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0年1月底为报业辛迪加撰写的一篇专栏中，我预测到2月的第二或第三周，新型冠状病毒在中国的传播将出现转折点。现在中国的确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转折点——自2月22日以来，重症和危重症病例总数持续下降，此后新增病例数一直处于低位。不幸的是，中国以外的新增病例数迅速上升，我们已经进入全球大流行的阶段。
由于世界上最大的十个经济体中的九个（包括中国、美国、日本、德国等）都已经爆发了比较严重的疫情，许多国家已经开始推出关闭餐馆、减工减产、增加社区隔离与人际物理距离等措施，接下来几个月全球GDP增速下滑是大概率的事情。我估计2020年上半年全球GDP年化增长率可能下降2-3个百分点，全年的增长率是否是负的，取决于各主要经济体能否及时、果断地采取以下系列配套措施。
扭转全球疫情的发展与降低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是各国同时需要关注的两个问题。及时总结中国和其他国家迄今为止的经验和教训对于各国接下来的政策制定、包括对于疫情尚未大爆发的国家的策略都非常重要。
首先，在疫情大面积爆发前加紧准备。一旦疫情爆发，对检测试剂、口罩、酒精消毒湿巾、医用防护服、病床和生命支持设备的需求将会激增。虽然此前欧洲和美国没有用好这六周窗口期，但其他国家应该加倍努力，现在就做好应对疫情的准备。
第二，如果医用品国内供应不足，可以考虑从中国、日本和其他国家的进口。大多数医用防护产品甚至检测试剂都不是高科技产品，许多国家都能生产。由于中国是制造大国，有着“世界工厂”的名号，且急于增加医用品生产，中国的工厂可以迅速应对世界需求的激增。日本可以生产技术含量更高的高端生命支持系统，例如ECMO。中国也可以生产并出口许多中端生命支持设备，许多跨国医疗器械公司在中国的子公司都能做到。
第三，在大规模疫情爆发时，政府的应急计划应确保足够数量的病床，特别ICU病床。如果现有医院无法提供足够的病床，他们需要考虑尽快建造新医院。如果国内企业难以做到，他们可以考虑聘请中国企业来完成这项工作。在世界银行和亚开行涉及建造发电厂、道路和机场并向所有成员国企业开放的国际竞标项目里，中国企业通常是中标者。在这样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当民众的生命受到威胁，且国内企业难以胜任时，就应该摒弃国内保护主义。
第四，尽早、清晰、有力地向公众宣传防疫指南。这不仅包括个人卫生方面的建议（如勤洗手），更重要的是，还包括了社区隔离（避免人群聚集和不必要的聚会，对门把手和公共汽车/火车座位进行消毒）。新加坡是一个值得效仿的典范，卫生官员甚至总理都向公众提供了丰富、准确的防疫信息。虽然新加坡早期有一些感染病例，但其很大程度上成功限制了社区传播，其中政府明智而可靠的防疫信息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五，一旦有爆发迹象，应尽早采取果断行动，加强社区隔离。正如Tomas Pueyo撰文所述，积极的社区隔离在中国是行之有效的，可能在任何希望迅速减缓疾病传播的国家都是必要的。
第六，对劳动者、企业和金融企业的紧急援助需要迅速到位。新型冠状病毒在短期内对整体经济产生了强烈的负面影响，甚至在中期也可能对一些行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工厂的关闭对供应端造成了负面冲击，该负面冲击的影响通过供应链传导到世界各地的下游产业，包括目前尚未疫情大爆发的国家。此外，新冠病毒大流行还导致收入和需求萎缩，其影响通过供应链传导到世界各地的上游产业。商业收入和信心的下降可能导致对产品和服务需求的下降。这一逻辑意味着，各国政府必须推出紧急经济援助计划，包括暂停税收和利息支付、向劳动者提供财政补助和医疗保障、向银行提供财政援助，以防止衰退预期自我实现。
第七，充分利用数字时代带来的好处。线上购物能缓解零售商店和厂家的经营困难，但这需要互联网的广泛普及、商家和消费者对数字支付的普遍接受以及高效廉价的快递体系。虽然中国有幸拥有这三个条件，但许多发展中国家没有。是时候考虑对应急服务部门进行改革了，这样可以让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来帮助公共卫生系统以达成目标。
第八，比起个别国家的孤立经济刺激，各国在经济刺激计划上的协调合作能更有效地应对全球衰退。对于财政刺激而言尤其如此。当一个国家对有需要的家庭实行减税或临时财政援助时，增加的国内需求可能以本币升值和外国产品进口增加的形式“泄漏”给外国生产商。对于进口占GDP比重相对较高的中小型经济体而言，这一漏洞尤其严重，可能会阻碍他们实施足够的经济刺激措施。而国际合作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当所有国家都提高总需求时，汇率的变动将会较小，所有国家都将受益于世界总需求的增加。20国集团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以在这方面发挥关键的协调作用。
第九，降低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也有助于抗击疫情引发的衰退。由于许多国家的央行已经将政策利率下调至接近零的水平，他们能做的已经非常有限。然而，许多国家仍然存在各种贸易壁垒，这既增加了生产成本，又降低了家庭实际收入。尽管经济衰退的风险往往会诱使各国进一步提高贸易壁垒，但要提高全球产出和就业率，恰恰需要完全相反的措施。与财政刺激需要国际合作所基于的逻辑相似，在国际合作基础上的贸易自由化更有可能取得成功，因为每个国家对外国公司的“让步”政策都会降低本国公司进入外国市场的壁垒。而这需要世贸组织和20国集团发挥关键的协调作用。
第十，将在线课程的新增兴趣转化为提高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动力。一个高效的世界，不一定需要1万名物理学家、生物学家、经济学家在不同的校园讲解类似的基本概念。在线课程可以让所有的学生向世界上任何一个学科中最好的十位授课老师学习基本知识。释放出来的其他教师或学者资源可以做更多的开拓性研究或者为学生们开发更多个性化的选修课。而且这个转变可以让任何一个地方的学生一下子（被迫或主动）接触世界最前沿的知识或教学方式。而且，这个逻辑不止适用于在校学生，也适用于成人的继续教育或在职培训。这种资源的重新优化可以让人力资本的积累速度更快、质量更高。虽然在线课程的形式在疫情之前就存在，但让个人、学校或公司改变久以养成的习惯很不容易（改变做事习惯需要脑力或财务成本的）。疫情的发生迫使大多数学生与学校付了这个成本，改变了做事惯例。如果这种转变能够通过政策引导变成“新常态“的话，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可以由此提高。
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正把世界推向一场罕见而严重的灾难，但它也提供了一个可以进行政策改革的难得机会，这不仅能解决短期内的公共卫生困境，而且还能释放世界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虽然有一些“中国名言”并不真正出自中国，但中文的 “危机”确实是由“危险”和“机会”两个词组成的。让我们抓住这次危机带来的机会，不要“浪费”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