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年伊始，得到的最新消息是事业单位的养老金将大幅下调与企业持平。根据统计数据，截至2005年底全国事业单位总计125万个，涉及教科文卫、农林水、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等多个领域，工作人员超过3035万人，是国家公务员的4.3倍，占全国财政供养人数的近80%。
政府给出的数据证明了事业单位人数之多，但作为纳税人，我们更关心的是事业单位养老金占全国财政供养数额的百分比是多少，而公务员退休工资占财政供养数额的百分比又是多少。更进一步，作为纳税人，我们需要知道每年9000多亿的“三公支出（公款吃喝，招待，出国考察）”是否属实，而政府又将在经济困难时期如何消减“三公支出”？
温总理提出09年将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时期，550万的大学毕业生需要向社会谋取生路，1000多万农民工需要得到一个低技能要求的工作岗位。值此之时，一方面我们需要勒紧裤腰带，珍惜眼前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一方面又要响应政府号召，积极消费，拉动内需。政府正在推行的家电全面下乡活动，即使价格再便宜，也是需要返乡农民工支付购买成本的。从农民身上制造购买需求，从城市白领身上制造购买需求，同时从企业，从事业单位的养老金中减少财政负担，纳税人都能明白国家财政没有钱了，或者更准确地说，没有钱花了。经济学指出人的自利性，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一直否认了几十年，但到了经济困难时期，政府不减公务员工资，却先拿企业，现在拿事业单位的养老金开刀。可见人的自利性并不会因为属于什么“主义”而发生任何改变。
今年毕业的550万大学生，82%来自城市，100%属于80后群体，在经历了高教育费用之后，将和这个社会中所有80后群体一样，开始经历高购房费用，以及作为独生子女，独立承担父母双亲的供养。这些人的父母多出生在50-60年代，在事业单位工作的占据较大份额，并且很快或者已经步入退休年纪，政府的改革，间接提高了这些年轻人的赡养成本。
我们已经习惯了从上而下的政策制定，没有任何利益相关者的声音以及参与途径。一轮又一轮的改革，从好的方面来说它体现了集权政府的决策效率，但同时也意味着一旦决策不当所带来的极高风险。如果真的不期望“折腾”，那么改变政策制定流程，避免风险应是明智之举，符合所谓稳定是第一要务的“中央红头文件精神”。现在，事业单位，企业都已经是被改革过的群体，拭目以待公务员主动减薪，或大幅消减，透明“三公费用”，以免使其他利益群体心生不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