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不是精英阶层的特权，信用也不是富裕群体的名片，尤努斯、茅于轼和高战的努力，使我们理解了民主互助是农村草根金融、穷人银行的基石。在农村基层组织、农产品产销、社会保障和农村金融等诸多方面，甚至不需要我们多些善举，只要减些恶管就已足够。
中国的城乡一直处于割裂状态，即便有数亿规模的“农民工”城乡季节迁徙现象也不能掩盖这一基本事实。从经济角度而言，目前三个农民的收入和一个城镇职工的收入相当。除了农产品价格过于廉价，甚至有国内外倒挂之外，农村金融的欠缺也是造成农村贫困的重要因素。
从金融层面看，造成农村贫困的原因比较简单，一是币值的持续急剧下降。目前中国也许是全球M2/GDP水平最高的国家，各口径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大致相当于经济增长和收入增长的1.5到2倍不等。在中国，制造业、企业都负债率较高，金融负债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缩水，这些部门得益。而农业和农村，金融负债少储蓄多，资金很难向“三农”回流，时间的推移，使得农业和农民积累的微薄储蓄都更不值钱。二是农村金融机构和市场欠发达，草根银行和穷人银行不足，加上农业基础设施的损毁，使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仍处于自生自灭的靠天吃饭状态。
改革开放30年来，货币持续超速的发行导致币值下降的问题，其好处是掩盖和缓解了收入分配持续恶化，坏处是居民储蓄不断贬值。目前看来各口径货币供应量维持在年均10%以上增速的趋势仍将延续，几乎没有长期金融负债的农业和农民仍将受到长期损害。30年来另一问题是“草根银行”难觅，尽管有不少银行声称其中小客户占到全部客户的八成以上，信贷余额占据半壁江山，即便对此信以为真，其实农村和农户贷款也仍少得可怜。
从金融层面怎样才能扶持“三农”？粗略来说有三类经验，一是世界银行和一些跨国银行在非洲的艰难实践，结果显示针对农户的小额贷款往往需要把利率提高到很高水平，有时甚至高于年息20%，才能覆盖贷款损失，否则不断积累的坏账就有可能使得农户贷款难以为继。二是以法国等为代表的欧盟国家，中央财政通过贴息等错综复杂的手段补贴农业和农村金融，这种输血从未停歇过。美国的社区银行与之有类似之处，但受政府支持较少些。三是尤努斯取得惊人成就的“穷人银行”。孟加拉银行家尤努斯博士创办的格莱珉银行，640万的客户都是穷人，其中96%是女性，还款率高达99%以上。媒体披露尤努斯的成功经验主要是两条 ——对穷人培训加上连坐连保。
从中国的情况看，类似跨国银行这样的高息贷款，农民可能很难消受得起。像法国这样以财政支持为后盾的农村金融，中国政府可能暂时难以负担。像尤努斯那样的穷人银行，需要一些奇迹。对穷人短期培训通常会增加贷款成本，但很难改变其生存技能和信用习惯，连坐连保也不是新颖的东西，而99%以上的偿还率，则更难以企及。
那么中国的实践就未给出有意义的案例吗？不是的，只要留意，精彩的例子仍然俯拾皆是。中国农业银行的基层网点和员工，长期的艰辛付出对农村金融功不可没，当得上“大行德广”的行训。源自浙江的农村民间金融也可圈可点，近年来小额贷款公司和乡村银行也给农村金融注入了新活力，但毕竟，这些制度安排，无法摆脱“输血”特征。在民间，茅于轼先生和高战先生的农户贷款，给我们留下许多思考。
茅于轼先生在山西一些村的扶贫基金，迄今已经十余年。略去细节就设计原理而言，大体上是这样的：一是茅于轼先生以及其志同道合者共同出资，成立扶贫基金，注入到临县龙水头、湍水头等一些村。二是这些村民主推选出道德可信的雒玉鳌等3人组成扶贫基金的管理小组负责日常运作。三是村民举凡上学、看病和农业生产，可向基金借钱，看病上学借钱不要利息，农业生产借钱需要支付利息。三人小组共议后，向村民公开借款人、额度和用途。四是借款人用款还款，借款额度上限为 5000元。这个扶贫基金的关键，要有类似茅于轼等的输血；要有三人小组这样秉承公心的好人；要有有借有还的村里人。很幸运，基金运作这么多年来是成功的，村民很守信，他们有自己的尊严，不想对不起城里的好心人。但即便如此，目前总额为一百四十余万元的基金，仍然出现了十余万元的坏账，坏账率在7 %-8%，究其原因，村民贷款看病上学的多，用于农业生产的少。如果茅先生这样的好人多，雒玉鳌等这样的可信人多，这个基金的输血模式是可以在全国复制的。
高战先生在江苏新沂县窑湾镇陆口村的互助基金会更有精彩之处。和茅先生不同的是，该基金的设计原理是民主互助。一是互助基金来源是村民的储蓄，借款人也是村民，是钱存和借都在村里，这意味着，村民有借有还，对全体存款人都有好处；个别村民有借无还，就损害了全体村民的利益，这种激励约束是极其有效的。二是村民把钱存入互助基金，得到的利息收入高于同期银行存款利息，这是因为互助基金的贷款利息也比大银行高，但是比大银行方便快捷得多。三是村民向互助基金借钱，如果是困难家庭用于看病上学，通常不要利息；如果是从事生产，那需要支付利息。四是互助基金由村民共同推选，基金章程由村民共同制定，举凡每笔借款和基金每年的财务明细都公开明示。
这种基金是典型的民主决策和监督、市场化运行的互助基金。基金运行5年多来，村民在互助基金的存款本金安全，利息比大银行还高；村民在互助基金的贷款有借有还，种植养殖运输加工搞得很红火。这个基金的自我造血模式可望在更大范围之内取得成功。按陆口村六十多岁的村民尹学忠的总结，该基金就是“我们把钱存进村里的互助基金会，这个钱就还在我们自己村子里流动。就像是一个人，他身体里的血都在自己的身体里流，这样，他才是个健康的人”。
但民主互助基金的好处并不仅仅局限在村里存钱借钱，村民们从基金管理中切身懂得了更多。当村民试图理解为什么钱存在村里比存银行里能挣到更多利息的时候，他们知道这是对他们自己信用和勤劳的褒奖。当村民互助基金的存贷款利息相抵，还有盈余的时候，村民共议之后，决定是这个钱给村里修缮道路安上路灯，这些修路安灯的小工程，也是村民共议进行公开公平招标的！本村村民开始思考，互助基金的章程、管理和账目都是公开的，因此大家有好处有义务，那么村干部选举和村财务能不能公开？邻村也过来取经，想在自己村里也搞民主互助基金，那时，金融管制和基层民主的无形障碍，就会显形。
在我看来，民主不是精英阶层的特权，信用也不是富裕群体的名片，尤努斯、茅于轼和高战的努力，使我们理解了民主互助是农村草根金融、穷人银行的基石。在农村基层组织、农产品产销、社会保障和农村金融等诸多方面，甚至不需要我们多些善举，只要减些恶管就已足够。当然，就金融讲金融，茅于轼和高战的村基金都还有隐患，需要城里的一些好人来出资，在互助基金下设立冲销贷款损失的准备金，否则一旦村里有一些疾病、生产或者重大自然灾害，那村基金还是脆弱甚至可能夭折的。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教授、中国金融40人论坛学术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