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分析中，“安邦100+”团队曾经指出过一点：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的“六零后”（指1957-1975年这一代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新生的“后浪”们已经开始成为社会的主导性力量，换言之，人口的代际化差异正在改变着我国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的主题。实际上，这种由人口的代际变化所引发的社会变化，并不只是中国的个例，我们可以在世界各地看到这种明确的变化轨迹。可以确定，未来的世界将展现出一个与过去完全不同价值追求与行事方式，而这也是所有政治领袖与政策制定者必须要认识到的一个问题。
目前世界上主要国家领导人中，5个最主要国家的领导人都是年近古稀的老人：2020年美国大选的两位候选人拜登与特朗普（乃至一度有希望参选的桑德斯与沃伦）都是年过70的老人；已经连续担任德国总理近15年的默克尔则出生于1954年；普京比默克尔年长2岁，也已经将近70岁；日本新任首相菅义伟也有71岁；中国的最高领导层平均年龄达到了近63岁。换言之，美、日、俄、德、中这五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领导人都是年近70的高龄。当前的世界，是按照“六零后”以及更早一代的思路与设计在运行的。
同时，年轻一代的影响力以及社会参与度上都在急速上升：世界5大科技公司（谷歌、亚马逊、FACEBOOK、特斯拉、苹果）掌门人的平均年龄只有50岁，而五家公司的总市值已超过了7万亿美元，占标普500指数市值比重将近25%。在政治生活中，最为典型的案例则是年仅30岁的美国女议员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她在2018年中期选举中一举击败了在任众议员、众议院民主党党团主席约瑟夫?克劳利，并直接成为了美国社会内部影响力不输桑德斯的左翼代言人。甚至就连拜登也不得不在2020年的民主党全国大会上寻求她的支持。此外，还有瑞典的“环保少女”格蕾塔?通贝里，她虽然仅仅只有17岁，但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家喻户晓的名人，2019年，她发起的以环保行动在全球吸引了140万人参与，并在当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成为历史上入选“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中最年轻的一位。在年轻人的整体社会参与度方面，截至2020年，全球范围内社交媒体的用户已经达到了近36亿人（其中绝大部分在东亚地区），不难想象的是，其中年轻人占了绝对多数。而“佛洛依德之死”事件更证明了这种全球性的参与：在事件爆发的两周内，有超过140个国家，将近230万人在社交网络上发表了对此事的看法，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年龄在40以下的年轻人。
由此不难发现一种现象：我们的世界实际上处在一种潜在的矛盾对立之中：一方面，以“六零后”为主的“前浪”们仍然把控着人类历史的前进方向；而另一方面，汹涌而来的“后浪”们则开始发挥出自己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如何理解这种现象？这种现象又会有什么影响？
首先要指出的是，出现这一现象，并不是因为人口生育率的差异所导致的。纵观历史，“中青年人（20-70）”这个群体一直都是人口构成的最主要部分。我们如今观察到的“后浪”过去也一直存在，但在过去的历史中很难听到他们的声音。原因在于，在信息时代之前，任何一个稳定的社会，其组织形式都是“金字塔”型的：年长的人因为拥有更多的经验、资源与阅历，自然对于社会的发展有更多的主导权。而年轻人们即使存在对于社会发展的不同看法，但因为其个体所拥有的影响力不足，所以个体的声音很大程度上成为了社会之中的“噪音”，无法产生实际的影响（唯一的例外可能是民族主义的问题）。由于社会结构的限制，除非在极端情况下（如革命一类的大型社会运动），年轻人很难形成一个聚合体。最终结果就是“后浪”们在“夺权”之前，必须经过一段长时间的学习与等待。
然而，信息技术的出现（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这一状态：移动互联网打破了过去层层递进的信息传递结构，并随之建立起一种更加均质、更加平等的新模式。在这种新模式下，年轻人的想法和建议很快就可以在网络之中找到共鸣，进而将过去数量庞大，但结构松散的年青一代整合成了一个无法忽视的集合体。网络成为了年轻人发挥影响力的主战场：不同国家、不同肤色、不同信仰的人在网络空间中以极快的速度交换着信息，并迅速形成一股无法忽视的社会力量。从这个方面来看，如今的“后浪”之所更加汹涌澎湃，根本原因不是因为“前浪”的衰退，而是因为“后浪”们找到了一种积少成多的方式。
还要指出的是：由于西方在技术和文化上都处于无可争辩的强势地位，这种新的传播模式在放大年轻人影响力的同时，还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年轻人的思维模式，其直接结果就是“西方价值”开始真正成为“普世价值”。实际上，环保少女、#metoo、白俄罗斯的社会运动、乃至佛洛依德事件在短时间内可以将影响扩大到世界范围内，恰恰也证明了这一点。而考虑到“相比年长者，年轻人所占有的社会资源较少”这一基本事实仍然没有改变，并且年轻人的思想本身就容易走向极端，这种人口代际化和信息传播模式所带来的另外一个直接影响就是：整个世界的社会思潮都有极端化的趋势：或者转向左翼的绝对平等主义，或者转向右翼的极端民族主义。实际上，类似的事情在1920-30年代已经发生过一次了，而那次的分歧最终是通过数千万生命的代价来最终解决的。
最后，有关于这种现象的影响，需要从几个方面来看待。第一，最根本的一点，国家之间信息壁垒的打破，意味着“内政”与“外交”之间的界限将越来越模糊，这似乎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美国也好、中国也罢，最终都要面对这一问题。第二，在国内政治层面，“后浪集合体”则成为了一股无法忽视的政治力量。在选举制度发达的国家，这种力量的影响通常都反应在选票之上；而在政治参与和政治表达渠道不那么畅通的国家，年轻人的影响力也不会凭空消失，而是会在压力下积聚，最终对社会造成更剧烈的影响（朝鲜可能是唯一的例外，因为朝鲜绝大部分民众都完全被隔绝在了互联网之外）。2019年以来席卷全球的抗议示威运动，就是这种影响的直接体现。第三，在外交层面，人口代际所带来的政治主题的变化，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今后国际关系的内容，并对国家之间的关系造成直接的影响。比如，经济话题本应该是中欧关系的主要内容，但由于上述提到的现象和影响，主张以经济为主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如今已经在德国国内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反对意见，许多意见领袖纷纷指责她“放弃了欧洲的价值追求”。又比如，如今的美国特朗普对于环保议题几乎没有任何兴趣，这同样是一种对国际上青年思想趋势的忽视，而这将促使未来的美国政府提升在环保议题在美国外交政策谱系中的重要程度。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综合来看，在移动互联网技术和社交媒体的帮助下，传统信息传播结构已发生了根本改变，而其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后浪”在社会政治生活参与度和影响力的几何级上升。可以说，这是所有想要在未来有所建树的政治家和政策制定者们所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如若不然，等待他们的只有层出不穷的意外与“惊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