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珍珍是我的前同事，一直令我记忆犹深。她始终秉持坚信不移的理念来生活。2005年投身非政府组织到最近因私人原因而不再续约，珍珍为自己找到了在世间存活的理由——既然人非孤岛，就应当更尽情地去参与这个世界。
投身变幻的命运
2005年4月，珍珍推掉一份刚找到的新工作，只身前往柬埔寨首都金边。她向父母撒谎，说有人给她一份工作，实际上她只联络了几家机构，要当义工。除了弟弟和好友之外，没有人知道她打算长期住背包旅舍。
想为这世界做点什么的渴望，竟在那第一个金边之夜化为乌有。混乱的交通和无序的世界，让珍珍想立刻掉头回新加坡。“那一夜，我咽喉里哽着个吞不下又吐不出，叫作恐惧的东西，但我已不能回家了。”
她还是决定留了下来。
在义务给各援助组织工作，并得到了几个制作电视节目的机会以后，珍珍终于在半年后正式以合约形式，为几个组织负责项目。她必须撰写及修改项目进展报告和计划书，下乡做采访，也在新加坡、香港分别策划过合法的示威活动。这一切的目的就是要让被剥削者知道，他们有尊严活着的权利，从而推动他们积极争取，使个人、家庭和社区都能渐次提升。
援助事业里的怪现象
柬埔寨有一门行业叫“发展业”，像是推动国家发展的大怪手。当中所牵涉的机构组织庞杂，包括联合国组织、多边国际机构（如世贸、世行、欧盟）、双边国际机构（分别来自美、澳、日、挪威等多家援助国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国内非政府组织（国家级别），以及社区发展组织（基层级别）。在柬埔寨生活的外国人，十之八九就任职于这个领域。
珍珍说：“一方面，这些机构进驻柬埔寨，无非是要把发展所需要的体制和技术转移到当地政府及人们身上，让执政者最终能自动自发地充盈国家收入，自己发展国内的基础设施、教育、医药等重要范畴，达到自立的目的。但这些机构的存在，也意味着政府不用太着急，毕竟这些金主们一直在注入他们所需要的发展款项。”
援助机构反而让柬埔寨人产生了依赖心。“有时我们给政府官员开培训班，但他们都不来。搞到我们需要用奖励金鼓励他们来上课。”珍珍道，“培训这批人当然是希望他们能回到政府部门去学以致用，哪知有些学员却受不了国际机构优渥条件的吸引，竟然跳槽到这些组织！我们的努力，也就这样白费了。只要政府没有学会发展，就不可能有自立图强的一天。”
缓慢前行
如果说珍珍这些年学到了什么，那就是放弃把个人意志强加于人。新加坡金字品牌的高效率和有条不紊在柬埔寨人看来，简直是可有可无的东西。“柬埔寨人以务农为主，讲究天时，不讲求效率。我起初样样要快——报告要快快备好，实施措施也必须尽快见效，但这完全行不通——柬埔寨人简直是厌恶效率！”珍珍的笑容中隐约有无奈。凡事自有其节奏，而她说服了自己去顺应它。包括工作中所遇到的种种挫折，也必须耐着性子去慢慢磨。
珍珍其中一项工作是将性别平等的概念灌输给平民。她发现，如果女性能参与家庭决策，那就会有更多孩子上学，家庭收支会改善，对整个家庭都有帮助。但问题来了——连跟自己并肩作战的柬埔寨男同事们都无法认同两性平等，她又如何能借助对方的优势，去改变当地人的观念？
“我们碰到不少文化层面上的阻力，要挑战社会因袭已久的观念，其实是非常棘手的。”她说。虽然曾经是那么烦躁不安，她还硬是磨出一种不动如山的功夫，首先放开胸怀去接受，再慢慢地按照事情的步伐去经营，并期待工作能够水到渠成。
“在柬埔寨发展机构里，你会发现没有一种方式能放诸四海皆准。同事来自天南地北——柬埔寨、尼泊尔、印度、美国各路人马都有，尊重彼此的分歧就变得非常重要。在协商过程中，我们要游刃于对方的价值世界，多方激荡、碰撞及交融，最终才可达成共识。”
该积极时，当积极；该松手时，当松手。与柬埔寨人相处如是，和国际友人亦然。这就是柬埔寨岁月所给予她的一种智慧。
活在黑白难分的社会里
在珍珍眼里，经过战争洗礼的柬埔寨人心是硬的，他们不应该仅仅被视为是受害者来看待。人口买卖和卖淫这等罪行，柬埔寨人就颇能接受。只要雏妓被救，就等于使她的家庭生计断绝——他们凭着求存之心就不觉得卖淫有错。“在柬埔寨，甚至连价值观都有其灰暗地带。我们能做的就是慢慢去改变他们，与此同时要能容忍种种错谬。
“在这里，出交通意外不会有人帮忙，人们只会围观，甚至发笑。我发现他们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应对方法就是笑——看到不合礼俗的接吻会笑，看到电影里的恐怖情节会笑。”这笑里藏着一个珍珍曾经不懂的世界，她也是渐渐才看清楚的。
回想一切，珍珍不无感慨，也难掩激情。
“我曾想自己究竟何德何能，能够参与这个国家的建设。我又不是人民挑选出来的代表，凭什么比他人更有资格来担当。”珍珍仿佛有些无法置信：“但我坚信每一个人都有尊严为人的权利；而工作让我实践了这个信念。不管我是否有救世精神，从我个人的愿望出发，这样的工作还是让我更感觉自己是世界的一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