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机会我们不能轻易放弃啊。”7月14日下午，郭玉闪在电话中极力说服他的同事岑科亲自去一趟杭州。这一刻的郭玉闪显得很兴奋，因为他刚刚获知国企浙江新华发行集团同意他们的访问，对于郭玉闪他们而言，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郭玉闪是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的所长。这是一家民间的智库型研究机构。按照他们自己的介绍，传知行致力于调查研究社会转型过程中有关自由与公正的问题与现象，研究主要涉及税制改革、行业管制改革、公民参与、转型经验研究等等。
这家2007年3月才成立的民间智库，经过两年多的发展，因为有关出租车行业的调研和《公民税权报告》而名声渐起，也因为每周末固定时间的转型社会论坛而被大学生们熟知。
第二代民间智库
和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一样年轻的，是领头人郭玉闪和他的那帮同事们。今年32岁的郭玉闪在硕士研究生毕业之后，来到了中国大陆最为著名的民间智库天则经济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出租车等管制行业的调研，后来又在《权衡》杂志任职。
2007年3月，郭玉闪牵头成立了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他的梦想是给那些有理想的、愿意研究民生问题的年轻人搭建一个平台。他希望这个新平台不同于天则经济研究所等第一代民间智库。
郭玉闪说，第一代民间智库，多是由社会知名人士、社会精英创办，是英雄式的。比如天则，发展十五年来，说起天则，依然是茅于轼、盛洪、张曙光三人；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也基本上就仲大军一个人支撑着。
仲大军对中国的民间智库也有过系统的研究。他说，中国大陆的民间智库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当时一些学者走出政府机关的大门，非官方的民营研究机构开始逐渐成立。最早成立的当属北京四通公司所办的经济研究所，但很快就销声匿迹。
仲大军说，从民间智库的发展过程来看，上世纪90年代是中国民间研究机构诞生和涌出期，21世纪以后开始进入低谷和退出期。2006年，仲大军甚至判断说，从当时的社会迹象看，暂时不会再有人进入这个领域。
但是，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网络时代的来临，郭玉闪等年轻人逐步进入这一领域。这些新生代的民间智库，领头人开始年轻化和平民化，与第一代的精英们相比，他们更具有草根性，并且，他们通常更具有团队性。
郭玉闪说，传知行的9个工作人员，基本都是年轻人，以80后居多，最小的1984年出生。而他们都基于相同的理想，传知行的另一个理事张大军，此前一直在高端商业工作，后来决定做NGO，加入了传知行。刚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不久的楚望台，因常关注民生问题，大学时就被郭玉闪他们注意到了。
正是基于相同的理想，他们更强调团队的合作。比起第一代智库而言，他们也更加强调田园式的调研手法。郭玉闪称自己当初离开天则经济研究所，除了理念的不同，他认为天则的研究更偏重图书馆里的资料研究，而非实践。
边缘化弱势生存
除了组织形式和研究模式的不同，第一代民间智库和第二代民间智库都遭遇了相同的体制困境，而处于边缘化的弱势生存状态。
2005年上半年，由于政府的干预，以及工商局对所注册的企业名称进行规范化，要求非官方的研究中心和研究所一律重新注册为公司。于是，天则经济研究所、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等只是个对外的名称，而在工商注册里，他们分别成了天则所咨询公司和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这也就是仲大军认为目前北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间智库的原因所在。
本来民间智库是一个非营利性的组织，但由于体制下被迫的“公司化”，这些民间智库需要每年跟营利性的企业一样缴纳营业税收。工商局的这种所谓对企业的规范化实则成了对民间研究机构的真实打压。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坦言，当事业单位身份被注销以后，他们曾经试过好多次，但仍然没有门路申请为“民办非企业”的非营利机构，“当然现在已经放弃了。”
即便是第二代的民间智库，郭玉闪也说自己曾想给自己的研究所找一个挂靠的“婆婆”，以便能在民政部门注册为非营利机构，但就在即将成功的时候，因为有人说他这个人很 “敏感”，而最终丧失了改变身份的机会。
另外，不同于国外，中国的民间智库在吸引资金上也存在着诸多问题，也难以吸引社会的捐赠。郭玉闪说，他们目前的项目基本都是跟一些基金会合作。这让他们的调研工作变得杯水车薪。去外地调研，他们通常需要为是坐火车去还是坐飞机去而算计。
盛洪说，天则所目前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国内的和国外的基金会；另一部分则是给政府部门或企业做一些咨询服务获得的款项。盛洪说，在这样的环境下天则能生存下来，已经很不容易了。
不过，大多数民间智库一旦遭遇基金会的撤资，就很有可能“断粮”，而只能依靠自己的著名专家到处参加各类论坛，“走穴”揽钱度日，或者就干脆沦为商业企业的咨询机构，而丧失民间智库所应有的中立性和独立性。
这种体制上的制约，还会影响到民间智库的调研工作。郭玉闪说，他们在做调研时，由于很多单位需要介绍信，而他们这样的民间机构介绍信并不具有可信度，调研往往难以进行下去，尤其是在做一些行业性的调研时，困难尤为突出。
郭玉闪举例说，他们正在做的一个电力行业的调研，几个月的时间才终于攻下几个电厂，但是电网始终是攻克不下。
而此次的浙江新华发行集团调研，是在为2009年税权报告做基础性的调研。他们之所以能得到对方的同意会面，郭玉闪说跟他最近取得的一个身份不无关系——一个月前，他刚刚成为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特约研究员。
不确定的未来
7月初，全球智库峰会在北京举行，号称中国最高级别的智库——“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高调亮相。这被盛洪认为是 “政府可能会走向给民间智库提供更大空间的方向”。盛洪希望，如果消除了NGO和民间智库的进入障碍，并给予制度环境上的配套，（民间智库）自然会在精神生产领域中出现奇迹。
但郭玉闪的体验却完全不同。这段时间，他的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先后遭遇了工商、民政、公安、消防等多个部门的检查。而就在记者采访的时候，郭玉闪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里说，公盟被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国家税务局以偷逃税收为名行政处罚142万元。
公盟的前身是2003年10月由就收容遣送制度提出违宪审查公民建议的“三博士”和著名民权律师张星水先生发起成立的 “阳光宪政”，2005年6月后，改为“公盟”，并在工商注册为“北京公盟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这也是一个半智库化的民间机构。
一个非营利的民间机构遭遇这样的“罪名”，并非郭玉闪他们所想的。当然，这也只是困境的一部分。
一方面，民间智库害怕影响力的扩大，另一方面，却又期望社会影响力的扩大能带来社会资金的注入。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说，由于民营研究机构身受种种不公平待遇，使得他们的社会影响力大打折扣。
而且，民间机构调研报告的发表途径也很有限。大多数调研报告都是以电子版本在网上供免费下载，或者是自己印刷一定数量的册子供内部交流。郭玉闪说，他最近将完成一个关于三峡工程的报告，但他担心，这个报告不会有发表的空间。
而体制之外，对于民间智库自身而言，如何更专业化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郭玉闪说第一代的民间智库沿袭了一些体制内研究机构的陋习，更浮躁。而他希望自己的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能出来几个在各自领域出色的年轻研究者，并把这种工作当成一种生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