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新冠肺炎爆发并非人类经历的第一次流行病大爆发，大规模的疾病传播造成的死亡、动乱和经济混乱在历史上屡见不鲜。14世纪的黑死病和15世纪的“哥伦布大交换（Columbian Exchange）”就是两个例子。
将目前的新冠疫情与历史上的几次疫情相比较可以发现，人类对于疾病的反应存在许多共同之处：许多人编造、散布虚假信息，寻找“替罪羊”，在防疫方面实行社会隔离（social distancing），这些与我们今天正在经历的事情类似。
一、 全球连通性
从武汉出现首个病例后不到三个月，新冠病毒已经传播至全球超过160个国家，超过30万人被确诊，导致的死亡超过12000例。新冠病毒的传播速度反映了当前社会人与人之间紧密的联系与频繁的交流。
全球互联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以下两个例子均处在了全球化历史中的重要转折点。一个例子是黑死病通过现在俄罗斯西南部和克里米亚地区进入欧洲，并依靠海陆贸易及军事路线在7年内(1346-1353年)蔓延到几乎整个西欧，长期以来建立的贸易和军事路线为黑死病的迅速传播提供了条件。另一个例子是哥伦布大交换，由于美洲原住民缺少对于外来人员所携带病原体（特别是天花病毒）的免疫能力，造成了原住民人口在1个世纪内减少了80%。连接新旧世界的海路成为了病毒和易感人群之间的新路径。
二、 虚假信息和替罪羊
历史上，流行病肆虐期间都具有一个共同现象，那就是虚假信息的广泛传播。新冠疫情目前已经催生了一大批令人印象深刻的阴谋论，世界卫生组织（WHO）也在近期提出了“信息流行病（infoepidemic）”的说法：当一种具有未知原因和致命后果的疾病传播时会引起民众的普遍恐慌。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相似事件是黑死病期间西欧对于犹太人的迫害，原因是人们怀疑黑死病是由犹太人引起的。类似的说法还有，塔塔尔人在黑死病期间将瘟疫受害者的尸体弹射到被围困的热那亚人堡垒中，18世纪英国士兵将天花病人使用过的毯子分发给美洲原住民。但无论这些消息是多么有据可查，历史学家们仍对其准确性持有不同意见。
上述情况和目前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信息存在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反映了不同群体、不同国家之间的焦虑。新冠疫情发生后没多久就出现了一场讨论：以一种疾病明显的起源地点来对其进行命名，这是否是带有指责甚至仇外的一种行为。与此相应的是梅毒的命名历程。虽然目前关于梅毒的起源仍在讨论中，但从梅毒早期的各种名称中可以绘制出一张当时各国的关系图：意大利人将其称之为法国疾病（英国、德国在后来也使用了这个名称），俄国人称之为波兰疾病，土耳其人称之为基督教疾病。
三、 扁平化流行曲线
目前，美国正在采用措施来降低新冠肺炎的传染度，美国民众也渐渐熟悉了两个新的术语，一个是社会隔离（Social Distancing），另一个术语是扁平化流行曲线（Flattening the Curve）。政府在鼓励民众在家工作、进行自我隔离的同时，采取关闭学校、取消体育赛事和宗教服务等措施进行社会隔离，使病毒在人群中传播的困难加大，防止受感染者人数激增，让流行病曲线扁平化，从而减小医院和医护人员的工作压力。
纵观历史，广义上的公共卫生措施在遏制患者激增和改善群体健康方面的贡献远超现代临床医学或药理学所做出的贡献。历史上，在防控黑死病的措施中也有对病人的隔离：14世纪中期，威尼斯使用了由政府主导的检疫系统，对入境船只强制隔离40天。
隔离和类似措施对于病毒传播的有效抑制并不取决于对疾病发展、传播机制的理解，毕竟微生物理论是19世纪晚期的产物，自动化全基因组测序也仅仅发展了30年。在此之前，公共卫生领域的许多里程碑式的措施都是来源于观察。
四、 生物信息学
与几十年前相比，现在的流行病学家已经开始绘制并理解病毒的基因组图谱了。通过解读病毒的基因组，专家们可以很快从共享的临床样本中绘制出病毒的进化树，从而跟踪病原体的传播链，找出流行病的传播空间、理解传播中发生的突变和追溯来源。
生物信息学研究人员的工作与医护人员相比同样重要。在过去20年中，我们从生物信息学中学到的关于历史流行病的知识，很可能比之前从整个历史记录研究中学到的更多。新冠病毒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够被真正了解，但我们的新工具势必会对抗击新冠病毒起到加速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