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其波及范围之广，影响之大，前所未有。面对病毒如此猖獗在全球范围肆虐，人们马上找到的“罪魁祸首”：全球化。全球化把世界连接在一起，互联互通，病毒也就有了在全球蔓延的方便之途。一时间，全球化成了众矢之的。最为悲观的预测是全球化已经死亡。我们究竟该如何认识全球化，它真的是万恶之源吗？疫情过后全球化如何发展，真的会死亡吗？
▍突然“死亡”的全球化
目前，各国的防疫措施已经产生了深刻的综合性影响。防控的最重要措施是隔离和封闭。中国对最先暴发疫情的武汉采取封城与隔离措施，随之在全国范围实行了空前严厉的隔离管制，由此造成经济社会活动断崖式下跌。
鉴于中国是东亚地区乃至世界的供应链中心，中国的断供立即导致地区和全球供应链断裂。与此同时，许多国家为了防止疫情蔓延到本国，也不同程度地减少了与中国的人员、商贸交流。在此情况下，原本充满活力的经济与社会突然陷入萧条。那些依赖供应链生存的企业不得不关闭工厂，那些依赖人际交往，特别是旅游业生存的服务业，也都陷入凋零。
疫情在世界蔓延，导致各国各行其是，各种隔离、封闭措施进一步加剧世界范围的阻断效应。在国内疫情出现拐点之后，中国原本抓紧复工复产，希望尽快恢复供应链，但是世界其他国家的疫情恶化所导致的第二波阻断反过来也影响中国。特别是，疫情蔓延在世界各国并不同步，不仅拉长了供应链断裂的时间，而且影响进一步扩大，危及更多的行业，包括金融市场。目前还无法预测疫情何时能在世界范围内终止，即使终止也有可能会复发，因此，即便疫情减轻，许多防控措施也不会轻易放开，世界经济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恢复。悲观的预测认为，世界会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
疫情的蔓延和由此带来的巨大冲击与破坏，使人们深切地感到，世界是一个紧密相连、相互依赖的整体，人类是一个生死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但让人吃惊的是，世界竟如此脆弱，全球化竟如此“不堪一击”。在此情况下，可以理解，悲观的情绪会占上风，导致反全球化的舆论与势力上升。
▍全球化是把“双刃剑”
所谓全球化，最主要的体现是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有几个基本标志：其一，国际贸易和投资快速发展，在全球经济、国别经济中的权重提高，对拉动经济增长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二，国际分工细化，形成相互连接的生产、服务全球网络与基于比较优势分工的供应链。经济全球化导致了三大分离：其一，经营环节（研发、设计、生产）深度分离，这种分工被称之为产业内分工，即整体的生产与经营环节，被拆分为多个细化的环节，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传递与连接；其二，需求与供给的深度分离，原本国际贸易的开展就是建立在供给与需求分离的基础上，但在全球化下，生产和消费的分离更为深化，形成带有“独立性”的生产市场与消费市场，典型的分离体现在东亚作为生产基地和北美作为消费市场，形成一种 “危险的平衡”；其三，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深度分离，即资本市场的运行与实体经济的运行相互独立，虚拟经济高度膨胀，远远超出实体经济的需求。这三个分离使得经济的效率提高，规模经济得到扩展，但是，也导致了经济的高度脆弱性，一旦某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就会以加倍的形式传导，进而造成巨大的影响，甚至发生危机。因此，脆弱性是全球化的一个内在特征。
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既能带来收益，也会带来损害。全球化的收益主要表现为：其一，经营效率提高—基于成本布局与优化配置的产业链、大大提高了企业的经营效率；其二，规模经济—基于全球市场的生产与供给分离，使得规模经济获得了综合发展的空间（生产、服务业），世界经济得到大发展；其三，提供参与机会—后起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个人，通过参与经营环节获得融入供应链的机会，通过引进、学习、实现技术与经营能力的提升；其四，增进福利—经济的总体发展创造就业，增加了收入、总体生活水平提高。鉴于此，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带来世界经济的大发展，冷战结束后，全球化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特别是2000年后，全球化进入发展的鼎盛期，此间，世界经济的发展也进入黄金期，加入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实现了“群体崛起”。
全球化带来的损害可能有：其一，产生两个不平衡，在国内，被产业转移抛弃的“铁锈地带”，传统产业衰落，新产业跟不上，失去就业机会，不同人群受益差别大，一些人成了受害者；在全球范围，那些具有竞争优势的国家、地区得势，而一些国家、地区被边缘化；其二，导致财富积累两极化，发达国家中的中产阶级衰落，发展中国家中出现边缘人群，被排挤出全球化的进程；其三，不安全，过长的供应链使需求与生产分离，导致国家、企业与居民的“依赖性脆弱”，这与追求安全有保障的社会相悖。
全球化之所以得到快速发展，主要得到四种力量的支持：一是政府，实施开放政策，支持开放市场，支持引进外资，支持企业走出去，支持多边体系，支持区域开放。发达国家是推动开放的主力，绝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也实行开放发展政策。二是企业，实行全球化经营，根据成本与市场优化经营战略，进行研发、生产、销售的国际化布局。不仅是大公司实施全球化战略，而且为数众多的中小企业也通过参与国际生产分工而从事全球化经营；三是公民，基于通过开放可以分享效益红利的认知，多数支持市场开放；四是金融，一个稳定与可信的国际货币（美元）与资本市场，为全球化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在过去一个较长时期，以上几个方面基本上都是朝着有利于全球化发展的方向发展的，被称之“自由主义”导向的全球化。
▍反全球化潮流
全球化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阶段。总的来看，第一波是地理大发现后，欧洲海外殖民扩张，资本渗透到全球每一个角落，促进了大发现、大交流。第二波是工业革命推动了生产的国际分工，由此产生了跨国企业经营，国际贸易得到发展，更多的国家、地区进入到全球网络。在金融领域，金本位制为经济的全球化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基础。第三波主要是“二战”后，特别是冷战后，生产、服务全球分工，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参与到全球分工与供应链中，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全球化，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一轮全球化得到了美元本位货币体系的支撑。
2000年后，全球化发展进入高峰期。但与此同时，全球化积累的问题也越来越凸显。2008年美国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是全球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此后，几种支持力量都出现不稳，变化较大的是政府政策、公民态度的转向，以及资本信贷市场的不稳定。在政府政策方面，代表性转向为美国特朗普当选总统。特朗普代表的是所谓“民族保守主义”，主要体现在：其一，以“美国优先”为理念和政策取向，宣称反对“国际主义者”，支持“爱国主义者”，搞单边主义，推行所谓有管理的开放，平衡开放，为此，重新谈判已有的双边与区域协议（北美贸易协定，美日、美韩协议），退出不合理念的协议（TPP）；其二，要挟多边贸易体系（WTO），取消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对具有竞争力的国家（主要是中国）进行限制，阻止WTO在解决贸易争端中发挥作用；其三，把中国列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施加各种单边限制，不考虑通行规则。美国曾是自由主义推崇者，是全球化的推手，美国的转向影响是巨大的。
事实上，反全球化势力一直存在，与全球化的发展相伴而行，反全球化的大规模示威连年不断。2008年以后，反全球化的势头加强，提出来财富积累中的99%与1%的问题，即财富越来越集中到少数大公司、少数个人手里，而公众的财富份额越来越少。在不少国家，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民粹主义上升，成为具有很大影响力的政治势力，组织了政党，进入了立法机构。特别是，支持全球化的社会力量发生很大转变，很多人不再相信可以从全球化的发展中获益。变化较小的是企业界，尽管全球化发展的环境发生了变化，绝大多数企业家还是坚守全球化的经营布局，基于全球化布局的供应链继续拓展。
新冠疫情蔓延，全球化所处的环境发生很大变化。疫情下，全球产业链突然断裂、断供导致一系列问题，涉及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政治家、企业家、公民都感到震惊，全球化成了众矢之的。总的看，对全球化的责难与反思集中在：全球化不可靠、不安全。这种集中的对全球化的反思，使得社会舆论与公民态度发生变化，也可能导致政府政策进一步转向，企业思考调整经营战略。
▍全球化的新转变
尽管全球化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进程，调整是常态，但是，这次疫情引发的调整带有一定的转变性特征。首先，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个人，都更加强调经济与社会的安全。在政策层面，政府会更加重视本国基本必需品的安全供给保障能力，减少重要必需品的对外依赖程度，加大产业回归的支持力度，采取措施限制核心产业流出，如核心科技、国计民生关键产业环节，甚至可能会在法律法规层面增强限制力度。同时，对于外资的进入，特别是购买本国涉及核心竞争力与社会公共安全的产业，会加大审查力度。像美国、日本等都开始制定更为严格的外资审查与批准法规，限制外资进入核心技术领域，严防外资在经济困难的时候，以低价购买本国的公司企业。看来，以经济安全、社会安全与政治安全为理念的“民族保守主义”将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在经营战略层面，企业将更加重视供应链的安全，为此，可能会缩短供应链环节，力求掌控核心环节，为了降低经营成本，可能会大规模使用机器人、智能化技术。同时，将可能会对原来的“零库存即时供应链”体系（主要是零部件）进行修改，适度增加库存，建立双保险供应体系，建立备用供应链合作伙伴机制等。在社会层面，公民对政府的诉求压力增大，要求限制外来资本、外来人口流入，保证就业机会，提高社会保障力度等。民粹主义进一步政治化，形成更有影响的政治集团。由此，自由主义信条可能终结，全球化理论与舆论会转向“有管理的全球化”或“有限制的全球化”。显然，原来的全球化回不去了，全球化进入一个新的再调整与重构期。
不过，我们应该认识到，全球化已经是全球经济社会运行机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可能被简单抛弃。作为一个发展的进程，全球化可调、可控、可变，但不可逆。无论是国家、企业，还是社会群体，都不可能全身而退，退缩到封闭性的所谓“部落社会”。比如，政府可以支持企业回归，但不可能强制企业回归。在现实中，为数众多的企业是回不去的，特别是那些依赖当地市场与要素资源生存的企业，回去是死路一条。特朗普的经济顾问库罗德曾公开表示，让企业迁回美国，政府承担所有回迁费用，也就是说说而已：一则政府没有这个能力承担，二则即便承担回迁费用，回去如何经营？因此，真正能响应回迁的企业有限。从根本上说，是否回迁，是企业根据自身经营需要做出调整的问题。政府可以对企业的国际化经营进行监督和一定的干预，但不可能做到完全脱钩。比如，在美国，有人曾做过试验：在一天的日子里，离开中国的商品能不能生活，结果是几乎不能。当然，将来提供商品的不一定是中国，也可能是别的国家，但美国人的所需不可能都由美国企业来生产。事实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对外的联系与依赖只会越来越大。
对于企业来说，依托世界市场可以获得巨大的发展空间。大企业做大网络，中小企业参与网络，退回国内不仅失去拓展空间，而且也不一定安全，因为国内也会发生问题。而突发事故，或者像新冠疫情这样的大规模传染病蔓延，是难以预料的。像这种突发事件引起的应急需求，是没有办法作为常态维持的——企业无法让产品长期积压在仓库里。因此，企业经营布局调整是要考虑综合因素的，以有利于发展和盈利为基本标准。对于那些以当地市场为基地的企业来说，可能更重视当地经营的综合安全，而不是出走。
从社会角度观察，公民对生命和生活安全保障的优先意识加强，会对那些实行选举政治的国家的政治组合与政府政策产生更强的影响。面对疫情冲击激起综合影响，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的民粹主义的影响力可能会进一步提升，但是，民粹主义导致的问题可能会更多，社会矛盾可能会更大，这一思潮成为主流意识看来还是困难。其实，疫情中，公民的反思并不主要体现在极端意识，更为理性的思考始终占主流。比如，人们对现代化的反思，对现代生活的反思，对政府作用的反思，对个人与社会的反思等等，都表现出对未来世界的发展、对国家的发展、对个人的发展等的更理性认识。疫情让人们明白，频发的灾难是全球系统失衡的结果，人类必须重建平衡，否则更多的灾难会出现。
关于后疫情政策、经营战略与公民意识的思考、讨论、辩论、调整，会持续很长的时间。这被称为“后自由主义”的反思与转变。不过，就一般规律而言，面对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疫情，悲情、悲观、极端的情绪往往会占上风，而疫情过后，更为平衡、理性与睿智的意识和行动会逐步回归主流。从以往的历史经验看，每次大灾难都会给人类提供教训，让人类变得更为理性与智慧，推动进步，而不是倒退。新冠疫情应该也不例外。
就全球化发展阶段而言，可称之为网络全球化的第四波已经到场—即以信息化、智能化技术的发展为推动力，构建全球立体、空间型网络，全球供应链会从链条结构向网络化结构发展，物联网将各个经济社会活动纳入网络之中。我们看到，疫情中得到迅速发展的是网络经济，网络教育、网络会议、网络售购等，它们成为疫情下开展活动，满足人们基本生活供需的主要形式，疫情后它们不会消失，会有更大的发展，将成为新经济的动力源。网络全球化的突出特征是全球性的，是大数据、大框架，超国家和地区构建与运营，支撑网络全球化的货币—数字货币也已经登场。这不是退全球化，而是全球化的新发展、新转变。
事实上，全球化不仅仅是在经济领域。当今，环球同时凉热，生态、环境、气候变化的联动性很强，没有国家可以置身事外，政治、国际关系也越来越具有全球性的影响。就治理而言，“二战”后建立的联合国体系，涉及政治安全、经济社会、生态气候、卫生健康、文化教育等领域，几乎所有的领域都被纳入联合国体系，所有的国家都加入了联合国体系，这是人类的一大进步。
美国特朗普政府先后宣布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协定，威胁退出世贸组织（WTO），终止向世界卫生组织拨款等等，美国的“退群”遭到国际社会的反对。疫情让人们思考，如果没有这个体系，世界会怎样？美国有能力独善其身或者另组建一套由其控制的新体系吗？回答是否定的。
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说中国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也不为过。只要看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后所取得的成绩就不难理解。因此，尽管参与全球化在中国也产生不少问题，但是，中国国内反全球化的声音很少。
疫情下，中国采取严厉的隔离措施，影响非常严重，工厂停工，多数正常的经济社会活动遭遇断崖式阻断。鉴于中国是地区和世界的供应链中心，影响立即传导到外部，使与中国相联系的供应链中断。疫情消减后，中国开始采取复工复供的措施，希望把中断的产业链尽快恢复起来；但是，由于疫情在其他地区扩展，各国采取了隔离措施，导致经济社会活动减速，对外需求骤减，加上交通和其他管制措施，除用于疫情防控的产品外，外部对中国产品订单大幅度削减，甚至中断。这使得中国复产、复供的努力受阻，这也使中国人深切体会到，全球化的反向影响如此严重，依靠供应链生存的企业如此脆弱。
在疫情严重蔓延的情况下，外部对中国的责难增多，特别是对中国作为全球供应链中心节点作用严重质疑。舆论的导向似乎偏向于对中国的批评，在不少国家，对中国的指责成为“政治时髦”。一些政治人物、政治势力提出了不少极端的口号，不仅把疫情的扩散归罪于中国，而且把几乎所有的问题都与中国挂钩。特别是美国，与中国“脱钩”似乎成为解决其问题的“钥匙”。在此情况下，人们自然会发问：外资会不会大量撤出中国，从而对中国的未来发展“釜底抽薪”？外国会不会把中国人、中国的投资赶出国门？鉴于外资、外贸、对外投资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如果真的会如此，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
就外资撤出中国而言，不能简单地回答“是”还是“不是”。由于中国的经营成本提高，部分外资撤出早在疫情发生之前就有了，这是一种正常的调整。中国的许多企业也把一些生产转移出去。东亚地区作为世界供应链中心，区内的供应链是一种动态发展结构，不同国家间的发展差别，使得企业可以在区域空间内进行调整。但是，外资不会完全或者大部分撤出中国。中国作为最大的区域市场，在许多方面是不可替代的。
其实，部分外资撤离与转移对中国也许是有好处的，既有助于中国本身进行产业升级，同时也为中国企业拓展提供空间、提供机会，对许多中间产品生产，中资企业可以填补外资转移后的市场空间。另一方面，随着中国本身需求市场的扩大，许多以外需为主要依托的生产企业，也可以转为面向国内市场。当然，对于有些技术含量比较高的外资企业的撤离，的确会有负面影响，它们出于经营安全的考虑，或者受到本国政策的影响，要么撤离中国，要么终止与中国的合作，这可能影响到中国开展技术合作的综合环境。
总结来说，“去中国化”难。但面对这些问题和挑战，我们不能没有准备，要认真对待，做好应对之策。未来的趋势是清楚的，全球化将发生重要的转变，由“舒服的全球化”到“挑战性的全球化”，挑战前所未有。
改革开放后，中国参与全球化是“借船出海”；在新的全球化发展阶段，中国自己造了船。在网络全球化的发展中，中国在不少领域走在前面，应该说，中国比其他大多数国家有更多、更好的发展机会，中国将成为新全球化发展的领航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