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传染率低的病毒，无论死亡率高低，都不会酿成重大危机，因为病毒会较快消失。一种传染率高的病毒，若重症率和死亡率较低，就像在美国、中国秋冬季盛行的普通流感，一般也不会引发重大危机。普通流感传播范围固然广，但危害不那么重。但如果一种病毒不仅传染率高，而且重症率和死亡率较高，就会引发重大灾难。特别是，如果再叠加潜伏期较长、最终病死患者的存活期较长这两个特征，人类在应对疫情上就会面临巨大的挑战。新冠肺炎疫情就有着这样的特征。
抗击疫情的中国大陆方案
疫情从无到有或者说疫情的源起及其控制，是一回事；疫情已然发生并大规模扩散及其控制，是另一回事。既然疫情首先发生在武汉，那么中国既面临着第一个问题，又面临着第二个问题，但这两个问题是不一样的。
就第一阶段的问题而言，我们至今仍然有很多事实与真相尚不清楚，这方面的反思与总结仍然是不够的。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社会需要在反思中总结经验教训，实现体制改善，促成社会进步，防止未来可能的风险；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可能还需要直面国际社会的质疑，惟有客观的数据、可信的逻辑、诚恳的态度才能帮助中国赢得更多的信任。
就第二阶段的问题而言，面对疫情的大规模暴发和扩散，中国于2020年1月20日正式拉响警报，整个国家开始进入紧急状态。中国经过两个月的努力、付出巨大的代价之后，终于基本控制住了疫情。我将这套抗击疫情的中国方案总结为政府主导型的全封闭全隔离模式。这种模式有四根支柱：
第一，在疫情高峰期，政府坚决采取封城、封村、封校、封厂措施，目的是通过全封闭实现人与人的全隔离，从而在根本上阻断病毒的传播链条。
第二，医疗卫生系统全面动员，努力救治患者，最终实现“应收尽收”，包括为重症患者提供充分救治，为轻症患者提供隔离、医学观察和辅助治疗。
第三，通过多种方式实现密切接触者、疑似病例、疫区旅行者的隔离观察，包括医院隔离、集中隔离点隔离和居家隔离等。
第四，中央政府统筹协调，调配各种医疗资源，包括快速建设专门医院和方舱医院，以及组织各省市医疗卫生系统对湖北各地市进行对口支援。
在疫情高峰期，中国的这种抗疫模式产生了显著成效，既做到了用两个月基本控制了疫情，又做到了将湖北以外省份的死亡率控制在较低水平上。
既然抗击疫情的中国方案是有效的，那么，当疫情开始肆虐全球后，其他国家是否应该“抄作业”呢？所谓“抄作业”，就是复制中国抗击疫情的模式和策略。
但问题是，这种全封闭全隔离的抗疫模式成为可能，跟中国后全能主义的政治社会模式是分不开的。中国这份“作业”是许多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和西式民主政体的国家既不能抄，又不想抄的。不能抄，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从来就不拥有这样的权力和资源。不想抄，是因为这种全封闭全隔离模式容易导致经济社会的全面停摆。当然，在疫情高峰期，控制疫情是压倒一切的任务。所以，当时采用全封闭全隔离模式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毕竟导致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停顿，这种抗疫模式注定是无法长期持续的。
从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路径来看，中国大陆的周围地区首先受到疫情的影响。但出乎意料的是，跟欧洲国家相比，亚洲四小龙和日本在这波疫情中的感染率数据和死亡率数据都相对较低。尽管东亚地区的首发病例要远早于多数欧洲国家，但东亚地区的防控局面总体上做得更好。
尽管中国大陆以外的东亚地区在抗击疫情的具体做法各不相同，但他们的行事逻辑其实是相似的。跟抗击疫情的中国大陆方案相比，台湾地区、日本与韩国的抗疫模式可以总结为四条主要经验：
第一，认识疫情的严重性，尽早采取行动。武汉疫情发生以后，跟欧美国家的“看客心态”不同的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对中国大陆的情况更为了解，也有着更强的威胁感知。
第二，及时检测相关人群，锁定患者并加以有效救治。比如，韩国在2月底、3月初遭遇了疫情高峰，随后就进行了大面积的检测。这样，就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锁定确诊病例和排除疑似人群。
第三，建立非常时期入境者等移动人口的追踪档案，及时发现密切接触者。一旦发生疫情，就可以追踪到相关人群，安排相应的检测，以及执行或建议相关的隔离措施。
第四，倡导个人的自我隔离，部分实行社会隔离政策，以及采取其他辅助性措施。这里的辅助性措施包括设置热线电话答疑解惑，为生活有困难的老人提供生活救助，以及为隔离者提供生活协助等。
当然，东亚地区的抗疫成效也跟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社会条件有关。这里最重要的三个社会条件是政府能力、社会自治能力和医疗能力。过去，东亚地区以“发展型政府”著称，这意味着东亚社会普遍拥有比较强的政府能力。当重大的公共危机到来时，这种政府能力显得尤为重要。与此同时，东亚社会的自治能力也很重要。这些地方普遍拥有比较发达的市民社会与自治性社会网络，公民素质较高，守法意识和规则意识较强，具有良好的自我保护意识，并且还具有邻里互助的社会传统。这就有利于在政府作为和公民作为之间搭建起一个良性的互动网络。
有人可能会说，东亚地区的做法不过向中国大陆“抄作业”而已。是否真的如此呢？比较中国大陆方案和东亚地区方案，我们会发现，两者的基本逻辑是一致的，那就是：认识疫情的严重性，政府积极作为，尽早检测与锁定患者并进行救治，对疑似病例和接触人群采取隔离措施，同时倡导个人社会行为模式的改变。
即便如此，两种方案的差别仍然很大。中国大陆在疫情高峰期采用的是全封闭全隔离模式，属于抗击疫情的激进休克疗法，管理方式上起初对潜在病毒携带者和普通民众不加甄别地统一封闭隔离，较为粗放。而中国大陆以外的东亚地区从来没有实行过全封闭全隔离模式，而是尽可能维持经济社会的基本运转，同时通过检测和其他技术手段锁定患者和密切接触人群，并对其进行必要的检测、救治和隔离。所以，东亚地区的抗疫模式更接近于“精益管理”，他们试图通过快速检测和技术追踪及时甄别、锁定潜在患者与患者。这就做到了既能有效抗击疫情，又能实现对经济社会运转的负面影响最小化。
就具体管控措施而言，东亚地区的方案也具有较高的灵活性。而对中国大陆来说，进入3月份以后，随着复产复工复学被提上议事日程，疫情高峰期的全封闭全隔离模式已经行不通，经济社会正常化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目标。这意味着中国必须要对抗击疫情的管控模式进行调整。那么，能够更精准地锁定潜在目标同时经济社会生活更具自由度的东亚地区方案，是否可以成为中国下一步的借鉴呢？
在管理学上，这种做法被普遍地称为“模仿最佳实践（best practices）”。
欧美国家的错误认知与政策转向
跟亚洲四小龙和日本相比，欧美发达国家在此次疫情中的表现确实让人大跌眼镜。
如今，西方主流媒体纷纷指责欧美国家政治领导力的缺乏、官僚体系的反应迟缓，以及民主政体的制度掣肘和党派斗争妨碍了他们对疫情做出及时的应对。现在回头看，欧美发达国家应对疫情扩散的早期失误，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首先是政治家的认知问题，就是对新冠肺炎疫情严重性和跨国扩散可能性的估计不足。从新闻媒体到政治家，从官僚体系到普通民众，没有人为这一次百年不遇的重大疫情做好了准备。
其次是政治家的目标多样性。抗击疫情固然是他们的政策目标，但当疫情变得真正严重之前，他们往往需要兼顾其他目标，比如经济增长、金融稳定和就业稳定等。
最后是政治家的约束条件。欧美国家的政治家往往面临更多的外部约束条件。从宪法约束到国会制衡、再到新闻媒体的监督。这些约束条件就注定了欧美国家的抗击疫情，不可能是中央政府高度管控的模式，而只能依赖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合作、政府与社会的合作、政府与企业的合作。
正是因为这种种问题导致了欧美国家错失了防控疫情的最佳时机。结果是，这些国家不仅出现了感染和确诊人数的爆炸式增长，而且还出现了较高的死亡率。
真实的危机一旦降临，欧美国家就开始了快速行动。目前，尽管各国具体政策不同，但他们的主要措施可以被归为两大类：
一方面是整个政府机器开始快速开动起来，采取多种措施来抗击疫情。具体做法包括推广大规模的检测，提供便利的检测通道，医院收治重症患者，居家隔离轻症患者，加快包括口罩、防护服、呼吸机、重症监护室、临时医院在内的医疗物质或设施的生产或建设，颁布疫区普通民众居家隔离和非必要不外出的行政命令，关闭学校、体育场馆、娱乐场所以及综合性商场等。
另一方面是许多国家都推出经济刺激和社会救济计划，主要包括降低基准利率，为中小企业和大企业提供贷款与进行“输血”，定向扶持航空、旅游等受损严重的产业，为全民或中等收入以下家庭提供一次性补贴，甚至为企业提供员工薪水补贴等。
3月中旬以后，欧美国家的政府就普遍采取了积极的作为，但他们的做法是渐进的、根据疫情进展逐渐调整的模式，而非激进休克疗法。他们开始大规模地投放试剂盒，安排非常便利的检测，来精准地锁定患者，然后对重症患者进行积极救治，要求轻症患者进行隔离。与此同时，整个社会的公共交通系统仍然维持着正常运转，食品和超市的销售与配送系统仍然运转如常，支持社会运转的市场力量仍然发挥着积极作用。
发展中世界即将到来的疫情风暴
当欧美发达国家抗击疫情的曙光若隐若现的时候，发展中世界的苦难岁月才刚刚开始。从全球范围内看，新冠肺炎疫情呈现梯次传播的模式。如果说东亚是全球疫情的第一波，欧洲和美国是第二波，那么接下来，发展中世界将是全球疫情的第三波。面对这样的可能前景，发展中国家究竟应该如何抗击疫情呢？这仍然是一个逻辑问题。基于前面对抗击疫情的中国大陆方案、东亚地区方案和欧美国家方案的分析，一个成功抗击疫情的国家方案离不开七条原则：
第一，面对严重的公共危机，政府需要积极作为，而不是任由病毒自然传播；
第二，大规模投放试剂盒，开发快速检测模式，及时检测并锁定患者；
第三，统筹医疗资源，包括准备和培训尽可能多的医生和护士，包括建设或准备尽可能多的医院、病床、口罩、药物、防护服和呼吸机，为患者提供及时与充分的救治；
第四，建立一个疑似病例和可能接触者的追踪系统；
第五，疫情早期需要建立一套疑似病例和接触者的隔离制度，大规模暴发期则需要建立一套重点城市和疫区的社会隔离制度；
第六，实行必要的经济刺激政策和提供必要的社会救济措施，防止因为失业、贫困和企业倒闭而产生大规模的次生灾难；
第七，在疫情严重地区尽可能维持维系社会基本运转的必要经济活动，在疫情不太严重的地区尽可能设法兼顾经济社会的正常化。
我将它们称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七条基本原则”。但问题是，在未来非常宝贵的几周中，究竟有多少被疫情袭击的发展中国家能够实践这些条原则并成功地抗击疫情呢？
从概率上讲，那些拥有更强大的政治领导阶层的国家，那些政府能力较强、社会自治能力较强、医疗能力较强的国家，更有机会控制疫情的规模，并把死亡率控制在较低水平上；相比而言，不具备这些条件的发展中国家，就更容易导致严重的社会灾难和人道主义危机。
单就如何控制疫情导致的死亡率来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新冠肺炎研究资源中心的报告认为，影响死亡率的是三个已知因素和若干未知因素。这三个已知因素分别是：已检测人口的规模，人口的年龄结构，以及医疗系统的承受力。实际上，这里能够人为干预的因素，主要是医疗系统的承受力。如果疫情集中暴发，加上医疗资源准备不充分和供给不及时，在救治大量蜂拥而至的重症患者过程中容易导致“踩踏效应”，结果是大量患者就会由于得不到救治而死亡。因此，一个发展中国家，如何在现有条件，尽可能提前准备、提供充足的医疗资料，为可能到来的疫情高峰做好准备，成为控制死亡率的关键。
进一步说，考虑到严重疫情可能引发的经济萧条、金融危机、油价暴跌和社会混乱，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领域未来几周还会承受更大的压力。不排除少数发展中国家可能会因为严重的疫情而导致政局动荡、政体变更、甚至面临国家崩溃。
总之，在人类成功开发出新冠肺炎疫苗与对症药物之前，我们可能不得不面对如何在较长时期内与病毒共舞的问题。通过彻底的社会隔离来消灭病毒，固然具有理论上的可能性，但如果考虑到疫情全球扩散，这种可能性要么越来越低，要么其代价是我们所无法承受的。所以，一种更务实的战略选择是，一方面要基于正确的逻辑、有效的模式来抗击疫情，另一方面要尽可能地兼顾经济社会的正常化，减少疫情对社会正常运转的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