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召开以来，中国有不少女性精英组建NGO，并活跃在慈善事业各个角落。将天性中的母爱光辉和道德主义糅合后，职业女性与慈善事业的联系简直是浑然天成。这种“一时兴起的善心”越来越变成了她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3月3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开幕，阳光文化基金会主席杨澜一袭白色套装搭配丝巾，快步迈入人民大会堂。
今年，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杨澜拿出了“关于引导大学毕业生在社会工作领域就业的提案”。此前，她已经多次在两会上提交“慈善立法”和“慈善日建立”的提案。
杨澜并不是孤身奋战。从地球村发起人廖晓义，到绿家园创建者汪永晨，再到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的谢丽华，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女性精英进入慈善领域。尤其是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召开之后，中国女性的号召力在这个领域得到空前发展。国家民政部统计，截至2008年6月底，全国各类NGO已经有38.6万多个。而实际数目可能大大超过了这个数字。清华大学民间组织研究所的估计是200万—270万个之间。还有学者认为，中国NGO数目最多时高达800多万个。这其中，女性的力量功不可没，因为这些NGO里的工作人员以女性居多，以至于有了“NGO是女人的NGO”的说法。
1933年，德国纳粹化开始，女作家Irmtraud Morgner哀叹到：“只有学会或者重新拥有女性的力量，才能使这颗行星避免无法居住的厄运。”善良、博爱、怜悯，将这些天性中的母爱光辉和道德主义糅合后，职业女性与慈善的联系简直就是浑然天成。
慈善之路
杨澜第一次在国内接触慈善事业是在1997年。当时，“希望工程”推出了一部“中华成语故事”系列片，找她做义务主持人，给小朋友讲成语故事。这个有数十集的节目发行到各电视台，每个电视台不用支付节目制作费，但必须出钱建立一所希望小学。这一年，杨澜写的书《凭海临风》也出版了，她把第一笔稿费30万元捐给了希望工程。其中10万元被指定给了上海100名贫困中小学生做助学金，另外20万元则用于制作希望工程的宣传片。她解释到：“当时想到海外对希望工程了解不多，所以我跑到大别山等地去采访，做了一组片子来宣传希望工程。”
正是这趟实地采访，让杨澜有了更深的触动。以前她感性地认为做慈善是一件舒心的事情，远没有想到具体建立一所希望小学的琐碎艰辛。她在采访中发现，为了寻找合适的建校点，工作人员要跑到偏远的山区，他们还要不厌其烦地与当地县政府、村委会等层层机构协商。“让我吃惊的是，希望工程的生存居然是依靠银行利息！他们把在银行周转资金的利息用来做行政费用，太艰难了。”杨澜回忆说。
杨澜由此开始关注慈善组织的生存之道。现在她已对“公益慈善”形成了自己的见解：“公益慈善事业需要爱，但我不认为爱天生就有，爱不仅是一种意愿，更是一种能力。公益慈善组织自身要有‘造血’的功能，而非仅仅依靠外界的‘输血’。”
此后，杨澜在慈善之路上越走越远。2003年，她担任董事局主席的“阳光文化”向教育和文化事业投入人民币3830万元，由此在2004年“中国内地慈善家排行榜”中名列第六。2005年7月，杨澜与丈夫吴征宣布将阳光媒体投资集团权益的51%无偿捐献给社会，成立“阳光文化基金会”。此举在当时引起极大争议。按照胡润的计算，阳光集团51%的股权以及杨澜对基金的现金投入，等价为5.5亿元人民币。但有媒体质疑到，阳光集团此前的商业运作并不算成功，到底有多少资产能够真正捐赠值得怀疑。
在杨澜看来，从零星捐赠到成立“阳光文化基金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她在国际传媒界的朋友中很多人都设有自己的基金会，从事某些比较专业和长期的慈善捐助，甚至有些人的家族基金会已有两三代的传统了,这给了她很大启发。
2005年，杨澜的好朋友艺术家陈逸飞猝然离世，由于对财产没有留下一份明确的遗嘱，引起了家属之间的争执。“中国大多数第一代富裕起来的人都还没有考虑到怎样理性地处理财产的问题。”杨澜说，“财富永远都是社会的，不是一定要我们的子子孙孙去消耗，而且这样的传递之后财富不一定就是造福，也有造孽的。”她和丈夫决定，既然是迟早要做的事情，不如当下就做。
2006年4月，“阳光文化基金会”通过香港特区政府审批，获得公益机构的资质。目前基金会分别在北京和上海设有办事机构，关注点集中在改善教育和扶贫帮困两个领域。
母亲视角
除了主持人、形象大使、慈善活动家等社会头衔，杨澜还需要扮演的一个重要角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现在，只要做了和慈善事业有关的工作，她就会回家详细向孩子们“汇报”，告诉他们慈善的意义。每次孩子们也会为母亲做的事情骄傲。
反过来，这种母亲身份也影响了她对慈善项目的选择。2007年9月6日，阳光文化基金艺术教育公益项目“阳光下成长——与芭蕾共舞”正式启动。这是一次把芭蕾艺术嫁接到慈善事业上的尝试。阳光文化基金会出资35万元人民币，在北京多所工读学校中选取了北京劲松六中、海淀寄读学校为资助对象，由中央芭蕾舞团的专业老师从中选出70名学生参加为时半年的芭蕾舞课程专业培训。杨澜以一个母亲的视角解释到：“当一个孩子有审美意识，对他一生懂得自尊、友爱与团结都有帮助。”
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杨澜在博客中感性地写到：“黑镜头下，孩子们沾满泥土的面孔，像坠落尘埃的花瓣，牵痛了所有母亲的心。”地震发生两天后，杨澜即决定个人出资30万元，启动开展“关爱孤儿行动”，与全国妇联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一起设立“汶川大地震孤儿救助专项基金”，以协助相关部门安排灾区孤儿现阶段的基本生活、灾后的心理辅导和长期抚养教育。该笔基金由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进行专项管理和运作，利用全国妇联在基层的系统和渠道优势，特别是落实到乡村一级的妇代会，收集孤儿的信息资料，把关爱送到他们身边。“这些孩子们已经失去了母亲，但是不能失去母爱。”杨澜呼吁，“我特别希望这个行动得到更多女性朋友的参与，给失去母亲的孩子们送去母爱。”
截至2009年1月，“汶川大地震孤儿救助专项基金”已经得到了来自企业和个人的捐款超过5000万，在灾区以村级为单位营建了120多个爱心岛，每个爱心岛都配有独立的课外活动空间和7000册以上的课外读物。2009年元旦前后天气转冷时，基金工作人员给灾区残疾儿童送去3000多件羽绒服，接下来还要帮助1万名贫困中学生完成学业。
杨澜介绍，该基金成立后，首先得到的就是来自母亲群体的回应，很多母亲打电话来询问是否能够领养灾区孤儿，或者可以帮这些孤儿做些什么。她透露：“因为女性照顾孩子的细心和经验，她们不只是想到了送吃的和钱，还会想到灾区的婴幼儿需要尿不湿，灾区妇女需要卫生用品，夏天孩子需要痱子粉，等等。这是一种母性的自然扩展。”
后来她发现，在慈善和公益领域，女性比例非常高。“我不知道这在社会学上怎么解释。”她自问自答到，“可能男性在商业社会取得成功的压力比较大，而女性会偏重与对自己愿望的追求，更有精力来做让自己开心的事。”
慈善创新
尽管2008年的自然灾害激发出来了中国的全民慈善总动员，但杨澜承认，NGO依然面临着诸多瓶颈。在政策方面，中国的NGO组织绝大多数是以工商制度来注册，名不正则言不顺，较高的准入门槛阻碍了其进一步发展，也很难享受到税收优惠。从NGO本身来看，一方面是社会上很多人无法就业，另一方面慈善机构却十分缺乏有一定管理经验和组织能力的人才。或许正因如此，2007年12月13日，在阳光文化基金会支持下，“北大-阳光/哈佛慈善和公益组织的培训与研究”项目正式启动。未来三年，北京大学与哈佛大学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并利用每年两期的集中培训，通过对具体案例和学术报告的共同研究，让从事慈善事业的高端人士改变工作理念，帮助他们了解如何在具体的管理工作中筹集善款、策划活动、拉动赞助。
“人们都知道商科要读MBA或EMBA，而潜在意识认为做慈善只有一颗爱心就够了。”杨澜说，“尽管慈善的目的不是为了赢利，但并不意味着这就应该是一个低效的或者管理混乱的过程。如果我们的慈善还停留在要知道受益人是谁，一对一的才敢把钱捐出去，就说明人们对慈善组织实施能力的不信任和不放心，这恰恰说明了我们的公益慈善还处于比较低层次的阶段。”
国家民政部预测，2008年中国慈善捐款的总额达到1000亿元人民币。可以进行对比的是，这一数字在2005年是31亿元，2006年是100亿元，2007年是309亿元。并且，在2007年以前，中国的慈善捐款有60%以上来自跨国公司，到了2008年，大多数慈善捐款都来自公民个人和国内企业。但更不能忽视的是，汶川大地震总捐款有近700亿元，除去这部分款项，中国的慈善捐赠额依然徘徊在300亿元左右。
“我们这个社会的成长和前进的速度都是匪夷所思的，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不断创新。”在杨澜看来，慈善领域的创新空间涵盖了5个部分：首先是服务对象的创新，过去一般针对儿童、孤老或者残疾人，其实社会上还有许多其他人群需要帮助，比如自闭症患者、精神病患者等等，统计起来达到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人；其次是筹款形式的创新，过去主要通过文艺晚会或者热线的方式来筹款，而在香港光是一个医院的筹款方式就多达60多种，2008年中国也已经出现了网络筹款等新形式；第三是服务方式的创新，从授人以鱼到授人以渔，让一个村庄和家庭能够实现良性循环；第四是监督体系和评价体系的创新；第五是政府和NGO互动方面的创新。尤其是最后一点，杨澜举例介绍说：“比如在深圳，政府正在尝试不再设立一些慈善领域的事业机构，而是向NGO购买一些服务，给NGO留有发展空间，NGO也有这样的热情，这能有效改善慈善领域各种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