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美国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形势反弹恶化，经济复苏进程受阻，白宫面临的压力增大，特朗普本人选情颓势渐显。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政府势将寻求转移视线、挑动矛盾，愈加将矛头指向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其对华政策的极端性、冒险性不容低估。当前和下阶段，美国加大对华压制的若干趋向需引起高度警惕。
一、特朗普政府借助疫情因素加快构建“经济繁荣网络”，力图拼凑孤立和排斥中国的经贸阵营
近年，以白宫高级顾问纳瓦罗为代表的美国鹰派势力不断鼓吹和推动与中国进行经济“脱钩”。疫情发生以来，不仅美国国内出现更多倾向“脱钩”的声音，欧洲、日本等也提出在产业链供应链方面要减少对华依赖。特朗普政府欲对此态势加以利用，推动各方协同对华“脱钩”。一方面，美国政府高官和国会议员酝酿以投资补贴、税收优惠和提高在华企业课税等手段，促进医药等关键供应链从中国回迁美国。相关具体举措包括成立初始规模为 250亿美元的“回流基金”，为将制造业产能迁回国内的美企提供直接补贴。
另一方面，美国以构建“经济繁荣网络”为抓手，以“自由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为旗号，以实现全球经贸体系与中国的深度剥离为目标，拼凑孤立和排斥中国的国际经贸阵营。特朗普政府推动英国、澳大利亚、印度、韩国、以色列、台湾当局等加入“经济繁荣网络”，涵盖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欲在数字经济、能源、基础设施、贸易、金融、教育等领域推动美西方主导的标准。美方高官称“经济繁荣网络”奉行透明度、问责、法治和互惠性等西方价值观，其成员须逐步降低与中国之间的经贸联系。特朗普政府希借助“经济繁荣网络”加快重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推动无法回流美国的企业向该网络成员转移。美方构建“经济繁荣网络”，不排除为下阶段在经贸、金融等领域对中国进行制裁做准备。
二、美国对内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对外打造“同盟创新基础”，深化对华“技术冷战”
近期，特朗普政府在技术方面的对华施压不断加码，出台更加严格的出口管制规定，不断扩大“实体清单”，重点针对参与“军民融合”战略的中国企业进行打压。为强化与中国的技术竞争，民主党参议员舒默、共和党众议员加拉格等提出议案，要求联邦政府未来五年投入1000亿美元，支持5G、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核心技术领域的研发工作和商业应用，将“国家科学基金”改组为“国家科学和技术基金”，加大其与美商务部、国务院、联邦情报机构、高校和企业的联动。该法案要害在于促进对华产业“脱钩”和技术竞争相结合、“全政府”和“全社会”两种制华模式相结合。该法案得到特朗普政府和众多国会议员支持，如其顺利通过，将带来美国国家科技战略的重大变革，美对华技术施压态势料更趋严峻。
此外，特朗普政府借助“敏感技术多边行动”等机制，进一步织密美西方对华技术封堵网络，为弃用中国技术产品的国家提供“替代选择”。美方欲从情报分享、新兴技术合作研发、关键零部件供应链管理、科技类投资并购审查等方面着力，加快打造“同盟创新基础”，推动盟友和伙伴国协同对华展开“技术冷战”。值得关注的是，从特朗普政府以人权理由对华为公司员工进行签证限制等举措看，美方试图将人权、意识形态问题与技术问题混为一谈，给中国贴上“高科技威权主义”标签，炒作中国企业是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工具等论调，力图以“体制之争”推动“技术之争”。
三、美国高度关注疫情的地缘政治影响，加大拉拢欧洲、印度等国，构筑对华施压的联合阵线
近期，特朗普政府高官以及部分美国战略界人士指责中国利用疫情因素谋取地缘政治影响力，称中国不仅在台海、南海等地区热点问题上展开更多行动，还试图通过“口罩外交”“慷慨政治”等拉拢欧洲和相关国家。美国传统基金会副主席卡拉法诺等人提出，在中印出现边境冲突、中澳关系不睦、中日矛盾有所升温的背景下，美国应进一步推动“四国机制+”（即美日印澳+相关国家）框架，在印太地区大力构建制衡中国的网络。从政策实践看，特朗普政府力图通过“太平洋威慑倡议”等加大对华军事压制，谋求加快落实“印太战略”，大幅调整美国的南海政策。
在筹谋疫情下如何加大对华地缘政治竞争方面，欧洲成为美国政策界的重点关注对象。特朗普政府试图利用疫情因素进一步挑动欧洲对中国的不满，施压欧洲在中美战略竞争中“选边站队”，以更大程度的美欧协同应对所谓“中国挑战”。比如，美国战略界人士提出，美欧政府和相关企业可构建“跨大西洋5G联合体”，开发可以替代中国企业的5G技术和设备；美欧联合抵制来自中国的“不受信任企业”，在北约等机构内部设立监视中国企业和人员的机制，制定共同的经济安全战略。
四、特朗普政府与美国国会加大联动，对华展开“叙事之战”，煽动意识形态对抗，强化国际社会对华不信任感
一些美国政策界人士诬称，中国试图利用疫情展开“不实信息行动”，宣扬自身体制优势，令世界相信中国成功控制疫情、实现经济复苏，并借此塑造“后疫情世界”。在此背景下，蓬佩奥等特朗普政府高官持续针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治体制进行攻击，不断深化对华“叙事之战”，升级意识形态对抗，力图破坏中国与世界之间的信任感。美国国务院下设的“全球接触中心”与情报部门联手，制造和散播对中国不利的信息。此外，美国国务院指示各驻外使馆，分析中国在当地扩张影响力的行为和策略，并据此在今年年内制定反制政策。
与此同时，美国国会也出现新一轮“反华”浪潮。科顿、卢比奥、霍利、加拉格、斯科特等共和党议员成为急先锋，公开叫嚣“共产党中国”已成为美国“敌人”、中国对美构成“关乎生存的威胁”、美中之间的“新冷战”已爆发等。值得警惕的是，部分民主党议员也在向反华鹰派靠拢，如中间派民主党议员组成的“蓝狗联盟”提出要与共和党合作，推动就疫情追责、中国对美威胁等问题进行跨党派调查。卢比奥等人还纠集英国、日本等国政客，组建“跨国议会对华政策联盟”，美国挑动各国议会和政党力量对华施压的动向需要引起重视。
五、几点应对思考
从加大运用制裁手段、强化意识形态施压、纠集国际联合阵线等方面看，美国对华政策出现一定程度的“俄罗斯化”态势，即将对俄罗斯的研判和定性投射到中国身上，将孤立打压俄罗斯的策略和手法用于对付中国。面对这一严峻挑战，中国宜着眼国家发展全局、保持战略定力、讲究斗争策略，加大对中美关系的管理和引导，在“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之间不断寻求符合中国长远利益的平衡点。
一是对下阶段特朗普和拜登操弄“中国议题”进行党争、选战要有充分心理准备，冷静看待美方情绪化、非理性涉华言论。需认清美方“叙事之战”的用意，与美交锋既要坚定也要注意不说过头话。警惕美国鹰派势力制造的“对抗陷阱”，不被其“带节奏”，避免被用作美政客转移矛盾、塑造选情的工具。注重维护中美高层关系的稳定性，继续让特朗普针对鹰派势力发挥“刹车闸”作用。以适当方式加强与拜登政策团队的接触沟通，推动两国智库就如何管控中美战略竞争、实现中美关系“重启”等问题展开研究。
二是按照既定部署坚定深化中国的新一轮改革开放，充分释放中国在市场、技术、劳动力等方面的综合优势，充分利用中国在疫情下率先复工复产复商的先发优势，做好稳外资、稳外贸等工作。要将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作为重中之重，切实增强经贸、外交、金融等各领域工作的统筹协调，继续加大中国与西方国家商业界的利益捆绑，尤其是拉住欧日。要以有力的“护链外交”和“挂钩”努力对冲美方推动发达国家与中国“脱钩”的图谋。宜继续落实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及时披露采购、制度改革等方面进展，不让美反华政客就此做文章。
三是妥善处理敏感问题，力避美国大选前中美关系多领域危机同时爆发的最坏情况，抑制美方在台湾等问题上跨越红线甚至是“摊牌”的冲动。应看到，疫情下美方对中国的一举一动颇为紧张，同时展现不惧与中国发生激烈冲突的心态。如中美在台海、南海等地区发生正面冲撞，将给特朗普的连任增添有利因素，也会使反华鹰派势力将美国对华政策进一步固化在“对抗”轨道之上。中国宜稳慎推进相关举措，确保中美两军关系稳定，共同强化危机管理机制，避免“擦枪走火”。同时，也需坚持底线思维，对美方挑起“有意的冲突”做好应对准备。
四是全力阻遏美国拼凑“反华”国际阵营，尽可能减少美方破坏、离间我国与他国关系的空间。应看到，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并不愿被美国绑上遏华对抗的战车，同时疫情下西方国家内部的嫌隙与裂痕也在凸显。可利用美欧日三方在数字税、农业开放、气候变化等问题上的分歧矛盾，调动欧日与我国加大协调合作的积极性。宜抓住全球化进程更具区域性的态势，大力深化东亚区域合作。此外，要高度警惕下阶段发展中国家债务风险等问题恶化的可能性，对美方借此在相关国家挑动反华情绪、消耗中国的外交和政治资源、毁损中国国际声誉的图谋要有充分估计，提前制定预案，下好先手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