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绵阳方碑村新宅。东方早报记者 周文天 图
参加“一帮一计划”人员和企业名单
截至3月31日，出借人分布（个人53人，企业9家）
部分个人名单（借款金额单位：元）
北京22人:任庆春（10万）、藏晓坚（2万）、曾涛（2万）、陈龙森（2万）、王其文（2万）、黄芳（1万）、王立彦（1万）、叶坪鑫（1万）、金子璐（1万）、杨军（1万）、贺宏震（1万）、常清怡（1万）、许云龙（1万）、张连铠（1万）、靳广川（1万）等
上海18人:何志毅（6.56万）、吴晓波（2万）、贺黎明（2万）、余洁（2万）、姜权（2万）等
广东8人:闫志刚（2万）、林霖（2万）、胡泳（1万）、朱晓春（1万）、马恩多（1万）等
四川2人：邹永玲（2万）等
江西1人：谢华生（2万）
天津1人：白长虹（2万）
海南1人：蔡翔（3万）
企业名单（借款金额单位：元）
上海4家：上海金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10万）、上海筑磊建筑设计有限公司（2万）、上海同宽土木工程咨询有限公司（2万）、上海事润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2万）
四川2家：四川成都红旗有限公司（14万）、四川旅侨商贸有限公司（2万）
北京1家：北京世博科脉科技有限公司（1万）
福建1家：福建金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万）
山东1家：山东青岛阳光百货股份有限公司（19万，其中7万无偿捐赠）
阳春三月，绵阳近郊，油菜花丛中，一排白墙、青瓦统一风格的两层小楼整齐地矗立在路边。
而在300天前，这里还都是一片废墟，95%的房屋倒塌，这就是方碑村，隶属四川绵阳安县黄土镇，紧挨汶川大地震的重灾区——北川。
一个普通的灾后村庄，偶遇了一群教授，这个村庄迅速成为灾区重建的一个民间实验样本。
“一帮一”民间新样本
34岁的王红和老婆，在自家天井里，拿尺比划着如何搭一个遮阳篷。见到访客，他们笑呵呵地邀请“进来耍一下”，喜悦溢于脸上，一扫过去无助焦虑的神情。
王红家的两层楼房，面积100多平方米，今年1月建成，总共花费10余万元。除自筹2万元资金外，王红向当地信用社贷款6万元，还有2万元的资金缺口，怎么办？缺钱，这是灾后重建开始之际，灾民们普遍遇到的一个难题。
去年7月，一位中年人带着几位年轻人走进方碑村，挨家挨户问：“有人愿意无息借2万给你们，你们愿意吗？”
“愿意。”几乎所有人都点头。
“是借给你们，不是捐，你们有能力还吗？”
“没能力。”多数灾民都摇头。
过几天，这位中年人，又来到村里，再一次征求村民的意见。他换了一种方式，对灾民说，城里的家庭，他们愿意帮助你们，当你们是朋友，借给你们。这钱也是城里人通过工作得来的，你们遇到困难时，借给你们，你们难道不想还？
经过多次强调是“借”而非“赠”，村民们接受了这样的构想。
这位中年人名叫何志毅，时为北京大学教授（现任上海交通大学安泰学院副院长）、《北大商业评论》执行主编，他还有另外一些头衔——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同盟（简称“企业同盟”）秘书长。
但朴实的村民们记不住那么多的头衔，一问起是谁组织借钱给你们盖房，“北大！”村民们脱口而出，村民们只记住两个字“北大”。
何志毅教授设想，在地震灾难面前，中国有很多优秀的企业和富裕人群，是否也可在受灾地区实行“一企一村”的帮扶？或形成企业员工一户或者几户具体帮助一户的模式？
何志毅与他的志愿者们在方碑村进行了专门的入户调查，得出一组最原始的数据，调查数据显示的结果似乎令人担忧：全部的重建计划即使按每平方米450元的造价计算，重建87000平方米的房屋共计约4000万元。村民们已有负债平均每户3万元，全村共计约900万元，未来每户的还债能力较低。村里没有集体经济，村财政的年收入只有45万元，也没有发展其他农副业经济的可能性，似乎重建计划很难实施。
除政府补贴以及信用社小额贷款与自筹之外，缺口资金如何寻找？
何教授们本来希望通过一个大企业帮助一个村庄，“类似韩国上世纪90年代，以企业援助农村为内容，以一家企业与一个村庄结为对子为形式的‘一社一村’运动。”何教授说，“但联系了部分知名的企业，均以难操作、农民诚信度低为由，婉拒了这样的倡议。”
如何给这个计划起个名字，何教授们又联想到上世纪60年代，中国大练兵时的“一帮一”、“一对红”，是否可让城市的一户家庭帮助灾区农民一户家庭，以一对一的方式，帮助重建？
教授们设想采取村、组、户联合担保的形式，通过一个组织的联系，由城市家庭与灾区农村家庭实行“一对一”对接——城市家庭向受灾建房户无息借1万-2万元，受借助家庭建好房子后，在3-5年内还清借款。这就是“一帮一”灾区重建计划的雏形：出借人、借款人需签订借款协议，方碑村的村委会则作为第三方担保。
又进行了三次调查，每一次的调查结果表明，村民们的实际还款能力是上升的。
村民王红最后得到北京一户家庭2万元借款盖成了2层小楼，但到底是谁向自己提供了帮助，王红至今不知道那位北京好心人的名字。
不仅仅是王红借到了城里人的钱，目前已有200多户成为了这项重建计划的借款者。
教授“化缘”筹集资金
何志毅决定“化缘”筹钱的建议得到了《北大商业评论》总经理寇全军的响应，在过去的大半年里，与何志毅教授一起奔波此事的还有南开大学的白长虹教授，北京大学的王立彦教授、张红霞教授、王其文教授、张俊妮教授以及上海交大的颜世富教授。但在村民的眼里，他们都是“北大教授”或“北大”的7位教授。
在中国的经济学界，何教授一向以行动力出名，他来回奔波，通过企业同盟向身边的朋友、学生以及企业界人士介绍这一计划。
江西南昌的谢华生是何志毅的学生，得知这一计划后，也借出了2万元。
谢华生说，“外界关注方碑村比较少，实际损失也很严重，听了何教授的计划，我随机选择了一户农民，其实借给谁都一样，都需要帮助，我也不了解他们，也没有联系过，协议书快递到我这，我签完再寄过去。”
“这样做是为了让他们有尊严，我借2万元，也是量力而行，万一到时候不还，就算是捐赠了。”谢华生说，“但相信我们农民是讲诚信的，如果说是直接捐钱，他们反而没有压力，容易产生惰性。”
何教授还在自己主编的学术刊物《北大商业评论》上刊登了一封《恳请信》，他在信中饱含深情地说，“我不请求你们捐款，我请求你们向受灾农民兄弟们提供1万-2万元的无息借款，希望你把他当作你受灾的一户亲人、朋友。我们是在他最困难的时刻帮助他们自尊自立，重建家园。我恳请你们，因为此时此刻他们是中国最无助的人群；还因为，其实所有人的祖先都是农民，我们只是先进城了一步；还因为，中国计划经济造成的城乡二元结构至今仍未改变，我们城里人在某种程度上都亏欠着农村人。有人犹豫农民借了钱是否会还。我在中国农村生活过6年，大地震后我已经5次进入方碑村，请相信方碑村民，请相信灾区农民。”
何教授没有选择炒作，只是在自己的学术刊物《北大商业评论》上做了专题，以学术研究的方式，以做学问的态度，刊登了方碑村《分户调查及还款能力调查表》，该表详细列出了年龄、姓名、学历、家庭人数、成员、耕地面积、主要种植物、外出务工情况、收入来源、现有财产、房屋倒塌情况、重建费、国家补助、自筹资金、每年承诺还款金额、建议借款额、联系电话等非常详实的信息。
而3月中旬，财经作家吴晓波的一则博客，将方碑村和这些教授们推向了前台。
五户联保与房产抵押
何教授的计划很快得到响应，大多数人都不会觉得2万元是个压力，但他们怀疑村民是否有足够的诚信以及如何证明还款能力。
何教授与村民商量，设计了一个借款协议，与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穆罕默德·尤努斯在孟加拉国搞乡村银行的制度设计有异曲同工之处，他的“五户联保”约定直接来自于尤努斯的启发。
但“一帮一”重建计划是一次性的贷款，与尤努斯小额循环信用贷款还存在差异。“如果不讲诚信，我就不还给你，你也没办法，下次我不会再借了，因为我房子盖起来了。”何教授说，为了防止恶意不还，教授们为村民的借款设了一些条件，并制定了格式化的《四川安县方碑村灾后重建借款协议》。
比如，村委会提供担保，农户把宅基地与土地使用权抵押给村委会，同时规定必须“五户联保”，以每5户农户组成一个小组，实行小组长负责制，这是尤努斯模式最为经典的一项制度，已被广泛地证明，它促进了小组成员之间的相互监督，并形成了利益共同体，保证了贷款的安全和持续性。如果其中一户还不起钱，其他四户替这户还钱。
村民为了表达诚意，又想出一“招”，如果这户人不还钱，则把他的土地使用权交给城里，土地总有收益，按照测算，方碑村一户人大概1.5亩土地，种粮食收益最低，种花生高一点，年收益大约两千元，村里雇人去做，做完把钱还给城里人。
“制度上如此设计，是为了防止恶意的欠款，也是为了给他们一个压力，拿不拿到这个地契虽然不影响你的居住，但是在你心里还是有一点压力的，并不会真的把他们赶出房屋，没收他们的土地。我们也没权没收，但村委会作为担保人，有义务督促还款。”何志毅说。
何志毅教授向记者介绍，通过调查发现，方碑村有能力筹款和还款的家庭约90%共405户。按平均每户1.5万元计算，需要无息借款总额为608万元。目前该村已有85%的建房户联合签订了借助协议书。
为什么采取借的方式，何教授认为这有利于村民灾后重建自尊自立精神的培养。
何志毅说，“那些愿意借款的城里人大概都不会想要把钱拿回去，所以，5年后，农民还回的钱将成为方碑村的共同建设基金。”这是下一步的设想。
账户公开全程监督
何教授们和村里约定创建了一个村委会的共同账号，主体是村委会，这笔钱全部到村里的共建账户里面，政府补贴的钱也得进入共建账户，统一来做规划。
如果村民愿意参与统一盖房子，愿意签字就行，第一批200户农民都签字了，钱到共管账户去了，哪怕城里人通过手机跟农民联系上，钱也是到共管账户里面，但是指定这个钱是帮助他家的，他又要签一个协议愿意把这笔钱交给村里做统一的建设。
3月28日，何教授们开会商量，为了便于管理，出借人直接将钱汇到绵阳市企业社会责任协会（简称“绵阳协会”）专门账户，绵阳协会是受绵阳市民政局、财政局以及投资促进局三方监管的NGO组织（不以营利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也是企业同盟在绵阳的分支机构。
据绵阳协会介绍，每份借款和捐款都有书面的协议以及收款凭证，每一笔款项都受到企业同盟、方碑村村委会的监督管理以及使用。农户与对方签订借款协议，由企业同盟转交城市家庭，绵阳协会将钱转给方碑村村委会，村委会再将这笔钱按户直接转结给施工单位，为愿意参加统建的农户建房，村民并不会见到钱。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前会计系主任王立彦教授负责监督这些资金的使用。“我们请当地政府的干部做监督，不会被挪用，而且跟村民也说好了，这个钱并不是归到你账户里面，如果归到农民自己账户，这个钱说不定可以盖房子，说不定哪一天高兴拿去喝酒去了。”何教授说。
方碑村是一个大村，原来有十个村民小组分布在十个不同的居住点，规划以后会相对再集中点，同时还能节约土地，村里人均0.5亩土地，如果节约100亩土地，每户人还能得到0.2亩多的土地。“正好也符合新农村建设的精神。”何教授说。
建筑商抱怨钱款进账慢
除了通过企业同盟的平台，何教授还发动朋友、学生、《北大商业评论》的员工、读者等社会资源筹集资金，目前已经为方碑村筹集了200余万元，在第一批开始重建家园的218户村民中，有106户得到了援助。而他本人也援助了3户村民，其中一户曾是富裕户、一户是中等户、一户是贫困户。南开大学的白长虹教授也拿出了2万元。
何教授说，为了得到更广泛支持，企业同盟在网站开辟“方碑村灾后重建”专区，详细介绍该计划内容，还将及时公布计划执行的进度；随时会把建设过程的信息放到网上，做到什么地步了，这笔款怎么用的，也会实时把村里的照片放上来，还有款项怎么走，全部透明地接受社会的监督。
何教授多次对建筑商说，这是一个半公益的事业，我们一定会给足钱款，不会拖欠。
但一位建筑商对早报记者抱怨，原来说是400万元，一期都快建完了，钱还没完全到账，每次来几万、十几万元，我们已经垫付很多钱了。这位建筑商半开玩笑地说，“下辈子再也不搞这样的工程。”
绵阳协会项目干事朱健在安慰建筑商，“放心，何教授一定会给钱的。”
何教授坦言，因为遇到金融危机，以及他本人工作变动，在实施这一计划时，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进度有些慢，但这两天钱也陆续到账了。
据介绍，方碑村共450户，其中20户特别困难，由政府帮建；另外10户相对富裕，自建。420户中，一期统一建设218户，大约5月30日完工，但一期还缺少160万元资金；二期202户即将开建，按每户1.5万元计算，二期资金还缺口303万元，还没着落。这些都等何教授与他的支援者们去“化缘”。
3月26日下午2时，何教授、南开大学白长虹教授、企业同盟项目干事闫智勇、志愿者寇全军、郁廷、黄芳等10名热心人士，分别身处北京、上海、天津、白戴河等地，通过远程电话会议，总结一期工作，安排二期计划。
财经作家吴晓波将于4月中旬，通过“蓝狮子”读书会的方式，植入这一计划。何教授则计划通过上海交大CEO俱乐部资源，将该计划推荐给MBA的总裁们。白教授也将通过自己的资源在天津招募响应者。
村民承诺按时还款
2008年8月8日，首批218户农户灾后农房建设正式启动。2009年1月22日，218户农户全部搬进新家。
方碑村村民王德富搬进了新房，大电视、饮水机等一应俱全的生活设施，丝毫看不出8个月前大地震肆虐过的影子。王德富从银行贷款4万3年还清，向“一帮一”借款2万5年还清，他除了每年向银行还款1.3万元，还需要偿还城里人5000元，前三年，至少每年还款1.8万元。
王德富在附近工地打工，每个月收入大约2000元，22岁的儿子做厨师，每个月收入大约1500元，家庭年总收入大约4万元。
“养些猪，养些鸡鸭，也能补贴家用。”王德富老伴说，“只要有工作，勤劳、节俭，5年内还清所有的账，应该没什么问题。”
王德富至今还不知道帮助自己家里的那个外地好心人的名字，但他认为，人都是要讲良心的，借助款想方设法都要还，那钱也是人家的血汗钱。
村民王红说，这么困难时别人伸出了援助之手，自己一定要讲信用按时还款，不能丢我们四川农民的脸。
“你们代表灾区农民，代表四川农民，往大处说，你们代表中国农民，所以一定要讲诚信。”何教授时常对村民说，他这样为了给他们一些压力。
在方碑村，家家用上了沼气，用上了自来水，村民集中居住，还节约了土地。路边，有几块显眼的规划图，标着菜市场、超市等服务场所。
方碑村党支书李付军说，去年12月，村里成立了方碑村股份合作社，计划将全村1442亩耕地、350亩河滩地和1419亩林地入股。他计划着在合作社的下面有若干个协会，“蔬菜协会、养殖协会、花卉协会等，每一个产业都成立专业协会。”李付军为方碑村做未来的规划。
财经作家吴晓波等10位参与该计划的人士，收到了方碑村“荣誉村民”的证书。何教授说，将准备把“荣誉村民”颁发给所有借款人。
李付军说，“我们村是灾后重建最快的村之一，我们首先立足于生产自救，依靠双手尽快恢复生产生活。我们是守信用的，一定会按时偿还债务。”
何教授还设想把企业拉进来，帮助村里做一些公共设施，比如村民大礼堂、超市、敬老院、活动室、图书馆等。
“一帮一”、“一对红”，这句源于上世纪60年代大练兵时开展的活动标语，如今被何教授赋予了新的含义。“一帮一啊，一对红，好像是两个瓜呀，长在那一根藤。你来帮我，我来帮你。”这首流行于上世纪大练兵的革命歌词，在今天看来，依然充满生命力。
“何教授们在方碑村的实践，是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给出的一份‘汶川答卷’，它充分体现了知识者的良知、能力与远见，我很为它叫好。”财经作家吴晓波在博客里写道，“这些教授的村庄很平凡，很渺小，改变也很缓慢，但它们真是少有的美好事物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