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后工业时代的西方社会来说，21世纪的头20年称得上是一个充满挫败、危机与不确定性的年代。债务危机、难民危机和金融危机接连袭来，极端民族主义、右翼民粹主义久久盘桓，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和风雨如晦的经济前景又再次重击西方社会。这些是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剧烈逆转而前景黯淡的过程中发生的一切。可以清晰看到的是，西方内部的结构性问题和制度性顽疾已经突破科技发达、物质富足的所谓“丰裕社会”的繁荣表象。2008年以来，在欧美各国，经济增长乏力、贫富差距扩大和社会阶层固化的严峻现实激起了中下层民众的失望和愤怒情绪，这些情绪最终汇聚成民粹主义运动的“愤怒的呐喊”，为保守主义右翼政治提供了社会基础。
在西方国家与贫困、经济不平等、技术性失业等社会问题的较量中，一种被称为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简称 UBI）的激进理念与政策实验因其对普遍主义和分配正义的追求，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全民基本收入是一种以应对贫穷、不平等为核心目标，以普惠式再分配为手段的策略，在其出现之初，即具有一种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主义色彩，其主张可以被高度概括为“给每个公民一笔适当的、无条件的收入，作为他们其他收入的补充”；或者可以稍作解释，将其定义为“一个政治共同体向其所有成员提供的一项现金收入，这种收入是以个人为基础的，没有经济状况审查或工作要求” 。尽管存在政治、经济甚至伦理上的种种障碍，全民基本收入的倡导者们相信，21世纪的全民基本收入等同于20世纪的普选权，因为它对于21世纪的意义如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对于20世纪的意义一样。对于“沉疴遍地”的西方来说，全民基本收入无异于一剂猛药， 可能激发彻底的变革，但在制度惯性和主流价值的围攻之下，这种超前和激进的药方能否发挥效用，前景并不乐观。
体现“普遍福利”价值的全民基本收入概念在关于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福利分配体系的政治辩论中时常出现，与其相似的概念包括区域分红、国家红利、人头基金、公民工资、全民利益等。全民基本收入虽然从来没有作为一项国家层面的公共政策被执行过，但其源起久远，影响广泛，其政策实验对各国福利改革和制度更新有着特殊意义。
全民基本收入最初只是一种基于分配正义的 政策构想，致力于解决普遍存在的贫穷与不平等问题。其理念源自空想社会主义者对于最低收入问题的关注，带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16世纪的英国政治家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在其《乌托邦》一书中最早提出“最低收入”的概念，其后，莫尔的好友，被称为“有保障的最低收入之父”的胡安·L．维韦斯（Johannes L. Vives）将这一概念进行系统阐述，认为给居民提供有保障的最低收入是政府的基本责任。1796年，美国思想家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发展了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马奎斯·孔多塞（Marquis de Condorcet）关于减少不平等、不安全和贫穷的社会保障思想，在《土地正义论》（Agrarian Justice）中提出“基本赠予”（basic endowment）的概念，主张超越施舍与慷慨，以正义和仁爱为原则建立一项国家基金，保障公民的权利与公正，即让每个公民无论富有或贫穷，都能在年满21岁后获得15英镑收入，并且为每一个年满50岁的人每年支付10英镑，其他学者如约瑟夫·沙利耶（Joseph Charlier）和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等也论述了相同的主张，并不约而同地提出了被后世沿用的“基本收入” （Basic Income）概念。随着20世纪的到来，基本收入的概念及其理念得到了极大的推广和发展。如何界定全民基本收入涉及对它的核心目标和实践路径的设计。较有影响的定义来自“基本收入全球网络”（Basic Income Earth Network），这是一个专门从事全民基本收入研究、教育和实验的组织，在该领域具有重要的国际影响力。该组织将全民基本收入定义为“无条件地给每个社会成员发放的其他收入之外的周期性现金支付，并且不需要经过经济状况调查，也不设定工作要求”，简言之，就是由政府给每个国民（不论穷富）发放不加任何前置条件的基本收入。比利时学者菲利普·范·派瑞斯（Philippe Van Parijs）是当代最有影响的全民基本收入倡导者之一，他认为该构想的创新之处在于它是一种经济上可行的、具有可持续性且面向全体成员的无条件转移支付，只有那种“无论在任何情况下稳定支付给每一位社会成员的固定现金收入”，才能被称为全民基本收入。
在贫困现象广泛存在、贫富差距日益扩大而福利保障疏漏乏力的现实面前，尽管全民基本收入有着非常鲜明的理想主义色彩，但是它设定的政治、伦理和经济目标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全民基本收入的政治目标代表着现代社会应该具有的普遍共识，即促进个人自由发展、增进社会公平和保障社会稳定，它体现了广泛共享的民主思想，对于实现普遍公民权有重要意义；其次， 全民基本收入具有无可辩驳的道德意义，认为平等和尊严是理想社会的基石，也是现实社会应有的追求，主张为每个人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以确保每个人有基本的平等并能有尊严地活着。再次，全民基本收入更容易被理解为一项替代性的社会经济政策，派瑞斯等学者认为，全民基本收入的经济目标是增进经济公平、缩小不同人群之间的收入差异、降低就业和收入的不确定性。
全民基本收入强调一种国家干预、政府主导 的普惠式再分配政策，其政策主张很明确，包括现金发放而非实物发放；定期发放而非一次性发放；普遍发放而非针对特定群体；无条件发放（不以收入高低、工作与否及其他差异性条件为前提）；以个人而非家庭为发放单位。这一政策的典型特征，一是无条件获得福利资格，体现普遍主义的公民权；二是现金福利应满足基本生活需要，体现福利待遇的慷慨性；三是现金发放是周期性的，体现了经济持续增长或稳定的公共资源投入。作为一项激进的普惠式社会政策，全民基本收入在消除贫困、调节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方面有积极意义。
全民基本收入在理念上起源于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乌托邦梦想，在实践上开始于关于最低收入问题的政策讨论。进入20世纪以来，遭到经济危机和世界大战重创的西方世界开始探寻政治经济秩序的重建方案，激进的全民基本收入作为选项之一吸引了众多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欧洲国家在改革传统福利制度的实践中开始关注全民基本收入，一些相关的政策实验开始在欧洲各地出现。在这股实验浪潮中，派瑞斯为全民基本收入的理论发展、思想传播和政策实验作出了重要贡献。1986年，他召集成立了“基本收入欧洲网络”（The Basic Income European Network），聚焦欧洲的福利制度改革，由于欧洲以外的国家越来越多地参与其活动，2004年，这一组织更名为“基本收入全球网络”（The Basic Income Earth Network），该网络运行至今，已成为推广全民基本收入思想和指导政策实验的大本营。2004年，派瑞斯在题为《基本收入：21世纪一个朴素而伟大的思想》的文章中对全民基本收入进行了系统论述。他通过逐项分析，为全民基本收入提供了一个简明扼要的判断标准：（1）定期以现金形式支付；（2）由某一层级政府（中央或地方）从公共资源中支付；（3）向所有社会成员支付（不针对特定社会群体如穷人、妇女或老人）；（4）以个体为支付对象而不考虑家庭结构；（5）不需要接受经济状况审查；（6）没有工作要求。派瑞斯还解释了为什么需要基本收入、基本收入是否可支付（即财政上的可持续性）等重要问题，他认为基本收入理论的重要价值之一在于其标志性的无条件因素，即无经济审查和无工作要求，这在很大程度上 赋予了弱势群体讨价还价的能力。派瑞斯认为全 民基本收入构想区别并优于传统保障性福利制度的原因，“在于其广泛共享的思想，即社会正义不仅是收入的权利问题，也是参与的权利问题”。他指出，基本收入是否具有可支付性因不同的计划而异，面向全体公民的基本收入机制表面上看是昂贵的，但是原则上它可以获得与那些仅面向穷人阶层的传统福利计划相同的总额和净额收入关系，因为基本收入要实现的转移支付不是净支出，它们是购买力的重新分配，因此，“给予所有人比专门给穷人不会更昂贵而可能更便宜”。派瑞斯相信如果基本收入计划最终取代传统福利计划，支付性问题并不是关键障碍。
全民基本收入无疑包含有激进的变革因素， 但又区别于一般意义的左翼思想，它的激进性甚至可能终结传统福利国家的命运。从经济与社会角度来看，全民基本收入虽然与凯恩斯主义有理论同源的关系，也依赖国家财政的干预，但是有着较明显的削减政府福利开支、变革现有福利保障体系的动机；从政治角度来看，由于全民基本收入在本质上是“政府与国民之间的新型社会契约，它改变了政府与国民之间以纳税换取公共服务的传统权责关系，扩展了政府对国民进行社会保护的责任边界”。因此，在信奉自由民主原则的西方国家，这套理论要得到主流政治的支持绝非易事。
二、技术性失业、不平等与民粹
20世纪80年代，欧美国家一些地方政府开展的政策实验将全民基本收入理念带入了公共决 策的讨论中。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的负效应日益加剧，这一理念因其对社会公正问题的重新定义与再思考，引起了公众的关注和热议，被认为对寻找有效率且可持续的经济与社会政策有重要启示。近年来，全民基本收入逐渐成为欧洲和美国选举政治中的创新纲领或者公共讨论中的创新议题。参与竞选2020年美国总统的杨安泽（Andrew Yang）曾提出一个自由红利计划（Freedom Dividend），该计划强调全民性，提出为全体 18 岁以上的美国公民逐月提供自由红利，同时将自由红利的金额定为每月1000美元，以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在此之前，从荷兰、意大利、瑞典、芬兰和加拿大等国，到美国的夏威夷、奥克兰和斯托克顿等地，一些中央或地方政府已经相继投入全民基本收入的政策实验或开展了相应的可行性调研。如何理解全民基本收入运动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的持续推进？什么样的时代变迁赋予了它如此的动力和机会？这些问题的答案或许能在以下三种趋势中找到。
1．技术性失业大规模出现
今天，人类社会进入了人工智能突飞猛进的 全新时期，人工智能变革了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传统产业结构，带来了更快的生产力增长。在过去20年中，由于自动化取代了大部分的人类岗位，美国的制造业从业人数大幅减少，但产值却大幅增加。凯恩斯早在1930年就曾指出，人类发现节约使用劳动力办法的速度远远超过为劳动力开辟新用途的速度，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未来人类会受到一种新“疾病”的折磨，即“技术进步引发的失业”。以往技术进步带来的是“创造性破坏”，即在摧毁工作岗位的同时能够创造新的工作岗位，但当今时代以信息和自动化技术为内容的技术革命是“毁灭性破坏”，人工智能对绝大多数行业的大多数常规性工作具有绝对的替代性。劳拉·泰（Laura Tyson）等人指出，美国硅谷弥漫着一种深刻的危机感，认为“机器人将很快蚕食掉所有人的工作，当前，新技术正逐步消灭那些常规性的手工工作和中等技能工作”。在关于右翼保守主义强势回归的讨论中，人们开始担心反全球化的保守主义政治与劳动力市场前景黯淡的联系，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这一联系可能更多地归因于智能技术的发展而非全球化。毕竟，就业涉及生计，对生计的焦虑在那些技能过低或者与新兴工作岗位需求不匹配的工人中普遍存在，这是智能时代的社会负效应。
劳动力市场将如何受到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影响？英国学者卡尔· 弗雷（Carl Frey）和迈克尔·奥斯本（Michael Osborne）在2013年的一项研究中发现，在未来10到20年内，美国将有47%的工作岗位面临被自动化替代的风险。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在2016年也指出，预期到2036年，每小时工资低于20美元的工作岗位将会有83%被机器替代，而20美金至40美金的岗位也会有31%被替代。根据2017年的估计，在经合组织国家（OECD）中，未来五年总共将淘汰约700万个工作岗位，但只会创造约200万个新工作岗位。由于智能技术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的就业率一直呈下降趋势。
技术性失业是对这个时代的全新挑战，对于那些因技术进步而逐渐落伍的工人，如果不能为其提供基本生活保障，所谓技能升级或职业转换都是没有意义的。因此，随着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其在制造业的广泛应用，具有普惠性并着眼于化解未来风险的全民基本收入议题开始频繁地出现在政治讨论和公共舆论中，尤其是在美国硅谷这一智能技术的策源地。许多科技巨头如微软、“脸书”和特斯拉的创始人都是全民基本收入方案的支持者，他们希望这一方案能够解决人工智能带来的技术性失业问题。特斯拉创始人埃隆·马斯克认为，面对自动化导致的失业和经济产出增加，社会可能别无选择，只能选择将一部分资金平均分配给每个人。在这个机器人正在取代人工劳动的时代，技术性失业将普遍存在，全民基本收入或将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创新思路。
2．经济不平等问题加剧
经济全球化经过30多年的迅猛发展，将西方主要经济体带进了资本强势周期，主要体现在资本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长率，其结果是财富高度集中和贫富差距扩大。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关注全球化与经济不平等的关系，他认为“当今社会的不平等正达到新的历史高度”，这种不公平很难用政治手段来解决，已经成为“一种渗入各人口阶层的普遍的不平等”。的确，在全球化和市场逻辑的驱动下，资本超越劳动成为创造财富的源泉，资本收益高于劳动收益，导致财富集中、贫富分化，结果造成“跑在前面的人截断了落后者追赶的道路”的现象。欧洲在近现代历史上曾经历过三个严重不平等的时期，即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时期、19世纪的工业革命时期以及当前的经济全球化时期，共同的特点是经济增长乏力、社会福利萎缩、民众抗议连绵不断。在美国，“当前公民收入与财富的极端不平等是过去一百多年未曾发生过的”，美国的基尼系数在过去50年间一直向上攀升，2018年升至0.485的高位，贫困人口达3970万人。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的数据显示，每晚至少有50万美国人无家可归，美国还是目前唯一有数百万人处于饥饿状态的发达国家，是少数没有实行全民医疗保险的发达国家之一。西方社会底层民众的困境既在于技术进步蚕食了传统就业机会，这更是政府无法或无意提供足够的社会保障与公共福利的结果，经济不平等对他们来说会产生一种生存意义上的严重焦虑。
严重的经济不平等对于社会稳定、政治民主 和经济增长都是极为不利的。财富高度集中在经济上的恶劣后果是抑制了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创造性破坏”，削弱了人力资源的积累。而在政治和社会层面则会损害民主价值，消解社会凝聚力，侵蚀弱势群体对未来的信心。正如安东尼· 阿特金森（Anthony B． Atkinson）所说的，“如果我们对明天的机会平等有所担忧，就必须关注今天的结果不平等”。但是，在工作机会稀缺、极端贫困加剧的情形下，如果社会保障制度无法提供应有的救助和补偿，继续被福利依赖、懒汉效应等消极印象遮盖，就必然会使不平等背后的经济与政治问题隐藏得更深，使中下层民众更难以充分享受公民权利、难以得到平等的政治与经济机会。
全民基本收入在应对和解决经济不平等问题上有创新构想，它以社会正义为根本目标，主张经济上和生态上的可持续和无条件的基本收入，在提高贫困群体的福利水平、降低贫困发生率、解决财富分配不公等问题上有重要的政策意义，欧美的一些政策实验也证明了全民基本收入在促进社会公平方面是有效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鼓励各国积极解决不平等问题，认为不平等的存在将妨碍经济的持续增长，适度提高再分配水平对经济增长的消极影响不大，长期来看它将增加收入分配的平等性，反过来将能够促进经济增长。IMF对全民基本收入的态度比较乐观，并预测它的实施能对所有国家的不平等带来巨大影响，将使基尼系数平均下降5个百分点。不平等问题的缓解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全民基本收入构想致力于未来的进步与发展，如果条件适宜、实施得当，它在减贫和应对经济不平等问题上会产生积极效果。
3．民粹主义挑战主流政治
技术进步对传统劳动力市场的挤压，经济不平等对社会公平的扭曲，最终孕育了全球性的社会抗议浪潮，导致了民粹主义浪潮在欧美的复兴。一方面，技术精英、资本精英成为劳动力市场的决定性因素。人工智能机器人取代大量劳动者的结果是不仅将低技能劳动者排斥在基于新技术的生产体系之外，而且更动摇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基础——雇佣劳动，使得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面临高度不确定甚至是重组的危机，劳动者的反抗或者“阶级革命”的卷土重来并非不可想象。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主导经济全球化的方向，追求经济增长，鼓吹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新自由主义认为不平等本身对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但是无法避免收入分配日益倾向于富裕阶层，从而助长了财富日益集中和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皮凯蒂认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特征或者市场经济法则能够确保降低财富不平等并实现社会和谐稳定是一种幻想”。经济不平等与全球化所鼓励的移民大量涌入等现象相叠加，使得欧美中下层民众日益焦虑不安。2008年以来，民粹主义的激进左翼和保守右翼同时兴起，形成逆全球化的浩大声势，尽管前者的诉求侧重民主社会主义的反紧缩、要求扩大福利，后者诉诸民族主义的反移民、反自由贸易，但是二者共同表达了中下层民众的经济焦虑和文化焦虑， 民粹主义思潮与运动的兴起反映西方国家中不同程度的社会动荡、文化分裂和经济衰退。
民粹主义的兴起是西方社会遭遇全球化困境的反映，它在反建制、反全球化的同时，将西方社会存在的、全民基本收入一直希望解决的问题彻底揭示了出来。新自由主义政策打破了资本主义与自由民主之间的相对平衡，民粹主义指出了自由市场模式的不公平，全民基本收入则为修复新自由主义制度漏洞提供了政策选项。虽然全民基本收入被反对派指责为误导民众尤其是青年人的民粹主义政策，但是，以全民基本收入为动员议题的民粹主义运动不同于特朗普以极端民族主义为诉求的右翼民粹主义动员，它具有较鲜明的左翼激进色彩，将给欧美社会带来经济、政治理念的深刻改变，为选举政治的大众动员提供新的契机。近年来，在美国和欧洲的选举中，左翼政党及其政治精英提出了反紧缩、保障就业和最低工资等主张，其中，保证稳定的基本收入、消减贫困和不平等一直是左翼政党阵营吸引选票的政策主张。2020年美国总统候选人杨安泽就认为该计划“有助于鼓励劳动参与和创业，减少社会福利制度中的官僚主义，并总体提升居民身心健康”，他甚至出版著作《普通人的战争：美国就业机会消失的真相以及为何全民基本收入是我们的未来》，主张采用全民基本收入来取代现有的漏洞百出和有失公正的政府体制。
在西方深陷政治极化、经济停滞和文化分裂的结构性困境之际，各派力量都在寻求突围之策。由于经济与社会基础十分薄弱、主流政治精英尚未接受，全民基本收入目前只在一些地方层面开展阶段性实验，正式而持续的国家级实践的条件远未具备，这种理想主义的激进构想要成为可操作并被广泛接受的具体政策，还有很远的路要走。在此过程中，全民基本收入本身有两个更具挑战性的问题需要解决。
全民基本收入在促进社会公平、分配正义上的重要意义已得到广泛认同，但是从实践层面考虑，无条件的、普惠性的基本收入分配是否有足够的财政支持，即它实现目标的资金投入是否可接受，成本问题是否可解决，这在公众、政界和学界中引起较多的争论。全民基本收入在财政上的可持续性是各界对其从理念走向现实的最大质疑。
关于全民基本收入的财政来源，倡导者们进行过设计。由于全民基本收入要求由公共财政支出，这意味着它必须依赖政府税收，倡导者认为，全民基本收入之所以备受质疑，是因为基本收入的支付是面向全体社会成员的，看起来财政压力要大于既有的只针对特定群体的福利发放，但是全民基本收入在不同阶段的支付困难是不一样的。
在过渡阶段，全民基本收入将成为现有福利 体系的补充部分，可能需要额外增加支付成本。可能的筹资途径有两种：一是提高现有的累进税率。提高收入税不仅针对最富有阶层，还会涉及中等收入群体。皮凯蒂认为解决经济不平等的根本办法是开征遗产税、财富税和提高累进所得税率。安妮·罗瑞（Annie Lowrey）认为美国的全民基本收入应该达到每人每月发放1000美元的水平才有意义，这就需要政府每年支出3.9万亿美元，大约是美国经济总额的1/5，相当于整个联邦政府当前的支出，她认为政治家如果完全依靠现行的税收体系来提供所需要的资金，那么收入税将大幅提高。二是增加新的税种。这是更多的倡导者所建议的，如比尔·盖茨建议征收机器人税，用于就业补贴。派瑞斯认为用于支付全民基本收入的资金应该考虑能源消费税、机器人税、公有资本分红等项。阿拉斯加永久基金就不是以所得税为来源，而是一种公有资本分红。就公众支持度来说，显然第二种要优于第一种。
在完成阶段，全民基本收入的终极目标是成为基本的社会保障政策，取代有条件的、面对特定群体的现有福利体系，因此，整体社会福利支出最终要转移到全民基本收入上，并不需要额外的增加税收。派瑞斯认为，原则上基本收入可以获得与传统的最低收入保障计划相同的总额和净额收入关系，它意味着那些做出净贡献的纳税人的成本在两种情况下（基本收入计划与传统福利计划）是相同的，或者说任何收入水平的边际税率都是一样的。芬兰在实验全民基本收入时进行过计算，其社会保障总开支实际为600亿欧元，如果每人一个月发放800欧元，需要480亿欧元，总体上可以节约不少。当然，如何取代现行福利制度将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政策技术问题。
全民基本收入的批评者普遍认为全民基本收 入的高成本阻碍其落地实施。在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北欧的高福利国家，社会福利支出通常较为慷慨，从而造成了严重的福利病，在最低工资收入无法高于福利收入时，低收入群体会形成对社会福利的依赖。这种困境在北欧国家存在已久，这也是芬兰等国为了改革福利制度而开展全民基本收入实验的重要原因。美国要在现有福利水平上推行全民基本收入，一方面会因成本高昂难以维持，另一方面也可能无法解决根本问题（贫困与经济不平等），试想，非洲的肯尼亚每月22美元的人均全民基本收入或许可以减缓甚至消除贫困，但是在贫困线为年收入1.27万美元（2016年官方标准）的美国，则显得微不足道了。在批评者们看来，全民基本收入强调的全民普惠性和提 供足够的基本生活保障这两个目标要同时满足，必然受到财政成本的约束，并且将对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劳动力市场和收入分配格局造成全局性影响。伊恩·戈尔丁（Ian Goldin）批评全民基本收入在财政上是不负责任的，“即便是在最富裕的社会，如果全民基本收入被设定在一个提供适中但体面生活标准的水平，那也是无法承受的，这将导致不断膨胀的财政赤字”。因此，尽管欧美的税收体系和福利体系问题丛生，但是要以全民基本收入取而代之，财政成本这一关目前还难以逾越。芬兰的全民基本收入实验就发现了成本问题对公众接受度的影响。根据相关研究，接近70%的芬兰民众支持全民基本收入计划，不过，一旦向他们说明可能需要通过增税来为该项目筹资，甚至需要将个人所得税调高到统一的55%的缴税水平时，支持率就下降到35%。事实上，全民基本收入无论是通过提高累进所得税还是增加新税种来筹资，对于中高收入群体、企业来说，都是一笔沉重的负担，如何说服他们接受全民基本收入的理念，还是一个艰难的任务。
全民基本收入主张政府提供面向所有人群的、无条件的并可以保障基本生活需要的现金福利，某种意义上说，这意味着收入与工作可以彻底脱钩，即可以不需要工作就能够维持基本生活。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关乎伦理，即有了可以支持基本生活的现金收入，愿意继续工作的人会不会减少？全民基本收入与人们信奉的“不劳动者不得食”的理念是否背道而驰？它是否挑战了晚近资本主义发展中形成的工作信念？全民基本收入要解决的伦理问题非常尖锐，支持者和反对者各执一词。
全民基本收入在伦理层面具有超前意识，包含着对现代经济学理性人假设的否定。其倡导者试图建立一种新的工作伦理，即为人们提供可以说“不”的权利和真实纯粹的自由。全民基本收入鼓励一种反异化的劳动观念，不仅主张为未被异化的自愿无酬劳动提供补偿，还拓展了对工作的价值、范围与内容的理解。派瑞斯高度肯定全民基本收入追求广泛共享的价值，认为全民基本收入建立在社会正义观基础上，即获得工资收入的权利和获得参与社会的路径同等重要，最有效的兼顾两者的方法是无论个人的参与行为是什么（有酬或是无酬），都保持收入转移这种积极福利，使其由强迫性的非参与状态变为（即使是）低收入的参与状态。根据美国盖洛普2013年的调查，在142个国家的23万名全职和兼职劳动者中，仅有13%的员工对工作充满热情和干劲，约63%的人对工作并不投入，另有24%的员工则消极怠工，极其厌恶工作，调查认为“劳动光荣”的工作伦理日益遭受压抑感、被剥夺感的冲击。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认为人们之所以需要工作，不是为了工作本身，而是为了工作报酬，但原初意义的劳动所依靠的激励并不是获利，而是互惠、竞争，以及对工作的享受和社会认可。针对反对派指责全民基本收入有违工作激励规则，即不鼓励人们去积极工作的质疑，德国的全民基本收入倡导者在一部纪录片中揭示，当被问及有了全民基本收入后会不会工作的问题时，有60%的人表示“会”，有30%的人表示会做非全职的工作，仅有10%的人表示不确定。全民基本收入虽然没有在国家层面大规模地正式实施过，但是已有的各地实验显示，绝大多数领到钱的人都会将收入用于正途，努力改善自己和所在社区的生活。倡导者们认为，获得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收入并且免除经济状况和工作状况审查，这是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如果公民个人的自我控制所有权得 到了保障，人们可能会更积极地参与社会生产。
反对者的核心理由是，全民基本收入违背了 人类关于劳动的基本信条。西方自由至上主义者一向反对国家的再分配政策，认为没有财产的人都应该有劳动的义务，并将此视为实现社会正义的前提。在古代，劳动被视为辛苦、卑微和缺乏尊严感的活动，近现代以来人类崇尚“劳动光荣”信条，鄙视不劳而获的“恶行”。资本主义制度形成之后，由于雇佣劳动对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意义，“劳动光荣”的信条遂被确立。“劳动光荣”作为一个近代概念，也是马克斯·韦伯所描述的理性化的结果。韦伯认为现代工作伦理产生自新教，体现了“着眼于彼世而在现世内进行生活样式的理性化”，劳动能够创造并积累财富，因此劳动或者工作应该成为绝对命令。英国工艺美术运动领导人威廉· 莫里斯（William Morris）试图论证，“一切劳动本身都是有益的”，因此劳动应该成为现代道德的信条。在反对者看来，工作或劳动不仅是实现生计安全和福祉的手段，而且也是地位和意义的来源，人们应该通过从事有报酬 的工作来对社会做出贡献和争取公民资格。他们一方面认为全民基本收入构想是不道德的，将使得传统福利体系“养懒汉”的福利依赖问题更为严重，与欧美各国强调以促进参与、增加劳动供给和降低社会负担为主旨的社会福利改革趋势逆向而行；另一方面认为全民基本收入提供的是后工作时代、后资本主义时代的不切实际的超前方案，当前各国面临的问题是工作激励和扩大就业，全民基本收入最多只能充当一种对于现实问题的技术性干预手段，在技术进步造成就业岗位显著减少之前，着眼于提高工资水平和劳动力供给。目前看来，反对派似乎占据着道德上的优势地位，全民基本收入在工作伦理上的超前性使其被主流社会接纳的可能性很低。
四、结语
全民基本收入是一种兼顾减贫济困与普惠式福利分配的社会政策，也是一种关于公民权利和社会公平的制度设计和伦理革新，它要从近乎空想的理念走向现实，必然要经历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除了成本障碍、伦理障碍之外，还需要克服诸多政治制度障碍，要争取主流政治精英的支持。在现有条件下，典型的、完全意义上的全民基本收入确实很难落地并成功推行，但是部分意义的、带有全民基本收入性质的政策实践却常见于现实政治，尤其是在爆发大规模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的时期。在发生高失业率、高贫困率现象的时期，或者是在贫富分化达到大众无法容忍程度的时期，可能出现实施全民基本收入的“政策窗口”。
2020年爆发的新冠疫情沉重打击了世界各国的经济与社会，考验着各国政府的危机应对能力与社会治理能力。就最为紧迫的社会救助和经济复苏来说，许多国家都在努力寻找适合自己的收入保护和失业救济方案。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仅在2020年2月1日至3月22日期间，就有46个国家和地区陆续宣布了至少97个应对疫情冲击的收入保障项目，随着疫情持续时间的延长，相关的保障项目样式更多、力度更大。早在3月26日，为了应对疫情冲击，美国参议院通过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项救市计划——2万亿美元的紧急经济救助计划，除了对企业的补助之外，还包括向年收入7.5万美元以下的纳税者每人发放1200美元的救助金，除此之外，联邦和各州也向失业者发放数额不等的失业补助金。在日本，随着疫情的恶化，现金补助计划一直处在政治议程的重要位置，从4月份开始，一种给全体日本居民（不限国籍、不限收入）发钱的政策构想曾被提上决策议程。疫情期间，数百万加拿大人接受了联邦政府推出的紧急援助金（CEＲB），每月可以获得2000加元，并且一直持续到9月初。根据一项最新民意调查，超过60%的加拿大人赞成将这个计划转变成每年1-3万加元的基本收入。在此民意基础上，在野的加拿大联邦新民主党呼吁将紧急福利金转为全民基本收入，对于在野党的施压，总理特鲁多表示联邦政府正在扩大疫情工资补贴计划（CEWS），为遭受疫情打击的公司提供的工资补助将延续到12月，他宣称这是一项政府承诺以帮助加拿大人重返工作岗位的核心计划。在这一波全球疫情大流行中，为了保障民生和恢复经济，各国采取了效果不一的紧急救助措施，交出了自己的答卷，虽然各国的现金救助计划在设计上未见得出自全民基本收入理念，但从扩展覆盖面、简化经济调查和提升慷慨程度的角度看，则有某种全民基本收入的影子。典型的全民基本收入是一项长期持续的、普遍主义社会福利项目，它在非常态环境下的部分应用并不意味着在常态条件下能够持续推行，未来它将如何影响西方国家甚至非西方国家的福利制度改革，还需要更多的观察。
在逆全球化和新冠疫情的双重冲击下，未来西方国家在其政治发展与社会治理中，将不得不更加彰显以保障人民权利为中心的理念。事实上，这一趋势已见诸近年来欧美各国领导人频频以人民之名提出的施政方针和发表的政治演讲中，法国总统马克龙在“黄马甲运动”兴起之时，曾提议开展全民大辩论，主张重新思考民主以及如何将人民放到重要地位。如何处理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张力关系，折射出一国治理能力的高低与治理体系的完备与否。全民基本收入理念对于社会均衡、结果平等和社会团结的强调，不失为一种对于全球化中偏狭失衡的西方道路的重要修正。遗憾的是，在自由观念、权利意识根深蒂固的西方社会，这种颠覆性的激进主义理念很难契合既有政治经济制度和主流价值体系，它充其量只能作为一项政策实验或者一种被有限应用的政策选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