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年前的一天，我在餐厅等人吃饭，百无聊赖地断断续续偷听旁桌说话——一个老外跟中国同伴讨论空气污染这件事，说着说着老外生气了，嗓门突然大起来：“你们不知道(污染)危害有多严重，你们将来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
“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这几个字，在一个偷听者心中激起一阵“鸡皮疙瘩”——至于么，要撂那么狠的话？空气污染当然危害健康，但空气污染之后不是还得照吃照喝照活吗？
若干年后，我为自己当初轻率的看法感到惭愧，这时我已从媒体行业转到公共健康领域的NGO，主攻方向是“控烟”，一个不解释就难以令人明白的词汇。在向初次认识的朋友做自我介绍时，如下尴尬对话经常发生：“我们做的事情，是控制烟草流行，保护公民免受烟草烟雾的危害。”“控制烟草？做那个有什么意思？有钱的话还不如去控制一下汽车尾气。”
看来短短几年间，国人对“空气污染”的认识大大提升，早已超越了“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初期阶段。可我自己却像中了咒语一般，动不动就变身为几年前餐厅里那个歇斯底里的外国哥们儿，时地不时想冲所有在室内抽烟的人大吼：“别抽了！为什么就不能明白点呢？”
与大象共处
当你扎进一个专业的领域去工作，你能更全面地了解相关专业知识。比如我在控烟NGO工作之后才知道，中国除了是一个烟草企业和政府监管部门政企合一、烟草制品重度流行的国家(吸烟人数高达3.5亿，占全世界吸烟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其烟草产量也占据全球产量的40%，稳坐世界第一的宝座。
早先看到这个事实的时候我被吓了一跳：40%是什么概念？排名第二的是世界上其他各种杂牌之和，仅占18%，而出产万宝路的“菲莫国际”，产量不过是15%，坐在第三的位置上。于是，坊间曾流传这样的说法：中国的烟草税收能养活整个中国军队。
去年夏天，我们到云南考察，“潜入”某著名烟草集团的生产车间——说“潜入”其实不准确，因为那个车间根本就是当地旅游项目，游客只要申请被批准就可以入内参观。在那个人烟稀少的巨大车间里，我们看到的是一排排负责装卸的智能机械臂，以及昂贵的全自动进口生产线不停歇作业；危害人体健康的卷烟，以每秒钟上千根的产量从我们头顶的流水线滚滚而过——彼时彼刻，我有种小灵通漫游未来世界的错觉和些许绝望——这个产业太强大了，我们这些渺小的NGO，想要约束它，好艰难。
我们对产业的强大倒是有充分的心理认识，所以在和它博弈的时候不会慌张；而面对公众做倡导呼吁，才是我们最容易遭遇挫折的时刻。
不久前在做一次媒体培训的时候，某新闻刊物的主编发言说控烟是个“小众前沿话题”，这话听得我很难过，在一个有着3亿多烟民的国家，控烟何以沦落为小众话题？英文不是有句谚语叫“房间里的大象”吗，特指那些无可回避的巨大真相/问题，人们却熟视无睹，和它共处一室。烟草危害，其实就是这样的一头大象。我们这些做控烟的公益组织，在绞尽脑汁和“大象”较劲的同时，也常常苦恼于公众的盲目，怎么才能让大家持续而清醒地认识到“大象”的存在？怎样才能让大象扇扇耳朵，或是甩甩尾巴，好引起那些视觉灵敏却更擅长捕捉运动物体的媒体的注意？
大象真的存在。我们老老实实地介绍烟草危害，往往收效微弱：7000多种化合物啦，至少69种致癌物啦，二手烟暴露会导致肺癌、冠心病、儿童哮喘、新生儿猝死综合征、乳腺癌啦——这时候，面对一连串统计数字，以及行为导致的后果，大家往往会变成盲人，仿佛每个人都有足够自信，可以侥幸避开风险率。而面对那些科学实验证实了的东西，总有人喜欢站出来抖机灵：“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邓小平抽烟，活到90多”(那他最后为什么要戒烟，再说你能有人家的医疗条件么)；还有“抽烟可补肺气”、“抽烟能预防老年痴呆症”、“抽烟防非典”这些谬论。
大象“甩尾”
出乎意料的是，一些在我们看来并非控烟组织应重点关注的内容，却会在不经意间突然成为公众追逐的焦点。比如前年年底的热点新闻“国产13种品牌香烟被曝重金属含量超标”，专家老师们每谈起这件事都觉得有点好笑：直接吸入几千种燃烧的化合物都不在乎，怎么突然介意起烟叶里的重金属含量了呢？2011年年初日本地震，“吸烟与核辐射”的话题也频频见诸报端。其实放射性物质在烟叶中的含量，和其他有害成分相比依然小巫见大巫啊。但大家似乎更买“放射性物质”的账——那我们不妨也追着热点新闻的浪尖，间接插入烟害教育吧——既然大家看不到或对大象的存在无视，那我们就想办法利用房间里其他新鲜小事物，比如辐射物质，比如重金属成分，来让“大象”摇头甩尾，提醒大家注意到它的存在吧。
最近的一次“甩尾巴”行动，是借助PM2.5大论战。烟草烟雾是导致室内PM2.5值超标的重要原因，这在国际上是有公论的。去年早些时候我们做了一个测试室内二手烟PM2.5值的项目，告知公众二手烟对室内空气尤其是室内公共场所空气的污染。
但没想到这个项目在传播阶段正好赶上北京连续严重的灰霾天气，所有人都在热议PM2.5是否应纳入空气质量监测标准。我们只得硬着头皮加入“混战”。说“硬着头皮”，是因为毕竟烟草烟雾的危害很复杂，远不止一项PM2.5污染，如果这个浪头借力不当，很可能会误导公众，认为PM2.5污染是吸烟造成的唯一危害。所以我们要小心翼翼地既讲二手烟在室内场所造成的PM2.5污染，又要讲烟草烟雾的主要危害及致病成因，还要费力解释和室外大气污染的不同，并且还要坚决捍卫“吸烟导致肺癌”的阵地——因为不少公众会认为空气污染才是导致肺癌的主要原因，而不是吸烟(这种非A即B的推导方式也常令专家们头疼不已)。
其实，我们的倡导工作在高阶知识人群那里，也一样会遭遇各种“阻击”。最常见的例子诸如法学专家在公开场合捍卫“吸烟权”而不是非吸烟人群免受二手烟侵害的权利。当然还有市场经济原教旨主义者反对在餐馆实行禁烟，认为这是侵犯经营主的个人私权，但却不考虑经营单位作为法人和自然人的区别。
公益的接棒
控烟过程中，无奈的经历和案例举不胜举。不久前，一位控烟界的老专家参加了某个“公益与社交媒体”大型论坛，回来后跟我吐苦水：“那些公益慈善活动的案例我们没法借鉴！都是捐衣捐物捐钱给穷人、给流浪儿童和边区学校，你说能没有人响应吗？能没人报道吗？我们这些做公共健康的，不停喊话，嗓子都哑了大家也不听你的，还嫌你多事。难度比它们大多了。”
其实推动社会习俗和人类行为改变的难度，岂止是“喊话”那么简单——那些对政策层面的艰难博弈，那些公众看不见的努力，说起来可没完没了。不过，同是公共健康领域，我们目前遭遇的困境和难度，比十几年前做艾滋病的公益同仁而言，可算是小多了。不久前，一位艾滋病公益专家给我讲他们早些年的经历，听完之后我觉得目前遇到的困难根本不算什么。而再看看现在艾滋问题在中国受到的重视程度，可谓改天换日了。
去年11月份，我在美国出差，听纽约卫生局讲美国控烟的漫长历史，也遭遇了各种挫败、反对、反复和论战，顿时宽心了不少：似乎我们正站在已经被人过的历史长河里，那么既然他们都顺利“上岸”了，我们这些做控烟的专家和公益组织所期待的未来——一个无烟害的、相对公正公平的卫生环境，或许终将会到来，只不过是时间长短问题。
当然，假如真有那么一天到来，我想一定还会有其他领域的公益人，接过我身上失效的咒语和烦恼，向大家大吼别的内容吧。生命不息，战斗不息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