产业，从而积蓄力量，加入到下一轮经济发展当中。
三、“内循环”+“双循环”的挑战
任何战略都是有代价的，也是有风险的。那么“内循环+双循环”的代价和风险在哪里呢？要面对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思考：哪些产业更适合开展“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换句话说，哪些产业开展内循环为主的经济成功概率大？而哪些产业不容易成功？基于产业链分析，我们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
1. 优先“卡脖子”的产业和技术
“内循环+双循环”有非常明确的发展方向：最优先发展那些已经被卡脖子或可能被卡脖子的产业，而不是探索逻辑尚未明确的新兴产业。这样可以免去产业发展中的探索和试错环节，节约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以半导体产业为例。半导体产业是一个成熟的、国际分工高度明确的产业。其上游为EDA软件业和光刻机等设备制造业，中游有芯片设计、晶圆代工、封装测试等产业，下游为消费电子、电子通讯等产业。而中国目前在上游和中游整体水平较为落后。我们可以通过对标国际巨头、借鉴其发展经验，达到少走弯路，缩短差距的目的。但在产业发展的具体规划上，仍需要一步一个脚印。以光刻机为例，荷兰的阿斯麦公司（ASML）是该领域的龙头企业，占据全球80%以上的市场份额，而且垄断了高端光刻机市场，故而有着超过40%的毛利率。近些年，由于美国方面的压力，阿斯麦迟迟无法向中国晶圆代工企业出售最先进的EUV光刻机，延缓了中芯国际在工艺制程上的追赶步伐。而美国今年5月的新一轮制裁，更是让国产光刻机和晶圆代工之痛波及到了华为。因此，光刻机显然应该成为“内循环+双循环”的发展产业之一。
但鉴于中国当前的国产光刻机技术与阿斯麦相差甚远，甚至没有一家国内企业位列阿斯麦的17家核心供应商。如果以生产相同技术水平的国产光刻机为目标，恐怕在很长一段时间都难以实现。因此，一个可能的做法是，集中力量在光刻机的一些核心零部件（比如光源、镜头等）上下功夫，争取在零部件上实现产品赶超，进而成为阿斯麦的核心供应商之一，在EUV光刻机的进口谈判上获得更大的主动权。而这一策略也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和起点，进而实现内外“双循环”的良性互动过程。
2. 下游产业短期缺少发展动能
“内循环”发展的重点还必须是“具有盈利能力的上游产业”。这就意味着短时间内，国内的一些下游产业可能会受到影响，无法获得高速发展所需的上游资源。发展关键的上游产业是为了创造出更适宜下游产业生长的土壤，但这需要通过牺牲一部分下游产业的短期利益，来换取更长期、更持久的稳定收益。在当今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这样的集体行动并不容易实现，估计需要政府和企业协调才有可能达成。
中国在过去快速发展过程中，经常是产业链“跳跃”式发展，而这必然导致产业链结构不稳定、不健全。“内循环经济”的最终目的之一是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因此适合以内循环经济来发展的产业应当是在上游和下游都已经存在一定布局，但在上下游产业之间却存在一定技术断层、产业链断层现象的产业。
其中下游产业发展程度要比上游产业发展程度更加重要。这也可以解释中国当前为什么选择扶持半导体产业，而不是EDA软件或光刻机制造业；以及为什么中国的电动汽车领域可以拥有较为完备的内循环体系，在全球汽车产业变革来临之际，拿到了一张宝贵的入场券。
3. 当前处于贸易顺差的产业存在隐患
中国在许多产业上处于贸易顺差地位。然而，贸易顺差也意味着本国的产能大于本国的需求，一旦贸易环境有所恶化，受到的负面冲击会更大，且难免要去产能。因此，鉴于目前的国际态势，处于贸易顺差的产业适宜优先开展“内循环”建设，使整个产业链进一步延伸，并尽快实现升级，确保未来的国际竞争力。
结语
“内循环+双循环”的模式到底要持续多久呢？中央的会议虽未提及具体时限，但参考国务院随后出台的对半导体产业的扶持政策，为龙头企业开出“十年免税”可以看出，“内循环+双循环”的模式至少是十年时间以上的发展方向。这就意味着，“内循环+双循环”对中国未来10年的经济影响将是深远的，而这些影响也是商界、学界和政府部门需要深入思考，共同面对的一个大趋势、大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