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会成立后的SEE或将迎来又一次战略转向？
对于SEE这只在连接西北一隅和更广阔外部天地的通路上终年跋涉着的沙漠骆驼来说，
下一个绿洲在何方？是五星级度假村，还是怎样更有说服力的景象？
未来的路还很长。
而能把路走长，已寓意着希望。
文|严晓霖 图| IC、阿拉善SEE提供
“我希望SEE成为一个大量资助民间环保事业的基金会”
2004年6月5日，世界环境日。百位中国企业家在内蒙古阿拉善盟腾格里达来沙漠，发起人之一北京九汉天成的老总宋军的五星级旅游度假村月亮湖，成立了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依据SEE官方的定义，这是一个“以社会（Society）责任为己任、以企业家（Entrepreneur）为主体、以保护地球生态（Ecology）为实践目标的NGO（非政府组织）公益机构”。
宣言有云：“我们认识到，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我们的一些对自然不友好的思想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正在日渐毁坏与我们唇齿相依的自然环境。我们过去所取得的那些经济成就中，有不少是建立在巨大的环境成本之上的。”仅望文生义，不好断言这里的“我们”指的是宣言者们本人，还是更广泛意义上的公众。当时SEE的专家和策划人、国家环保局环境经济研究中心政策室主任、后辞官来到SEE做了秘书长的杨鹏在第一次发起筹备会议上的一句发言“清洗企业家脸上的脓和血”，则表达了他对中国企业家资本上面要长精神的一丝急切：“要告诉别人企业家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不是坏人，他们开始脱胎换骨了。资本力量加上精神信仰的力量，这对中国未来意义重大。”
而今，五周年的日子就在眼前。收获了鲜花，也许承载了更多质疑的SEE，战略方向、治理结构、章程、议事规则逐渐明晰，规范化管理、项目团队执行力建设也有了一定进展。但，新的变化似乎又要来了。经证实，由冯仑牵头筹备的SEE基金会已经完成了注册手续，注册名为“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秘书长杨鹏回应：SEE执行理事会已经决定，将以此为基础对协会原有业务进行重新规划。基金会的最大特点是资助别人做项目，而此前SEE自己做了不少项目。这说明，SEE的核心业务将逐步转向社会资助。
现任会长王石的回答也许能使线索更加明晰：“我个人对SEE的愿景有两个，一是成为国内最好最专业的梭梭林生态保护组织，二是成为一个重要的由企业家们支持的基金会，成为国内草根环保组织的资助和培训者。”横贯阿拉善盟东西的梭梭林带，是防止沙尘暴的一道天然屏障。就地取材烧梭梭树做饭取暖曾经是当地人千百年来的习惯，但随着气候变化、过度放牧和薪柴消耗，梭梭林的面积已由上世纪五十年代的1700万公顷，锐减到2001年的300万公顷。保护梭梭林，将成为SEE自有项目中最核心的一个。至于他热爱的探险活动，也希望能与SEE有所结合：“把企业家们的探险活动组织起来，与科学考察和生态保护结合起来，使企业家在探险性的科学考察和生态保护过程中提高生态与公益意识。”
这种模式或许能更大限度地发挥SEE的优势：相对大部分公益机构充裕得多的资金，和企业家调度和整合社会资源的能力。但，原本就有些“头重脚轻”的架构会否趋向一个双脚离地的企业家俱乐部？要知道原先踩在地上的那双“脚”—协会在阿拉善盟切实开展的环保项目，以及企业家们深入实地的参与—正是SEE扶正企业家社会形象的关键之一。而SEE探索在企业家资源的水，和存在管理不规范、公共效果不可测量、人才稀缺等问题的NGO这块旱田之间架设管道的努力，具有通用逻辑，也因而可贵却艰难。现在是否已经具备了评估和培训他人的能力？这在副会长张树新心里也是一个问号。
“我没有兴趣再参与一些始乱终弃的事儿”
“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这目标，最早是“治理荒漠化”，有点空，有点大。但创始时的召集人刘晓光和王石等富于激情和感召力，沙漠本身给人的感性认识亦有很大冲击力，是以召集102位企业家并不是难事，而走到一起来的人也各有各的理由。
现任章程委员会主席、美通无线的董事长王维嘉说得实在：“我1985年去美国读书，毕业后在硅谷工作，尔后创业。1996、1997年公司开始在国内有业务，我就回来了。一切都很习惯，唯一不习惯的是北京的空气，污染得太厉害了。听人家说北京的沙尘暴源头就在阿拉善，把阿拉善治了北京就没沙尘暴。我听了很激动，就说那我要去。”
台湾大成集团的总裁兼执行长韩家寰是第一届副会长，最初是被另一位副会长、新加坡耀恒咨询公司董事长高文宁“拉”进来的，后来则带进来更多自己在台湾企业界的朋友，“都是台湾最主要企业的领导人”。打动他的可能更多是内地同行们朝气蓬勃的精神状态。“在台湾很难看到这么多背景、经历、性格不同的人，带有这么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关怀，真的坐在一起高谈这么理想的事情。”在SEE之前，他与协会内的企业家都没有打过交道，结识之后发现他们是“非常可爱的一群人”：“非常年轻、非常奔放”，“好像总觉得时间要不够用了，只要精力允许巴不得做更多事情。”再加上10万元的会费“算不得倾家荡产”，还可以加强两岸企业家的交流，便加入了。
现任执行理事会项目委员会主席、东莞东亚包装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利川考虑得比较理性。做过县委书记、颇有些士大夫情怀的他，偶然在网上得知阿拉善协会正在发起召集的消息，便立即汇款加入（每位理事10万元会费，投票权均等）。为什么这么确定？用他的话来说：“是时候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产权制度改革，使得社会结构发生了一场根本性的变化，企业、企业家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大，尤其是民营企业和改革后的国企，他们开始思考一些社会问题了，并且能够组织起来。当然，起初我只是预感。一旦有了这个东西，我就觉得，可能就是这样，我要抓住它。”
连任了两届副会长的张树新的版本就没有这么理想化了。“中国的企业家组织太多了，一晚上几个人喝个酒一高兴就成立了，没多久就没了。之后里面一个人再依葫芦画瓢跟另一拨人又弄出一个来，这种事经常发生。”中国互联网的开拓者、第一个民营互联网公司瀛海威的创办人张树新无疑是一个很有激情的人，但不管召集人怎样激情澎湃，她也要亲自去一趟阿拉善看看，才能做决定。“我说得很简单，我没有兴趣再参与一些始乱终弃的事儿。如果这件事三四十年之后还在，那还有点意义。”
瀛海威之后，张树新很少出现在公众视线里，很少接受媒体访问，关于SEE的话题会相对“网开一面”，但也要问明引荐人是谁，确定报道意图。“说实话我对时尚杂志访问SEE很多时候持怀疑态度。”近年来她的生活状态是和丈夫自驾车到处旅行，研究中国和考察世界。一直保留下来的是她对公共事务的关心和热衷，她坚持把SEE中任何的商业利益往来切割清楚。“公共就是公共，不能以公之名行私之实，只做纸面上写和号召大家的事情。”所以她决定加入时认定了一个前提：SEE必须是一个公共服务性组织。是公益，不是慈善。“公益是对公共事务尽公民责任，慈善是施舍。我一直不觉得我们做的事情是慈善。”
“企业家不是万能的”
治理荒漠化，这是SEE创立时立下的鸿鹄远志，掷地有声。可是运行了两年，开了很多次会，开到企业家如何自我管理、“宪政”实验成了媒体聚焦点，而荒漠化能不能治理、怎么治理，甚至阿拉善是不是荒漠化的源头和中心这样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2006年，张树新、杨利川、韩家寰等7个企业家去沙漠里呆了7天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调查，去向当地农牧民、NGO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所有相关政府部门找答案。
“企业家精神就是觉得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没什么是不能克服的。”韩家寰认为这是他和朋友们的共性。所以深入当地起初也延续着企业式的思维方式：给农牧民好的教育和培训，让他们有机会去到效益好的农业企业工作；引入太阳能和沼气，这样他们就不会再砍伐梭梭树用作柴火……但慢慢的，他们发现，在自然之力面前谈“治理”未免过于狂妄，减缓和遏制人为因素的推波助澜，让自然有自我恢复的喘息之机才是更为恰当的选择。国家每年关于遏制荒漠化的财政资金有上百亿之多，政府做了什么？企业家的这点“小钱”又能做什么？阿拉善的居民是当地土地和自然资源的主人，他们的想法和意愿是怎样的？他们习惯耕作后围着篝火跳舞的生活觉得很快乐凭什么让他们去上班呢？……“企业家不是万能的，我们对老天爷了解太少了，也没有意识到体会当地人的心理和需求。社会、民情、文化必须要与自然结合起来通盘考虑，做政府真不是想象中那么容易，比企业复杂多了。”走完这一趟韩家寰感慨道。
7个人回来后整理出一份报告，在理事大会上向所有理事做了汇报，得到了一致认可，并进一步确立下了SEE未来三年的战略计划。除了对待荒漠化的态度，另外两点改变也是显而易见的：其一，以当地民众为主体，引入国外NGO“社区参与”的工作理念。“村民经过培训，自己来规划生态目标，自己提出项目，把决策权和选择权交给他们自己。我们出一部分资金，政府的一些财政支出也通过我们的渠道来给。”杨利川说，这是SEE在试图为当地创造一种“内生式的民主自治”；其二，摆正与政府的关系，不做“社区二政府”。“我们与政府是合作但独立的关系。”张树新认为自下而上地弥补一些大型工程性项目自上而下强制实施的不足，使得巨大投资在最末端的效果得以凸显，是SEE适合而且能够做到的事情。“说白了就是拾遗补缺。”
“现在的NGO就像三十年前的民营企业”
杨鹏领导的秘书处，是SEE的具体执行团队。现有正式工作人员26人，NGO背景和企业背景一半一半。“NGO背景的具有强烈的价值取向，但做事专业性略差；企业背景的价值取向弱一点，但贵在专业性强。”杨鹏有志在他任上带出一支队伍，将理想主义与专业精神有机结合起来，但在中国NGO发展阶段和生态环境的大背景下，似乎还是未竟之愿。
鉴于此，王维嘉犹豫了许久，还是在章程中写明，SEE是“企业家发起并参与管理的一个组织”。“也就是说出资人除了拿钱还在干活，而且是义务、倒贴着干。”为了确定章程初稿，他就自费飞了一次上海、 一次深圳去征集意见。“在比较成熟的企业和NGO，董事或执行理事就是一个季度开一次会，没有什么别的事务。但中国还处在过渡期，公益组织的管理人才非常缺，这有点像三十年前民营企业刚起来的时候。”再有个两三年，等基金会慢慢发展起来，与协会之间的关系理顺，章程成熟，章程委员会的使命也便完成了。“我的任务就是把它结束掉。”王维嘉这样总结。
为了筹备基金会，王石刚刚带队去到美国考察，看到一流的公益组织都有类似企业的严密管理，这是他所主张的：“企业管理的很多原则和制度，对公益事业发展会有很大帮助，比如透明不讲黑箱、讲规则不讲权谋、注重目标管理、注重制度建设、讲求效率等。”
张树新则对NGO走向职业化喜忧参半：“职业化是一个好事，可以吸引更多人参与。但如果纯粹当成职业，又很可悲了，NGO的献身精神和打工文化是有矛盾的。”有秩序、有执行力、有科学精神、有职业精神，同时还要有热情和理想，这是NGO工作之难。“就像在中国做媒体一样的难，在今天这样一个社会就更难了。”张树新笑起来有点无奈。
王石
SEE第二届会长
深圳万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参与SEE的工作，我的一个重要体会就是学到不少东西，如何去理解公益、管理公益。从事公益事业让人感到一种高尚感，体会到人更高的尊严。站在阿拉善茫茫荒漠中，面对大自然的力量，我感到人的力量是微小的。我们能做的事很少，能改善的事很小，要学会谦虚。”
张树新
SEE两届副会长
联合运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许多号称做环保的人其实缺乏环保方面的常识，在我们的文化中知行合一是特别缺乏的。我现在正在和天涯社区合作进行‘公民环保读本’的征稿，我们那么多年轻的写手写了那么多帝王将相的故事，是不是也可以写一些环保故事？这应该是中国人公共精神中非常重要的部分。”
韩家寰
SEE第一届副会长
台湾大成集团总裁兼执行长
“台湾的企业相对比较老，再加上台湾环境比较安逸，许多人都到海外读过书、工作过，所以企业家的同一性比较强。在台湾也有很多企业家建立的NGO、NPO，但很难看到这么多背景、经历、性格不同的人，海归的、国企改制的、民营创业的，带有这么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关怀，真的坐在一起高谈这么理想的事情。”
王维嘉
SEE章程委员会主席
美通无线董事长
“一般组织只有一个理事会一个监事会，SEE多了一个章程委员会。那是因为中国民间公益组织都还在起步阶段，成熟的治理结构还没有，而企业家习惯于把规则定得比较清楚。SEE现在的规则非常完备，比我自己的公司都健全。”
杨利川
SEE第二届执行理事
东莞东亚包装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我们从2005年开始办第一届生态奖评选，今年是第三届，为的是把社会上更大覆盖面的生态组织联合起来。反正我们手里就是有这一点钱嘛，但比钱更重要的是大家有一个横向交流的氛围和网络，彰显一些公共意义。”
杨鹏
SEE秘书处秘书长
原国家环保局环境经济研究中心政策室主任
“SEE两年一度的生态奖设立资助资金和‘绿色领导力培计划’，5年来先后有157个组织或个人获得奖项、500多人次接受培训、20多个组织或个人赢得资助。2009年度，SEE支持环保NGO的资金预算是60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