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对于大多数中国本土的基金会来说是黑色的一年：投资收益出现负值，公益资产大幅缩水。
中国的基金会确实太年轻，如何对慈善基金进行保值、增值只是其在成长的道路上所面临的困境之一。唯有抱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心态，不断学习，才有可能迎来自己的成人礼。
金融海啸肆虐之处，鲜有不受影响者，以公益为目的的基金会也不例外。2008年，对于大多数中国本土的基金会来说是黑色的一年：投资收益出现负值，公益资产大幅缩水。
资产的缩水，必然会影响公益项目的开展，影响到基金会公益目的的实现。面对如此困境，基金会该何去何从，采取何种补救措施，不再让资产缩水到“心疼”？缩水仅仅是由于恶劣的外部金融环境造成？基金会自身有没有需要完善的地方？
困境的时刻，也是进行反思，审视自身，并进行改正的时刻，只有这样，当经济整体回暖时，基金会才不会继续过寒冬的日子。
黑暗2008
去年，南都公益基金会购买的“国内业绩表现最好的四支基金”的业绩一路下滑，导致其投资收益出现5000多万的负值。
2007年5月份成立的南都，在通过民政部验资，资金可以正式使用的时候已经到了当年的8月份。为了更好地保值、增值，南都理事会专门成立了由投资专家组成的投资管理委员会，在管理委员会的决策下对资金进行委托管理。
在当年剩下的4个月的时间里，投资管理委员会所购买的“国内业绩表现最好的四支基金”，就为基金会带来了1600万的收益。但是好运没有能坚持过2008年，“去年，基金净值一直下跌”。南都秘书长徐永光说。徐永光很坦然地告诉《公益时报》南都的亏损状况，因为“反正这些也是透明的”。
中国扶贫基金会也购买了基金。“情况好的时候也分红，但是去年基金全跌了，亏了很多钱。”基金会的秘书长王行最说。如何对基金进行保值、增值，一直是困扰王行最的一个问题。“金融市场这样一种情况，是我们所无法控制的”。
“在去年的那种情况下，基金会不出现亏损是不可能的。”一位业内专家表示。在本报记者所调查的数十家基金会中，只有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会在采用保守的投资策略，投资国库券的情况下，去年仍取得了正收益。
基金会必须要对慈善基金进行保值、增值，将所筹集到的社会资金进行高效的管理、运作，这是基金会的权利，更是基金会的义务。只有这样，基金会的资金才能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基金会自身也才会实现可持续发展，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才能实现可持续性。
现在，保值、增值行为没有为基金会带来正向的收益，但是基金会的公益项目还要继续的运作下去，在这种情况下，不同的基金会采用的不同的应对策略。
非公募基金会应对之道
宝钢教育基金会（下称宝钢基金会）在去年也是“亏得蛮多”。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基金会的工作却完全没有受到影响。这和基金会与所委托证券公司的协议有很大的关系。
2005年8月，宝钢基金会在通过民政部的验资后，就把资金全部委托给了华宝证券公司运作。华宝是我国第三大证券公司。为了保证基金的平稳，宝钢基金会与华宝签订了一份协议。协议规定，在每年10月份左右，华宝必须要兑现800到900万的现金给基金会，并且，按照协议，华宝和基金会以三年为一个期限来进行盈亏的结算。“不是每年都进行结算。如果每年一结算，假如有一年赚得多，基金会就会用的多；但是如果第二年亏了，基金会就没什么可用了。”宝钢基金会办公室主任沈锡琪告诉《公益时报》。
另外按照协议，华宝的投资一直比较保守，投资组合都以稳健为主，而不去做大的风险投资。除了有两年出现过亏损，资金的收益一直处于上升状态。所以，尽管去年“亏得蛮多”，“但因为前两年赚的比率大概是40％以上，因此和去年平均一下，还是赚了10％以上，保证了宝钢基金会的正常运作。”沈锡琪说。
南都公益基金会也很幸运。在投资收益出现负值后，为了保持基金原值，南都集团又捐给南都基金会5400万元。“南都集团去年总共给南都捐了6400万元，其中的1000万是用于地震的款项。”徐永光说。在南都集团注资后，南都基金会在公益项目运作上也就没有了后顾之忧。早就有业内人士指出，对于由企业出资成立的非公募基金会而言，无论是公益项目支出的资金，还是亏损的资金，由所出资的企业进行及时的弥补，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选择。
今年，南都公益基金会采取了购买企业债券的保守的理财方式。“虽然回报不是太高，但是风险比股票要小。”徐永光透露，基金会已购买了万科的债券。
公募基金会等待升值机会
无论是宝钢基金会还是南都基金会都是非公募基金会，公募基金会的应对之策与他们截然不同。而这种不同的根本原因在于公募基金会并不指望靠着增值保值的部分来“活命”。
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的规定，公募基金会每年用于从事章程规定的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总收入的７０％，非公募基金会每年用于从事章程规定的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基金余额的８％。对公募基金会这种高比例的支出额的规定，导致了公募基金会只能是“过路财神”，用于增值、保值部分的资金少的可怜，即使发生亏损，也不会“伤筋动骨”。所以，在目前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公募基金会可以选择继续持有所投资的基金，等待着升值的机会。
所以，王行最寄希望于新一轮经济高潮的出现。“目前的亏损对于基金会而言是‘潜亏’（没有套现），等到经济转暖时，基金必然升值。我们肯定能挺过去”。扶贫基金会“活命”主要的本钱还是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的规定，来自与捐赠人所捐赠款项中提出的一定比例的项目管理费，基金会用这些钱来“执行项目”和“养活队伍”。
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副秘书长刘京扬乐观地认为，这种亏损只是暂时的，随着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只要有金融人才，长期的持有基金迟早会取得正回报。显然，对于只留下本年度开支所用资金，其余部分则用于投资的非公募基金会来说，无论是“潜亏”，还是“实亏”，都不可能像公募基金会这样处于乐观地持有中等待的状态。投资回报率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其开展公益项目的数量和质量。必须及时采用应对之策。
理事会不能承受之重
无论怎样，基金会的慈善基金出现亏损是不争的事实，慈善基金的亏损必然导致慈善事业的损失。这种亏损情况的出现，仅仅是由于外部的经济环境造成的吗？
目前，基金会一般采用两种方式来对慈善基金进行保值和增值。一种方式是将资金完全委托给专业的投资机构去运作，如上文中的宝钢基金会的做法；另外一种方式是组织自己的投资团队，直接去投资。比如上文中的南都基金会。
这两种操作方式都需要理事会进行决策。《基金会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规定，基金会理事会违反本条例和章程规定决策不当，致使基金会遭受财产损失的，参与决策的理事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这就意味着在基金会增值和保值的过程中，理事会承担着重要的责任。这种责任在中国目前的环境下，必然成为理事们的“不能承受之重”。“重”到为了逃避责任而不去决策，或者跟风决策，甚至不愿意将资金进行投资。
不过，对于理事会究竟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刘京扬认为，理事会必须要对作为公共财产的基金负责，出现亏损时，理事当然要承担责任；而南都基金会副秘书长刘洲鸿则认为，如果是违规的投资，赞成的理事要去承担责任；如果遵循一定原则，全体理事都同意的情况下作出的决策，导致出现亏损的情况，理事就不需要去承担责任。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赵黎青则表示，理事会必须要对捐赠人承担信托的责任。但在基金亏损时，理事会是否要承担责任要视情况而定。“如果大部分的基金会都出现亏损，理事会的责任就不会很严重；如果大部分的基金会做的很好，自己所在的基金会却出现亏损，这说明理事会的决策失误，就需要追究理事会的责任了”。
无论怎样，非理财专家却需承担重要责任的理事会，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基金会，尤其是公募基金会进行增值、保值的“绊脚石”。
不合理的规范化？
即使理事们勇于决策，但面对资本市场的瞬息万变，在经过各理事讨论后达成一致的意见，也许已经不适用于市场现状。南都集团本身在去年时是盈利的。但是为了遵守制度，实现机构的规范化，南都基金会并没有将资金交给南都集团去管理，而是在经理事会讨论后，让投资管理委员会去执行。“这样其实是不合理的，投资需要做出及时调整，在这种情况下，投资效果必然不会太好。”刘洲鸿认为。徐永光则将之称为“一个基金会走规范化道路的代价”，将钱交给投资公司以外的地方去运作，所谓委托管理，是一种规范。“一个基金会走一种规范化管理的道路，有时候是有代价的”。按照规章制度而操作导致的基金会投资的亏损，让徐永光有些悲壮。
除了制度所导致的理事会不能根据市场的需求及时作出正确决策的问题，对于公募基金会来说，苦恼还在于基金会的无钱可投。70％的支出比例让基金会所剩可投资的资金不多，在这不多的资金中，只有那些非定向的捐赠收入才能用于投资，而实际上，“几乎所有的捐赠都是定向的，非定向的很少，只有小钱在投资增值。”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秘书长助理李继光说。在这种情况下，公募基金会成了名副其实的“过路财神”，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基金会”。
如何去成长？
大多数国外的基金会都是在投资运作慈善基金的基础上，将增值的部分用于实现自己的公益使命。比如诺贝尔基金会。基金会特意聘请了一批理财专家，自1958年以来，不仅在证券和有担保的贷款方面投资，还在不动产或股票方面投资。有资料显示，1993年基金的总资产增到2亿多美元。目前该基金会更大胆地投资于世界各主要债券和股票市场，收入也不断攀升。近年来它的年经营收入一直保持在1000万美元，奖金和运营支出几乎全部来自股息和红利的收入，而基金会的总资产也因此大幅度增加，达到了22亿瑞典克朗。
所以，刘京扬对公募基金会“过路财神”式的运作方式存在质疑，他建议，应该在尊重捐赠人的意愿的前提下，也采取本金增值的模式。像国外的基金会一样，将增值的部分用于公益事业。
诺贝尔基金会的成功离不开它所聘请的投资理财专家。基金会一定要有专业的金融人才，因为无论是委托投资还是自己直接投资，对基金会来说，都需要专业人才去运作，要有自己的投资团队。否则，很难取得基金增值保值的成功。另外，也正如刘京扬所建议的，一定要有一个敢于为公益资产负责的理事会，善于把握投资时机，开展投资的实践活动。
对于基金会如何增值保值，我国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只在第二十八条有一条“基金会应当按照合法、安全、有效的原则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的原则。在这个笼统的框架下，基金会可据机构的实际情况，开展保值、增值的活动。是不是可以将基金会的投资行为进行细化？为基金会提供更多的指导意见？这是很难回答的问题。如果规定过于详细，也有可能会限制住基金会的投资行动。“最好的办法还是交给专业的机构去运作吧。”参加过条例修改意见的讨论的刘洲鸿也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中国的基金会确实太年轻，如何对慈善基金进行保值、增值只是其在成长的道路上所面临的困境之一。唯有抱着“路漫漫其修远矣，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心态，不断学习，才有可能迎来自己的成人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