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4年，西方教会派出了第一名医学传教士来到了中国。之所以要派遣医学传教士，是因为西方教会希望能够借助医学的途径深入到中国的基层社会，让更多的中国民众信任西方教会。美国医学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带着这样的使命来到了广州，并在1835年开设了广州眼科医局。这是中国第一所教会医院。伯驾在这所医院整整服务了20余年。根据统计，从19世纪80年代平均每年有12名医学传教士来华，到1887年来华医学传教士累计约150人。至1914年，传教士医生在华开设医院达59所。1935年，全国约有250个教会医院，100多个公立或私立医院。到了1941年，除了军事医院和私人诊所之外，中国约有38000多个病床，其中属于教会的床位达到了24500多个。这些教会医院不仅分布在沿海的通商口岸城市，甚至很多的存在于内地乃至小县城，为广大的中国民众提供廉价的医疗服务。
随着医学传教士在中国的不断增多，专业交流的需求不断上升。1838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医生郭雷枢（T.R.Colledge）和传教士伯驾、裨治文（E.C.Bridgman）等人在广州成立中华医学传教会。这是外国传教士在中国成立的第一个专业医学学会。由于种种原因，中华医学传教会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力。1886年，由上海、天津、北京等地的传教士发起成立了中华博医会，同时创办了学术刊物《博医会报》。中华博医会将一套西方专业学会的规则输入到中国。从1890年到1932年，中华博医会共开召开了十次年会，讨论的主题是医学教育、中国会员的资格、西方医学著作的翻译、汉语医学术语的制定以及修订博医会发展纲领等。博医会先后设立了各种专业委员会。1915年，博医会成立公共卫生委员会，在上海、长沙、南京、北京等城市举办卫生讲座。博医会推动了中国各种医学事业的制度化,促成了中国护士学会、中国解剖学和人类学学会。博医会在制度方面的其他贡献是对标准的制定，包括医学教育委员会和医院管理委员会诞生以及对汉译医学术语的统一等。1915年，中国医生发起成立中华医学会。不同于中华博医会，这是中国医生独立的医学组织。此后，中华医学会、中华博医会加强合作，推动建立卫生教育联合会促进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同时合作建立了医学名词审查会。1932年，中华医学会和中华博医会合并为中华医学会。到1937年，合并后的中华医学会的会员达到了3000人，会员涵盖了除中国以外，还包括英国、美国、德国、日本、法国、意大利等各国的会员。中华医学会被评价为：此种特殊的组织，为世界各国所无。可见，在当时国际上也没有真正跨越国家的学术共同体。
教会医院不断地在中国迅速发展，需要更多的医学人才。医学教育成为了即医学交流之外迫切需要发展的一个领域。1866年，第一个正式的西医教育机构博济医学堂由美国传教士医生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在博济医院成立。在1900年前后，西方教会、西方大学以及西方的慈善组织推动形成了一个医学教育的发展高潮。近日被网友称之为四大医学天团“南湘雅，北协和，东齐鲁，西华西”全部是在这一时期完成了创建。1890年前后，美国北长老会和英国浸礼会传教士在山东多地创办了医学堂，这些教会医学堂成为了齐鲁大学医学院的前身共和医道学堂的基础。1902年，美国北长老会和英国浸礼会决定合办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1917年，齐鲁大学建校，共合大学成为该大学的医学院。1905年，耶鲁大学雅礼协会创办了湘雅医学院。除了耶鲁大学，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哈佛大学都在中国创办了医学教育。1907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麦克拉肯（Joaiah C. Mccracken）在广州的岭南大学建立的医学系。1911年哈佛大学几位毕业的传教士医生在上海建立了中国的哈佛医学院。1910年，由英、美、加拿大三国基督教会的5个差会共同开办华西协和大学。1914年开设了医科。1914年，洛克菲勒基金会举行会议决定支持重建北京协和医学院并成立了中国医学部（China Medical Board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CMB），从而帮助中国建立现代医学体制。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从1916年到1947年，洛克菲勒基金会为协和医学院拨款达到了4400多万美元。此外，洛克菲勒基金会中国医学部除了支持协和医学院之外，还支持了很多所医学院和医预科学校；资助中国各地的教会医院；设立奖学金支持中国医生和护士去美国学习；支持中国的医学学术活动。到1915年，全国共有教会医学机构23所，护士学校38所。
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基于人道主义的关怀，西方的医疗队来到了解放区。1936年，黎巴嫩的美国医学博士乔治·海德姆（中文名为马海德）成为首个进入延安的外国医生。1938年，加拿大胸外科医生白求恩率医疗队抵达延安。1939年，印度援外医疗队来到了延安。此外，还有苏联、英国、奥地利、朝鲜、美国等国家的医生在陕甘宁边区工作过。这些国外医疗队对于解放区的卫生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抗日战争结束前后，相关国际机构也在中国开展卫生健康领域的工作。1947年，世界卫生组织过渡委员会向中国派出了卫生考察团，主要的任务是为中国培训技术人才以及通过实地工作控制流行病。在技术人才的培训方面，医务及公共卫生人员的培训是最重要的任务。过渡委员会的考察团在中国主要进行鼠疫、黑热病和结核病控制。此外，从美国旧金山知名外科医生艾乐思(Leo Eloesser)在中国的短暂工作经历，可以了解到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联合国国际儿童紧急基金都在中国开展公共卫生方面的教育和实践工作。此外，他曾受世界卫生组织的指派在华北解放区工作过一段时间。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中国的卫生领域的国际合作基本上停滞了。唯一保持联系的是世界卫生组织，但没有开展实质性的技术合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受援国的身份开始接受多边、双边的国际发展机构以及国际非政府组织到华开展工作。公共卫生领域是这些国际发展机构关注的重点领域。
多边的国际发展机构主要是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全球艾滋病、结核和疟疾基金，成为了援助中国卫生领域的主体机构。这些多边的国际发展机构关注并支持中国全面的医疗改革以及工作难点。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成立于1981年，先后在烟草控制、疾病控制、卫生体系改革、卫生城市的创建等方面与中国开展了项目合作。同年，世界银行在中国实施第一个国际发展项目。医疗卫生一直是世界银行与中国开展合作的重要领域。此后的30多年，世界银行在医疗卫生领域对中国的贷款总规模接近20亿美元，支持了14个项目。通过这些项目，引进了先进理念，提升了管理水平，为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2017年，世界银行与中国政府实施了中国医疗卫生改革促进项目，是世界银行迄今而止在中国卫生领域提供的最大一笔贷款。2003年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倡导成立的全球艾滋病、结核和疟疾基金开始进入中国，是中国在卫生领域最大的国际合作项目。项目实施8年来，位列全球基金资助的第四大受助国，在中国的覆盖范围扩大到了全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县区。
双边的国际发展机构也是援助中国卫生事业的重要主体之一。德国、英国、意大利、法国是其中重要的合作伙伴。1980年，中国同德国就签署了卫生合作协议。德国对中国的卫生援助在2010年之后快速增长，并在2013年达到创纪录的2.18亿美元。尽管此后急剧下降，但在2018年反弹至1.43亿美元，约占当年德国对华援助总额的四分之一。意大利与中国于1983年达成协议之后，将对华援助集中在紧急医疗服务领域，分别支持在北京、天津、太原建立多个医学中心。英国政府长期支持中国的公共卫生领域的发展，在卫生政策、卫生体制改革、全球卫生、医疗服务提供和人口老龄化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中英两国于2000年启动了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该项目覆盖了云南和四川省37个州/市的83个县/区。2008年，与世界银行共同发起覆盖8个省的中国公共卫生发展项目，以提高农村地区居民基本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和公平性，持续改善农村居民的健康水平。2013年，启动了为期五年的中英全球卫生支持项目，提升中国参与全球卫生发展的能力，共同促进全球卫生状况的改善。2003年“非典”疫情爆发后，中法两国政府于2004年签署了一项合作协议，以提高中国在预防和控制新兴传染病方面的能力，并启动了中法新兴传染病合作项目。2008年的汶川地震之后，意大利、德国、英国、法国等西方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很快派出大约200多名的医疗队。意大利医疗队很快建起了一座设施完备的流动医院。德国医疗队在都江堰建起了一座能满足25万人医疗需要的社区医院。
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中国健康领域的重点主要是传染病防治和弱势群体的医疗服务。盖茨基金会是目前投入中国健康领域资金量最大的一家国际非政府组织。盖茨基金会在2008年国际援助机构纷纷撤出中国的背景下逆势进入中国开展工作。在过去的十多年，盖茨基金会投入了巨资在中国的健康领域，特别是艾滋病防治和结核病防治、烟草控制等方面。2007年和2009年，盖茨基金会相继与中国政府合作持续开展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和结核病防治项目。盖茨先生曾经说：盖茨基金会一方面愿意支持中国加快实现自身健康和发展目标的进程，同时也致力于推动中国利用技术、创新、资金和政策方面的优势，在全球健康和发展领域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从1834年开始，西方对中国现代医学持续支持了近两百年，给中国带来了现代医院、医学学术团体、现代医学院、传染病防治、现代卫生医疗制度等一系列的现代医学要素。在这一长期的支持过程中，西方宗教、资本主义慈善事业、西方援助工业形成了支持的共识。这源于西方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系统保持了医疗援助伦理一致性：中国的现代医学需要得到帮助，从而改善中国人民的健康水平，进而帮助改善全球的健康水平。中国的现代医学在自身不断进取中，获得西方国家和社会的长久援助，真正建立起一个发达的现代医学体系。
中国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同样本着“治病救人”的人道主义精神援助所需要的国家。1963年，中国向阿尔及利亚派遣医疗队，拉开了对非医疗援助的序幕。中国从一个长期接受医疗援助的国家正式成为了提供医疗援助的国家。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接受现代发展援助下的医疗援助，同时中国依然坚持向非洲派遣医疗队，呈现出接受与提供双重特点的医疗援助模式。2020年，在冠状病毒全球传播的时期，中国的医疗援助首次抵达韩国和日本，并接着抵达到欧洲。在意大利的街头响彻义勇军进行曲，在塞尔维亚首都机场总统亲自接机，欧洲的政府和民众给予了中国医生最高的欢迎礼节。很长时期，中国都是习惯于在机场迎接国际援华专家。中国医生们对于这样的高规格接待略显羞涩，这表示出中国在西方现代医学支持下实现的巨大飞跃下的某种“不适应”。
事实上，援欧抗疫的意义远远超过医疗援助的本身，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跨越。首先，这标志着发展模式多元化时代的真正来临。中国独特的发展经验将会与西方发展经验和其他地区的发展经验共同重构全球发展治理。其次，这标志着中西方长期失衡的权力关系步入互惠互利的平等关系。最后，这也标志着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在现代的弘扬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践行。根据外交部3月20日公布的数据，中国政府已经宣布向82个国家和世界卫生组织、非洲联盟提供援助。中国此次全球抗疫援助，既不是传统的慈善，也不是冤大头撒钱；而是一种对西方长期支持中国的回馈，更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全球责任的觉悟。在建设一带一路的质疑中，医疗援助彰显了中国倡导新多边主义的全球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