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战略竞争正成为影响国际体系发展的新变量。对中国而言，除了要应对美国全面施压，还有必要掌握其他国家对中美战略竞争的相关认知与立场。印度是中国的重要邻国，也是崛起中的地区大国，在中美竞争加剧背景下，美国对其积极拉拢，导致印度在地缘战略变局中的权重和地位明显上升。莫迪政府重新评估自身所处国际环境并做出政策反应，不仅将对中印关系的走向产生影响，还有可能通过印美关系和印中关系传导至中美关系。为更加有效管控中美竞争和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印发展伙伴关系，中国有必要全面了解印度对中美竞争的认知和应对，以及时做出政策调整。
一、印度对中美竞争的认知
特朗普上台后与中国展开全面竞争，中美关系的主流从合作走向竞争，发展至今脱钩甚至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风险上升。随着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并扩展至其他领域，印度政府加强了对中美竞争态势的研判和评估。2019年5月，莫迪总理任命前外秘苏杰生（S. Jaishankar）担任印度外交部长，负责接手对美贸易谈判和建立与中国更为紧密的关系。外界认为，在中美贸易摩擦和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莫迪、苏杰生和国家安全顾问阿吉特·多瓦尔（Ajit Doval）组成的“三驾马车”将为印度制定强有力的外交政策增添分量和战略深度。苏杰生上任后多次就中美竞争问题发表看法，印度国内讨论热烈。综合来看，印度对中美竞争的基本认知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美紧张关系会持续并影响多极世界格局构建。印度国内主流判断是：中美竞争已从贸易摩擦升级为科技、安全、人员交流等各个领域的全面竞争；中美竞争有其必然性，两国紧张关系短期内不会纾解，对世界格局影响深远。印度前国家安全顾问梅农（Shivshankar Menon）认为，美国仍是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不会任凭中国崛起为地区大国并取代其在亚太地区主导地位，中国也不会为了顺从美国而停下崛起步伐。中美结构性矛盾将越来越突出，世界格局有可能走向两极。由于这与莫迪政府构想的“多极世界”相去甚远，印度国内对中美“脱钩”风险和体系分化表示担忧。
第二，中美竞争将带来一系列区域性和全球性后果，包括大国地缘竞争在区域和全球的加剧、全球贸易秩序面临危机、全球政治进入科技战时代等。印度国内高度关注中美在南亚博弈，认为中美竞争加剧了大国在印太、中东、欧亚大陆的利益交锋和地缘竞争。在世界经济方面，印度战略分析家拉贾·莫汉（C. Raja Mohan）认为，特朗普“美国优先”政策和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触发了国际贸易秩序危机，全球产业链面临重组。印度国内对新技术的关注也空前高涨，认为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问题已成为中美贸易持续紧张升级的前沿和中心，全球政治将在2020年至2030年迎来科技竞争时代。
第三，中美竞争对印度既是挑战更是机遇。在回应印度对中美竞争的看法和立场时，印度外长苏杰生表示，“任何国家间摩擦都意味着风险和机遇，印度政府的目标是管控风险并将机遇最大化”，“对于印度这样有着强烈独立传统的大国来说，我们总是抱着在艰难环境中寻求最优结果的意识在世界自处”。印度战略界通过重新评估自身在中美竞争态势中的利益和地位，认为印度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并存，机遇更大，关键在于如何把握机遇。首先，从印美中三边来看，印度地位的上升将为其在美中两边获益带来更大机遇，美国制衡中国的需求上升将强化印度的战略重要性，这可能改变印度在印中不对称关系中的弱势地位，特别有助于“遏止”中国在印度周边“扩张”速度。当然，印度也面临中美竞争带来的动荡和不确定因素挑战，但机遇大于挑战。其次，从对外战略来看，机遇将首先出现在战略方面，并可能外溢至经济和技术方面。印度在经济和技术上的获益具有不确定性，有不少分析甚至认为中美竞争给印度经济方面的积极影响是“边缘性”（marginal）的。2019年7月印度国家银行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减少对美出口并没有直接导致印度对美出口额的大幅增加。2019财年印度对美总体出口增长了9.46%，但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25.62%。在具有比较优势的对美纺织品出口方面，尽管印度在2019年前5个月有所增长，但越南和孟加拉国对美出口增长幅度比印度要大得多。该报告结论是，印度从中美贸易摩擦中获益甚微。但在战略方面，中美竞争有望为印度寻求应有地位提供更多回旋余地。最后，中美在印度后院（邻国区域）的竞争并不必然限制印度的战略空间，反而可能有助于印度重塑周边。邻国是印度对外战略的“核心内圈”（the first circle of priority），其对印度重塑地缘政治愿景的战略意义在于它是影响更广泛周边地区（extended neighbourhood）的关键因素。近年来中国在这一地区影响力的快速上升让印度感到“核心内圈”的战略利益受到威胁，因此乐见美国印太战略对冲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中美在印度洋和南亚的竞争为印度夯实印美战略合作基础、制衡中国以及重塑与周边小国关系提供机遇。
二、印度的应对举措
为应对中美竞争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印度采取了一系列举措，目前看主要集中于战略层面，但在利用和回应地缘经济动荡、全球贸易秩序危机和新技术竞争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方面，则建树不多。
（一）深耕美国，应对中国崛起
2019年4月，苏杰生提出，印度的政策将以世界主要大国之间的接触为指导，其中最为重要的两个目标是“深耕美国（cultivate the US）、应对中国（manage China）”。该表态改变了辛格政府在中美之间谨慎平衡的“不结盟2.0”战略，转向更加坚定地与美国全方位接触和合作，努力争取美国对印度核心利益支持，主动影响、培育甚至改变美国利益和政策，使之更加贴合印度的诉求和期待，同时忍耐美国不符合印度利益的行为，通融处置与美国利益分歧。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应对中国崛起对印度发展和安全的“威胁”。
印度的综合实力较弱，印美中三边关系不是典型的“三角关系”。印度一直以来不是从战略三角的思维制定对美和对华政策的，而是倾向于以一种互不干涉（exclusive）的方式与主导国（美国）和崛起大国（中国）接触，并与这两个国家开展“战略合作”。随着印度威胁认知的变化、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对自身实力不足的承认，印度过去的思维方式发生了变化。为应对中国这一最大的竞争对手给印度发展和安全所带来的“现实威胁”，印度加强了对华政策的美国因素考虑和对美政策的中国因素运用。通过“议题联盟”（issue-based alignment）、“不对称通融”（asymmetric accommodation）等方式深耕美国便是印度为软制衡中国崛起所采用的政策。
中国和巴基斯坦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日趋紧密的战略合作和经济合作刺激印度越来越将中巴关系视为重大威胁。为削弱中巴战略合作对其带来的不利影响，印度在处理与巴基斯坦相关的议题时，开始尝试引入美国因素，考虑美国对牵制中国和削弱中巴关系的作用。具体策略上，印度选择在跨境恐怖主义、中巴经济走廊等核心关切的问题上与美国结成“议题联盟”。2019年5月，印度与美、法、英等西方国家说服中国解除将马苏德·阿兹哈尔（Maulana Masood Azhar）列名提议的技术搁置，安理会1267基地组织制裁委员会将马苏德列入黑名单，这被印度国内视为一次成功的外交行动。为抵制中巴经济走廊，印度在外交、舆论上“双管齐下”，构筑孤立中国的联盟，一方面同意复活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QUAD，简称“四边对话”），渲染“一带一路”的“单边色彩和经济掠夺”，另一方面与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炒作“债务陷阱”“账簿外交”“债务帝国主义”等论调，对中国及“一带一路”进行软制衡。
尽管印美贸易摩擦涉及的美国从印进口额（不超过50亿美元）远远比不上中美贸易摩擦，被印度学者称为“不具实质性损害”，但美国对待战略伙伴（印度）与战略对手（中国）的方式如出一辙（即极限施压）。印美不断紧密的战略合作并没有避免美国在贸易问题上对印发难，这让印度感到困惑和不满。然而在行动上，印度选择对美“不对称通融”，即实力对比中较弱一方通过妥协和让步，以通融而非对抗的方式适应较强一方诉求。具体表现为：2018—2019年期间在美国增加钢铝的进口关税和取消印度“普遍优惠关税制度”最惠国待遇的双重施压下，印度方面保持了克制，将该举措描述为“不幸的”，仅认为其是谈判失败的结果；印度宣布对美国杏仁、苹果和金属产品征收价值2.4亿美元关税予以反制，但实际上多次推迟了对这部分关税的征收，为美国的让步创造空间；对于美国要求其开放乳制品、医疗器械和其他商品市场的步步紧逼，印度也只进行了悄悄抵制。2020年2月美国在特朗普访印前夕宣布取消印度发展中国家地位，这意味着印度希望恢复普惠制贸易地位的愿望落空，印美短期内难以达成有限贸易协议。尽管如此，莫迪在特朗普首访印度期间高调表示，“印美关系不再只是另一种伙伴关系，这是更远大、更紧密的关系”。显然印度在处理与美国的贸易摩擦时，更加着眼于全盘考虑，在美国将贸易摩擦的矛头对准中国之时，印度不愿将印美矛盾扩大化或引起国内对美抵制，破坏其因中美竞争获得的巨大机遇。在实力偏弱的时候，保持忍耐以换取中美竞争给印度长期发展带来的“机会窗口”，是印度当前的现实选择。
（二）重塑与邻国发展伙伴关系，宣扬“印度方式”
印度认为中美在其邻国区域日益激烈的博弈为其强化印美战略合作和制衡中国在周边小国的利益拓展提供了机遇，当务之急是利用这些外部有利条件并充分发挥其政策杠杆作用。目前看印度选择了三个外部条件加以利用：一是美国在南亚力推“印太”战略以抗衡中国的地缘“扩张”，二是中国被美国打压、战略压力增大，三是周边小国寻求与包括美、中、印在内所有主要大国合作发展互联互通的强烈需求。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印度进行了三方面的策略应对。
首先，借助美国印太战略对冲“一带一路”的契机，加紧密切与邻国的高层互访和全方位合作。近年来中印两国在尼泊尔、斯里兰卡、马尔代夫等国的竞争加剧，印度一改过去拒绝外部干预的做法，降低了对西方势力介入南亚的敏感度，其目的是为了制衡中国。2019年美国开始向南亚国家“推销”印太战略，随着尼泊尔外交部长2018年12月访问华盛顿，美国国防部负责南亚和东南亚事务的副助理部长约瑟夫·费尔特（Joseph H.Felter）2019年2月访问加德满都，美国印太战略与中国“一带一路”之间的竞争在尼泊尔浮出水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会见尼泊尔外长时讨论了尼泊尔在美国“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中的作用，并希望尼泊尔在选择合作项目时考虑到公平交易与竞争原则。美国副助理国防部长费特尔访问尼泊尔期间进一步对尼施压，诋毁中国的投资是为了中国的利益而非尼泊尔的利益，还拨款拟推动电力传输项目，促进尼印电力贸易。
美国印太战略牵制“一带一路”符合印度的利益。在此背景下印度一方面与美国达成共识，在印度洋地区共同推进基础设施发展计划，另一方面借机进一步密切与邻国的高层互访和双边合作。印美领导人在2020年2月特朗普访印期间发表的《联合声明：印美广泛的全球战略伙伴关系的展望和原则》中明确提出，“美国支持印度在印度洋地区发挥安全、发展和人道主义援助的净提供者作用，印美承诺在该地区发展可持续、透明、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印美将寻求第三方发展合作，莫迪总理还对美国提出的打造“国际高标准”、引领印太地区基础设施的“蓝点网络”（blue dot network）的概念表达了兴趣。2019年是马尔代夫和斯里兰卡的大选年。该年6月，莫迪连任总理后的首次海外访问便选择了马尔代夫和斯里兰卡，足见印度对加强与这两个邻国高层交流的重视。苏杰生也在同一时段访问不丹作为其出任外长后的首访目的地，为莫迪总理8月的访问做准备。2020年2月，苏杰生到访孟加拉国，为莫迪总理3月访问（因新型冠状肺炎疫情而取消）做准备。南亚国家领导人应邀到访印度的频率也很高。2019年5月，尼泊尔总理夏尔马·奥利（KP Sharma Oli）访问印度并参加莫迪总理的就职典礼。10月，孟加拉国总理谢赫·哈西娜（Sheikh Hasina）访问印度。11月，戈塔巴亚·拉贾帕克萨（Gotabaya Rajapaksa）当选新任斯里兰卡总统后便将印度作为首访国家，仅隔3个月，莫迪又邀请刚刚就任斯里兰卡总理的马欣达·拉贾帕克萨（Mahinda Rajapaksa）访印。除了密集的高层互动以外，印度还加快了与邻国的双边合作：在一年之中与孟加拉国启动了十多项双边合作项目，涵盖蓝色经济和航海事务、和平利用核能、太空研究、网络安全、液化天然气进口、职业培训、社会设施等多个领域。与尼泊尔探讨铁路和水路项目在内的广泛问题,印度还决定援助32.4亿卢比与尼共同开辟全长69公里的输油管道，这将是南亚地区建造的第一条跨境石油管道。
其次，利用中美竞争挤压中国在南亚的重要合作伙伴——巴基斯坦。印度认为中国与巴基斯坦共同建设中巴经济走廊是为了围堵印度，将中国视为打破南亚战略平衡的破坏性力量。中美竞争给莫迪提供了一个无法拒绝的机会，即借中国被美国打压之机、在特朗普对巴政策变化之前，趁势改变克什米尔的游戏规则。2019年8月5日，印度政府发布总统令，宣布废除赋予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特殊地位的宪法第370条款和宪法附则35A条款，成立所谓“查谟和克什米尔”与“拉达克”两个中央直辖区。印度单方面宣布废止宪法赋予克什米尔的“特殊地位”，改变了建国以来对克什米尔政策的基本原则及赋予的法律地位，导致印巴关系急剧恶化。为稳定事态，中国和巴基斯坦推动联合国安理会重启闭门会议讨论克什米尔问题，印度则联合美国、欧洲和俄罗斯等国阻止安理会对该提案讨论。印度还借势向中巴喊话，要求中止在巴控克什米尔地区的中巴经济走廊活动。
最后，复兴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BIMSTEC，简称环孟加拉湾经合组织），提出“印度方式”，通过制度和规范的方式构建区域互联互通网络，削弱“一带一路”的影响力。面对中美在南亚的互联互通模式竞争，南亚国家选择大国平衡，与所有主要大国开展合作。这给印度带来了政策运作的空间。为了削弱“一带一路”的合作效应，印度试图利用其在南亚的传统优势，即地缘、历史、宗教文化、经济联系和区域制度优势，重新激活地区一体化机制。为此，印度一方面笼络除巴基斯坦以外的南亚各国，复兴环孟加拉湾经合组织，与邻国重启“互联互通、商业和交往”一体化倡议，试图建立环孟加拉湾经合组织框架下的区域互联互通网络，增强南亚国家对“一带一路”的离心力。另一方面提出“印度方式”，强调印度作为地区“平衡者”和“稳定器”区别于中国及其“一带一路”合作模式的规范优势。2020年1月，苏杰生在第五届瑞辛纳对话（Raisina Dialogue）上提出“印度方式”（India Way），其内涵包括：印度作为“决定者和塑造者”（a decider and shaper）而非旁观者，积极塑造地区和国际进程；利用印度的影响力加强协商，成为地区的安全净提供者（a net security provider），为互联互通做出贡献。
（三）扩展与美在印度洋合作，积极塑造“印太”概念
印度学者拉杰什·拉贾戈帕兰（Rajesh Rajagopalan）认为，印度在印太的主要目标是防止中国主宰该地区。印度领导人并没有明确表示这一点，但这是其政策的基本逻辑。2017年“四边对话”召开后，印度官方正式接受“印太”概念，但在表述上含糊其辞，刻意与美国“印太”立场保持距离。然而，近来印度一系列动向表明，其在“印太”问题上的利益目标逐渐清晰：加强与美国在印度洋合作，从地理概念、合作议程和机制联系三个方面积极塑造“印太”。这一变化与中印关系波动起伏、中美竞争加剧几乎同步发生，反映了印度对自身利益界定的变化和相应政策调整：遏止中国在印度洋“扩张”，借助美国印太战略实现自身利益拓展。
第一，加强与美在印度洋合作。2019年12月，印美第二次“2+2”对话会在华盛顿举行。与首次会议不同，此次会议协议清单突出强调印美在印度洋地区合作：美国同意参加2020年在印度安达曼和尼科巴群岛海域举行的“米兰”多国海军演习；印度将加强与美国中央司令部和非洲司令部合作，将战略合作拓展到美印太司令部以外；探讨在印度洋信息融合中心（IFC-IOR）派驻美国联络官，推动印美在印度洋的海洋安全合作；2019年印美首度举行“老虎凯旋”三军联合军演，以后每年举行；承诺开展联合活动，培训印太国家维和人员，等等。
第二，推广印度的“印太”概念。印度对“印太”有着自己的定义。与美国的印太界定（从印度洋西海岸至美国东海岸的广大区域）不同，印度的定义包括整个印度洋，因为它担心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势力“扩张”。近来印度又借助主办第六届“印度洋对话”和第十一次“德里对话”的机会，以“印太：通过扩大地理范围重新想象印度洋”和“推进印太的伙伴关系”为主题，推动地区国家将西亚作为“印太”组成部分的共同认知。苏杰生对“印太”的最新定义是涵盖“海湾、阿拉伯海岛国、印度次大陆、东南亚、澳大利亚、新西兰、太平洋岛屿以及非洲的东部和南部海岸”的广泛区域。关于印美在“印太”概念界定上的差异问题，莫汉提出，为全面应对中国挑战，美国的“印太”概念在拓展，正日益与印度趋同。若果真如此，将意味着印度“深耕美国”初见成效，印美很有可能加大在印太的协同力度，共同应对中国的挑战。
第三，引领“印太”海洋安全议程。2019年11月，印度在东亚峰会期间启动“印太海洋倡议”（Indo-Pacific Oceans Initiative），被认为是基于印度印太愿景的行动计划。莫迪总理提议，“在包括减塑在内的保护海洋环境、加强海洋安全、可持续利用海洋资源、能力建设和公平分享资源、减少灾害风险、加强科学技术和学术合作、促进自由公平互利的贸易和海运等各领域开展合作”。2020年2月6日，印度与澳大利亚、印尼共同主办第四次东亚海洋安全会议并启动海上安全和减灾议程。
第四，主导印度洋和太平洋合作机制联系。在第六届“印度洋对话”和第十一次“德里对话”上，印度外交部还邀请了东盟和环印度洋地区合作联盟（IORA）国家官员和学者参加，旨在整合东盟主导的东印太机制和环印度洋联盟为载体的西印太机制，实现跨平台协作。
（四）宣称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制，但效仿美国对华实行贸易保护主义
面对中美竞争给全球经济体系带来的影响，印度的心态较为复杂。印度不满特朗普政府对全球经济秩序的破坏性做法，因而选择与中国、俄罗斯等大国共同呼吁和倡导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制。但由于看重短期效应，印度借美国极限施压中国之机，效仿美国对中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
尽管莫迪更加重视对美关系，但在特朗普政府破坏全球经济秩序和自由贸易体系的问题上，印度选择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大国保持政治协调。2019年10月，习近平主席应邀赴印度出席中印领导人第二次非正式会晤，双方一致同意“维护多边主义和多边贸易体制”，并在全球多边机制框架内加强协调。印度继续推动中俄印机制，同样是为了应对特朗普对全球经济秩序带来的根本性挑战。
在全球产业链重组和新技术竞争带来的机遇面前，印度却远未做好充分准备，导致其为了增进短期利益，选择效仿美国对华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投机做法。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以来，印度国内对华贸易保护主义情绪上升，担心处于中美贸易摩擦中的中国可能扩大对印出口。为加强本国制造业，减少对中国商品的依赖，特别是轻工业产品，如纺织品、玩具和灯具等家用物品，印度想方设法对中国产品进入其市场设置障碍。2018年年初以来，印度对中国浙江义乌灯具的订单量同比下降了50%。两国长期存在的贸易不平衡问题也加剧了印度对于中国加大对印出口的担忧。
印度政府还启动了对华经济接触的风险评估。印度议会常务委员会发布了一份关于中国对印度工业威胁的报告，全面概述了中国“不公平”贸易做法、竞标和倾销给印度制造业造成的损害，特别是中国在电信和信息通信技术领域具有的巨大战略优势，以及中国“掠夺性定价策略”导致不可持续的贸易失衡等。对于美国人担忧的中国经济发展损害美国经济，印度也开始思考与中国竞争的机会有多大。也就是说，印度国内已将是否加强与中国经济接触作为一个议题进行讨论，这是以前不曾出现的。
新冠疫情进一步加速了印度在经济上的“去中国化”。疫情爆发后，印度出台了贸易、投资、市场准入等多项保护主义政策，减少对华经济依赖，并加入美国主导的“经济繁荣网络”，力促美国企业加大对印投资，谋求在全球产业链重组中占得先机。中印加勒万河谷冲突事件促使印度在对华部分经济脱钩方面走得更远。
三、印度应对中美竞争的政策走向
印度对中美竞争的战略应对并不均衡。莫迪政府对地缘政治变局做出了较充分应对，但似乎没有准备好应对特朗普总统引发的地缘经济动荡和对全球贸易秩序的挑战。未来较长一段时期，中美竞争的态势很有可能会持续，在这种背景下，印度“深耕美国、应对中国”的基本战略不会发生根本改变。这是因为印度将长期处于中美印三边关系中实力较弱的地位，在中印关系中的结构性问题（即边界争端）未能得到妥善解决、美国希望印度在制衡中国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的情况下，中国仍将被印度视为主要竞争对手和现实威胁，而美国则是牵制中国崛起和实施软制衡的最重要的“天然盟友”。基于这种身份定位，印度将进一步发展对美关系，牵制中国崛起对印度发展和安全的挑战。在印度看来，中国的挑战是恒定的，长期存在的，而美国与印度的利益分歧和美国内政外交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是有限的，可改变的。这需要印度在对美政策上有所作为，深耕拓展。但印度能否把握中美竞争给它带来的战略机遇，还取决于一些重要的因素，比如大国关系变动、新技术发展和较量、印度国内经济改革的表现，等等。相较于大国关系变动对印度战略的冲击，印度在经济和技术领域面临的挑战可能更大。
（一）大国关系变动挑战印度对美、对华政策
塑造有利的国际环境是印度的长期利益所在。印度之所以将中国视为主要竞争对手和现实威胁，是因为中印两国同为崛起大国，又是在领土问题上存在争议和战争记忆的邻国，中国快速崛起继续拉大与印度之实力差距导致印度对塑造国际环境前景趋于悲观。因此，为了塑造有利于自身的国际环境，印度必定要制衡中国，避免其在能源、贸易、安全、传统“势力范围”等核心资源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美国就是缓解这一悲观预期的最重要的准联盟对象。研究发现，当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以合作为主时，印度易采取不结盟政策；当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以对抗为主时，印度易选择结盟。因此，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将对印度应对中国的政策选择产生重要影响。短期来看，中美战略竞争趋向常态化不可避免。但长远来看，中美关系走向存在多种可能，一是彻底“脱钩”，最终形成“新冷战”对峙局面。二是双边矛盾在两国有意识的管控中缓慢发展，爆发危机的风险不断积累。其走向一方面取决于美国政治经济形势和国内各派博弈，另一方面更取决于中国的应对。美国政治经济形势和国内各派的博弈不仅会影响中美关系走向，也将给印度把握美国利益和“深耕美国”增加不确定性。
美俄关系的走向也会对印度对美、对华政策形成挑战。俄罗斯是印度在冷战时期的准盟友，共同反美防华。后冷战时期的印度与俄罗斯依然维持着高水准的战略合作，防务关系尤为紧密。出于战略自主的考虑，印度对俄罗斯的重视将不会亚于美国。印度不断加强与美国的军事战略合作，绝非是以削弱与俄罗斯的传统关系为代价的。因此，印美关系将不可避免地受到美俄关系走向的影响。美俄关系趋冷、冲突升级，中俄关系将更加紧密，印度则不得不在美俄之间左右摇摆，“深耕美国、应对中国”的政策效果必将大打折扣。美俄关系若转暖，则将显著缓解印度两难困境。
另外中印在部分关键领域的关系变动也会对印度的战略认知和政策选择产生一定影响，当然，“应对中国”的基本面不会根本改变。中印双方对贸易不平衡问题的处置可能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若该问题能得到较好解决，将为印度应对中美竞争赢得更加通融的政策空间；若解决不好，则有可能加剧印度与中国地缘经济竞争，对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的经济依赖也将更大，不利于印度的长期利益。
（二）新技术较量考验印度战略应对能力
在科技领域，美国对欧洲、加拿大、印度等国抵制中国5G产品准入的强力施压，使印度与其他国家一样难以抉择，这可能是印度面临的最大挑战。当前，印度尚谨慎表态，避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为了评估印度在该问题上的利益，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更大范围竞争局面，印度选择对多种因素进行综合考量，包括政治、经济、网络安全等。由于5G技术发展前景和对印影响尚不确定，加之多种因素之间存在复杂关联性，印度政府在是否抵制华为公司进入印度市场上非常谨慎。2019年底，印度电信部长首次表态开放华为公司在印试验，但未来合作不确定性依然存在。印度政府内部一直存在反对华为参与5G建设的声音。印度科学家也曾明确表示，“印度应立即与除中国之外的所有国家供应商共同开展5G试验工作”。另外，最新的许可仅限于印度5G试验而非部署，这些试验只是用于检查“潜在的漏洞”，华为公司最终能否参与5G部署还是未知数。
随着新技术推陈出新，中美科技竞争将不仅局限于信息技术领域，双方在人工智能、外层空间探索等方面较量将更加激烈，这将考验印度战略应对能力和决断。这些挑战至少包括三方面：第一，美国的战略决心在多大程度上施加给印度，将影响印度的政策取向；第二，由于技术、互联互通在某种程度上超越其本身范畴，具有战略意义，印度能否对快速发展的新技术影响作出全面评估和科学理性决策；第三，在战略考量和经济利益之间做出权衡并非易事。受上述三方面因素影响，印度政策走向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三）国内经济改革前景不明增大印度应对难度
在特朗普政府冲击之下，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陷于停滞甚至后退，世贸组织机制前景不明，区域化自贸协定相互竞争，新兴国家高速发展不持续不均衡，与发达国家差距依然很大。中美贸易摩擦短期看已阻碍了世界经济稳定和发展，其长期影响还未完全显现。新冠肺炎大流行进一步冲击印度经济，使之下滑严重。印度未来受全球性经济衰退和经济动荡的影响将更大。
对于如何应对地缘政治动荡和全球贸易体系危机，印度国内大致有三类看法：印度传统主义者认为，坚持多边主义是应对之道，建议通过动员77国集团对抗美国单边主义，这部分人具有较强反美情绪，不满美国不公正对待；印度现实主义者认为，世界贸易正迎来新的关口，而印度的宗旨并不是捍卫世界贸易组织。印度每年的商品和服务贸易额已超过1万亿美元，印度的责任应是保护自身贸易权益，这对印度人民的经济福祉至关重要；莫汉等人从战略高度看待印度的战略应对，认为“印度应有目的地探索与美国互让的可能性，抓住美中贸易摩擦后全球生产链的重新安排”，“没有什么比务实调整印度贸易战略和改革谈判结构更能塑造印度未来的全球轨迹”；印度中国研究所也在报告中提到，“在发挥经济或科技在整体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作用方面，印度缺乏协同思维，既得利益集团和进口游说团体阻碍了旨在恢复制约印度高科技制造业和创新生态系统发展政策的实施”。换言之，印度国内经济改革才是关键。
事实证明，印度改革国内经济体制迫在眉睫。疫情之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大幅下调了印度经济预期。IMF在2020年4月份的预测数据中表示：印度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将增长1.9%，然而6月份直接下调至-4.5%。原因可能是印度的疫情还在持续，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对印度不成熟的经济体制能否经受疫情冲击并迅速恢复表示怀疑。另外，印度对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的态度从积极转向消极进而发展到如今强硬地表达对中国的不满和对自我利益维护的坚定意志，也暴露出印度对其国内经济体制的底气不足。RCEP是有利于印度发展的至关重要的经济合作载体，也是可能对中美竞争产生政策杠杆效应的自贸安排，长远来看，印度加入RCEP有助于增强其应对中美竞争的能力。然而，印度却在最后时刻退出RCEP谈判。目前莫迪的改革仍然处于表层，像土地所有权改革、振兴制造业、减少农民和农业补贴以及吸引外资、削减政府财政赤字等仍没有大的突破，亟需进行结构性改革。印度学者指出，早先提出类似挑战的自由贸易协定并未导致国内贸易结构重组，反而使印度与自由贸易协定伙伴的贸易逆差在8年内翻了一番，2018财年飙升到1040亿美元。为了从现有的自由贸易协定和中国庞大的经济发展中获益，创造更高的国内价值、就业和增长，印度需要进行治理改革、扩大本土采购、加大真正本土化和更高的研发投资。如果未来3年可以做好准备，印度将在更坚实的基础上加入RCEP和任何其他自由贸易协定。
因此，总的来看，印度在较长时间内将保持“深耕美国、应对中国”的基本战略不会改变，这是由印度实力地位和中美持续竞争所决定的。大国关系的变动会对这一战略的实施产生一定影响，但不会动摇其根本。相对于战略层面的稳定性，印度在经济和技术领域的挑战更大，这主要是因为印度国内对于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和机遇还不够明确，新技术较量、国内经济改革前景不明等因素也增加了印度应对中美竞争长期影响的难度。若没能解决好这些问题，印度将很难将战略机遇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获益和国际地位的提高。特别是在对华政策上，印度选择战略投机的风险有可能因国内政局动荡和经济表现不佳而增大，对华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也将损害印度的长期利益，既无助于解决对华贸易逆差问题，也难以充分利用中美竞争所带来的新经济环境和新技术条件发展自己。
四、结语
中美竞争作为一个体系性变量，正深刻影响着国际格局变化和各国内政外交。莫迪政府高度重视对中美竞争发展和影响的研判与评估。目前看，印度有关中美竞争发展前景和体系影响的认知相对温和、理性和中立，在对印影响的认知方面则更加务实、进取甚至突破传统外交思维，比如认为印度与美国、中国和世界的关系越来越受中美关系发展影响，这显然与过去的认知不同。在外交应对上，印度将“深耕美国”和“应对中国”作为长期政策目标，将“深耕美国”视为“应对中国”的重要政策杠杆，这无疑会强化中印关系的竞争性和对冲性。出于战略自主的考虑，印度不会完全倒向美国，但印度在中印边界、涉台、涉港、涉疆、涉藏等事关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的政策和行动值得关注。中国应做好“两条腿走路”的准备，一方面对印方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的行为予以坚决反制，捍卫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另一方面积极寻求两国利益交汇点，推动务实合作，做大共同利益蛋糕。
当前中美博弈加剧，中印关系动荡，新冠疫情的全球性影响还在持续。在此背景下，中印应着眼大局，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正如王毅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在中俄印外长视频会晤上的讲话所言，“中俄印同为坚持战略自主的全球性大国，我们应把握好互为伙伴、互为机遇的总体合作态势，从助力三国发展振兴和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共同利益出发，正确对待和妥善处理好双边关系中存在的敏感因素，维护好相互关系的大局，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具体落实到行动上，应在中印领导人战略引领下，妥处边境事态加强沟通协调，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与安宁；协调促进多边主义，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加强抗疫合作，共同推动完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联手应对后疫情时代的经济、社会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