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说，企业自觉履行社会责任，担当一个好的企业公民，倒不如说，企业面临着来自政府、竞争对手和员工日益增长的压力，被要求率先解决自身供应链中存在的从气候变化、机构臃肿到人权等多种环境、社会和治理问题。
企业社会责任自“出生”以来，似乎就带着勉强和无奈地情绪。为了生存，大多数企业的对策是实施企业社会责任或可持续性举措，通过解决上述诸多问题,来强逼自己履行与社会达成的契约。
但是，企业社会责任这个新生儿，就像其他婴儿一样，带着纯真来到这个世界。然而，他并不是被所有人认同。
企业管理者和投资者往往会将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与自身的核心业务分开，并认为它们与自身的股东价值并无关系，企业社会责任犹如孤儿，自娱自乐。
像某些企业在跟踪碳排放量吨数等运营指标或学生入学人数等社会指标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这一可喜的环保成绩却很难与实际的财务影响联系起来。
另有一些企业则坚持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只是间接影响企业价值，如果不是与核心业务结合过于紧密，难以进行有意义的衡量：例如，很难将提供更健康的产品所产生的财务影响，与品牌中质量、价值等其他方面带来的影响区分开来。
其实，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利益是有着纯正血缘的兄弟。将企业社会责任效益最大化，许多企业可以在自身的环境、社会和治理活动提高了销售额、降低了成本或减少了风险，创造真正的价值。
在环境、社会和治理计划创造价值的方法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通过提升企业的商誉，即利益相关方对待企业具体行动的态度。
此外，长期以来的共识是，企业能否实现有财务价值的目标至少部分取决于企业的环境、社会和治理计划在满足社区要求、超越监管要求和行业标准方面为企业树立的商誉。
不过，环境、社会和治理计划还可以通过许多其他方法创造价值，它们能够支持增长、提高资本回报率、降低风险或提高管理质量。通过详细评估这些活动的价值，企业可以将这些信息传达给投资者和财务专家。
企业社会责任能否体现其价值，可以从市场、客户以及创新上看出。IBM是通过企业社会责任进入市场的最好代表。IBM运用环境、社会和治理计划成功打入新市场，利用中小企业工具包，在政府官员和非政府组织等当地利益相关方中建立了良好的声望。IBM与世界银行的国际金融公司、印度ICICI银行、巴西雷亚尔银行和新加坡邓白氏集团合作，使用该工具包免费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小企业提供网上企业管理资源。
IBM曾与自然保护协会进行了新的合作，开发有助于提高水质量的三维成像技术。这一项目利用了IBM在传感器领域的先进技术，IBM的传感器可以与中央数据管理系统进行无线通信，能够为决策者提供改进水资源管理的摘要信息。与此同时，该项目还满足了一项重要的环境需求，为IBM创造了新的商机。
与IBM不同的是，西班牙电信公司更喜欢从关注老年人来入手。很多人都说老年群体是最难渗透的市场，该公司一直致力于为60岁以上的老龄客户开发新产品和新服务。它与一些联营企业合作，推出适合老年人使用的产品和服务，让退休后的人士也能享受到新技术带来的种种益处。该公司具体到会教老人如何与生活在国外的孙辈通信。通过帮助老年人使用现代技术和服务，该企业不但满足了社会的需求，而且在一个以往未能有效渗透的市场建立了客户群。
效率责任回报资本收益
资本回报被称为企业最直观的利益。企业的环境、社会和治理计划会通过各种方式产生资本回报，其中最常见的是通过提高运营效率和劳动力效率。
一般，如何衡量企业的运营效率，主要体现在企业的社会计划能否帮助企业实现环境目标，节约资金。通过提高能效来降低能源成本，通过在包装方面采取措施来降低投入成本，以及改进工艺等等。要实现这样的效率，往往需要进行先期资本投资，使技术、系统和产品升级，而回报可能相当可观。
百思买公司则通过劳动力(Best Buy)开展了一项旨在降低员工，尤其是女性员工流动率的工作。2006年，该企业发起了女性领导力论坛，向女性员工宣传如何通过提供创意、实施创意和衡量成效，帮助企业进行创新。除了培育创新之外，该计划帮助女性建立自己的企业支持网络，鼓励她们通过组织各种造福于自己所在社区的活动，培养领导技能。在实施计划的最初两年里，女性员工的流动率每年降低了5%以上。
在一些企业眼里，环境、社会和治理问题往往是双刃剑，他们在提供回报的同时，也被视为潜在风险。因为没有监管，这些企业往往会成为失去方向的火车头，极其容易脱轨。因此，监管是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关节。
在大多数地区，监管政策规范产业的结构和行为，可以显著影响企业的利润，有时甚至会大大减少日常运营措施的收入。
例如，弗莱森（Verizon）公司积极管理与各利益相关方的关系，努力建立与监管者的定期联系渠道，并与政策制定者建立密切的联系。为了帮助制定稳妥而有利的能源和气候政策，该企业还出资赞助了有关信息通信技术如何提高能效的研究。它们赞助了与Smart 20205报告有关的研究，该报告详细介绍了该技术与互联网宽带连接相结合，如何能够帮助美国在2020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少22%，将对国外石油的依赖度降低36%的目标。
虽然许多管理者和投资者都认为，环境、社会和治理计划的影响有很大一部分是长期和间接的，所以，几乎不可能衡量。但是，在企业的具体运行当中，企业相关利益的则被量化。例如，环境计划的影响往往可以通过成本效益等传统业务指标很快地进行衡量。
西班牙电信公司就是这样的一家企业。它发现，客户的购买决定和忠诚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他们对企业的环境、社会和治理活动的感受的影响。于是，该企业决定将年度声誉调查的结果纳入自身的业务战略之中。
西班牙电信公司由此找出了声誉中的不足之处，于是调整业务战略和工作，以尽量缩小两者之间的差距，制定各种提高声誉的行动方案，并对所有改进措施进行监控。这种方法帮助该公司提升了声誉，相应地，销售额也出现了大幅增长。内部研究显示，2006年和2007年，该企业的财务业绩提高了11%，这反映出企业声誉的变化。
美国联合健康保险公司(UnitedHealth)是另一家对自身的环境、社会和治理工作的影响进行评估的企业。它的社会责任“仪表板”中包括用于衡量以下方面的指标：工作场所交往、道德和操守，供应商的多元化，对环境的影响，员工与社区的互动，利益相关方对于社会责任的看法，以及对社区的贡献。
该企业的社会使命是帮助人们过上更健康的生活，上述所有指标都记录了该公司履行这一使命的进展情况。同时，美国联合健康保险公司的董事会和高管还使用该仪表板来衡量企业的绩效，引导员工对未来优先工作、计划、资源和成效进行讨论。该公司还计划将来向客户和其他公共受众公开该仪表板，以展示其在环境、社会和治理方面的努力和进展。
如果企业要保持自身为股东创造价值的长期能力，就需要在社会运营环境中建立和保持广泛的合法性。同样重要的是，社会依靠大型企业来提供重要的经济利益和其他益处。这种关系构成了企业与社会之间全方位契约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