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固有的特点，使农村金融要么成为“高利贷的天堂”，要么成为“信贷洼地”。直至非营利性草根金融组织的出现，这一死结始得解开。但随之而来的是，众多草根金融组织无法登计注册；一旦合法登记变成正规金融机构，则面临成本过高的问题。
2005年，在一次国内银行高管悉数到场的会议上，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质问与会的老总：“银行那么多钱，为什么不向农村放贷？！”
彼时，中国经济正高歌猛进，但在形势一片大好中，“农民贷款难”的呼声格外引人注意。
针对陈的质问，国家开发银行一位副行长坦承了银行在农村开展信贷的难处。
如今，时隔近4年，采取何种发展模式方能有效解决农村贷款难，依旧是业界讨论的焦点问题。
高利贷天堂或者信贷洼地
6月2日上午，出现在第二届草根金融论坛上的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戴着口罩登台——1日晚上刚刚从美国回来的他成为防疫部门H1N1流感的重点监控对象，要求他自我隔离7天。
在对美国的金融危机以及应对措施做了一番简要介绍后，温把话题转到了与会者关注的农村金融上。从上世纪80年代就投身农村问题研究的他，目前已是国内涉农研究的权威。
温铁军注意到，在中国，“银行越是上规模，越是远离农村，农村成为‘信贷洼地’”。他认为，金融资本的本质属性是追求更高的流动性以获利，农业由于生产周期长而成为金融资本眼里流动性最糟糕的行业，因此“只要金融市场化、商业化，就不可能为农民服务——它真要为你服务，它不经济、它亏”。
温根据自己多年来的研究指出，“小农经济与高利贷是一对孪生姐妹”。因为农民居住分散，信用并不为外部的金融机构所掌握——要掌握交易成本就上去了；加之小农信贷的资金规模不大，导致贷款成本过高。
“全世界成熟的小额信贷，平均利率都在16%以上，远远超过一般的商业银行贷款利率。”温说。
要么成为“高利贷天堂”，要么自甘“信贷洼地”，农村信贷似乎成了一个无法解开的死结。
中国的“第三条道路”
2006年，从遥远的斯德哥尔摩传来的一个消息使为农村信贷困境苦恼的中国人看到了一丝曙光。该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被授予银行家尤努斯——他在孟加拉进行的小额信贷使为数众多的农民逐渐摆脱了贫困。这与温铁军“农村问题只有农民组织起来才可以解决”的思路不谋而合。
这年年底，中国银监会出台了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金融准入门槛的政策，允许各类资本投资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三类金融机构。随后，又出台了开展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政策。
此后，农村资金互助社等从事小额信贷的各种草根金融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仅安徽省凤阳县就成立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57个，入社农户1562户，入股资金达到1201万元。
遍研国外农村金融发展模式之后，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原农业经济系）副教授周立发现，取得成功——“能活下去的”——农村金融模式只有两种：网状结构发展的和在一定地域范围内运行的块状结构的金融组织。在他看来，中国农村金融目前所走的堪称“第三条道路”——既不是范围经济，也不是规模经济，而是点状模式。“大量单打独斗、孤立无援的草根金融组织遍布神州大地。”
屡仆屡起 艰难探索
许文胜等负责的河南濮阳市贷款互助社是在中国社科院扶贫基金试点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握有温家宝总理批示“鼓励探索”的“尚方宝剑”，但成长过程依旧困难重重。
“发动组织农民非常困难。这是个高投入、非常艰难的过程，有可能发动一个月才说动几个人。”许文胜说。为了发动群众，他们成立了专门的拓展部和组训部，开着专用的宣传车在村子里来回广播，动员农民参加夜校培训。
“我们带着资金去的，结果村民说，‘贷款的时候不要紧，到时候你们带着我们的钱跑了怎么办？’说我们搞传销的、搞什么的都有……”许文胜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个“很壮烈的试验”。
根据他这几年的经验，组建一个村资金互助社仅发动经费就要9000元左右，至于后期维护，“成本根本不可计量”。为了尽可能的降低成本，他们在车上装了个“流动食堂”。
经过几年的坚持不懈，濮阳市贷款互助社目前已形成4000多万元的股金规模，建立了由市到县、再到乡镇的垂直网络体系，网点数达到116个。更让许文胜欣慰的是，“没有一笔贷款收不回来”。这让他相信，“穷不是问题，重要的是人品、不赖皮”。
何慧丽在河南省兰考县胡寨村推动的农村金融互助合作同样步履维艰。最初她是希望通过外力引导，把农民催生为主力。结果合作组织筹集起一笔资金后，并不规范运作。“钱贷给谁了，查不了。农民想欺骗你,太容易了。”之后，何慧丽开始尝试由NGO为主力推动，由NGO筹集大部分资金，教训依然是“用钱不规范”。后来部门资本下乡，推动力量主要是农业局。结果，资金使用缺乏经验，也缺乏监管，还是难逃脱寻租的恶果。
这使何慧丽认识到，要想把互助金融做好，首先必须建立合作信用。在这一思路下，何慧丽组织了胡寨村的种养业信用担保合作社。在合作社内，通过秧歌、太极拳等文化活动和统购统销的经营合作培育合作信用精神。“合作金融背后有合作社支撑，合作社的经济合作有文化支撑。”
在这种内部的小循环形成后，通过担保协会，合作社也得到了当地农村信用社的支持。“按照担保金的8至10倍放贷，最高3万元。”农信社的信贷支持，让何慧丽觉得找到了草根组织与正规机构的对接。
草根生存 各显神通
因为1998年面向时任总理朱镕基坦陈“三农”问题，李昌平与“三农”结下不解之结。
2006年3月，李昌平湖北监利县老家的86个老人组建起了老年基金会，邀请李昌平带领他们搞农村金融互助合作。老人每人股金2000元，李昌平出资10万元。基金会成立当年年底，每位老人便拿到了280元红利，2008年末，又分得了650元。
选择老人为基金会主体是因近年来农村劳动力进城打工，许多农村剩下了妇女、老人和儿童，被戏称为“389961”部队。但组织一群老人成立金融合作组织并不被看好。老年基金会甫一成立，即遭到当地政府的反对。
李昌平则认为这支队伍有它独特的优势。农村老人是一群经历过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的人，对合作有概念，能较快走出一盘散沙的状态。而利用养老金的道德伦理，基金有了更安全的约束。“谁好意思拖欠老人的钱？”
监利县盛产水产品，但交易市场却受到了黑势力的压制和垄断，个体根本不敢和他们对抗。在成立老年基金会后，老人们进一步成立了水产专业合作社，团结起来打破黑势力垄断水产买卖的局面。“既促进了生产，也改变了村庄的精神面貌。”
老年基金会成立三年后，当地党委书记感慨：“我也没办法给每个农民发650元啊!”老年基金会终于取得了官方的认同。
周盐东领导的江苏省盐城阜宁县硕集镇富民资金互助社同样经历了由“封杀”到认可的过程。
2006年，硕集镇富民资金互助社成立，一个月后互助社的资金就达到了90多万元。但“封杀”的消息接踵而至。
第一个找上门的是银监局，要求取缔关闭、清盘资金。互助社坚定地认为封杀不符合中央的政策精神，遂将申诉材料送到了江苏省政府，分管农业的副省长研究后，批示放行。
刚刚躲过一劫，地方有关部门又要求互助社“固定社员人数、固定资金规模”。
顶着各种压力发展到今天，尽管硕集镇富民资金互助社贷款余额已达2300多万元，成长稳定，但依然无法在当地政府有关部门注册。
据草根金融论坛发起人谢勇模介绍，截至目前，国内不计其数的草根金融组织中，拿到金融许可证的农村资金互助社只有11家。
不过在温铁军看来，草根金融组织也只有在不合法——不登记注册——的情况下才有获利空间。“一旦变成正规金融机构，都有成本过高的问题。”
对于国内草根金融组织的未来，周立觉得在中国目前的情势下，“活下去就是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