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水伙伴网络官员古特斯塔姆(Guterstam)说，中国在水管理问题上能够把有关部门和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聚集在一起协商解决用水和水管理问题，老百姓能和政府一起协商水的问题，我看这就是民主。
他是在上周举行的斯德哥尔摩水周期间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时说这番话的。
全球水伙伴是由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瑞典对外发展援助机构于１９９６年成立的，其宗旨就是帮助协调管理水资源，保证水土和相关资源的综合开发管理，取得最大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同时又不损害环境系统的可持续性。
其工作方式主要是把各个方面的跟水有关的组织机构人士团体都结合在一起，大家在一个比较公开和公平的平台上来协商，并向有关的政府机构，决策者来提供一些建议。
“中国政府意识到了水的管理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它牵涉很多利益相关者。因此，他们请求是否可以成立一个中国水伙伴来提供一个中立的平台帮助协调所有的利益相关者，让他们发表不同的意见，大家一起讨论找到一种大家都同意的解决办法，也就是达成妥协，达成一致，” 古特斯塔姆说。
“我必须说中国水伙伴的工作做得很好。中国政府请了很多外面的专家来参与水法的修订过程。通过两年的协商，我们做了政府要我们做的事情。由于中国领导人的开明，允许利益相关者和国际专家参与，中国修订后的《水法》已成为一部国际水管理的文件，因为它是中国水管理方面国家行动的框架，” 古特斯塔姆说。
出席水周的中国全球水伙伴秘书长郑如刚说，中国全球水伙伴主要是围绕怎么样对有限的水资源进行合理的开发利用，进行综合管理做了一些工作。
郑秘书长说，在十年时间里，他们把各个涉水的部门，单位和机构都吸引过来。在他们开展的活动当中，其中一项重要的活动就是高层的圆桌会议，圆桌会议针对中国重点的水的问题，热点问题，难点问题，例如水环境，水土保持，水和卫生等等，然后把涉水的重要部门，水利部门，环保部门，城建部门，卫生部门，农业部门，这些高层领导还有一些专家，一些科研学者和社会团体都请过来，“因为我们是一个非政府组织，这样，我们不代表具体某个部门的利益，让大家都能在公平的基础上共同来探讨水的问题如何解决。每次会议后归纳总结，提出建议。”
他们还针对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工程生态补偿问题开了研讨会，提了不少好的建议，会后把这些建议送给陕西省的规划部门，水利部门，环保部门，还有其他政策部门，另外还向中央有关部门提出建议，供他们在研究决策的时候参考。
他们还搞过现场会议，通过解决边远地区的缺水问题，让更多的妇女参与。“我们在陕西就和陕西省水伙伴和陕西省妇联，还有陕西水利厅和当地的一些相关的部门，一方面解决当地的缺水问题，另一方面对当地的扶贫也能起到推动作用。通过建母亲水窖能够减轻妇女的负担。妇女一方面是解决水问题的特别是农村地区缺水问题的一支重要力量。另外他们也是最辛苦，缺水的地方大多是妇女去很远的地方去背水。所以母亲水窖把雨水积起来减轻妇女的负担。”
在福建省，他们开展了农村农民用水户协会怎样使用和管理当地有限的水资源，提高单位水量的产值等活动。他们还把中国比较好的案例提供给全球水伙伴的其他地方。通过农民用水协会的代表和农民谈，我们的水就是这么多，那么怎样管理好水，或者种用水少的作物，来增加单位用水的效率等。
古特斯塔姆对福建有关新农村建设方面的项目给予了高度评价。
“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角。在这个过程中，如何使用水，怎样供应，如何注意卫生，怎样付费等问题都十分重要。我们感到非常惊喜，他们能够让农民自己组织起来，不但自己协商如何用水，还和当地政府协商有关问题。这太好了。如果我们谈论民主的话，你可能在这里发现它。当然，这是我的解释，” 古特斯塔姆微笑着说。
“在陕西，农民要求要有纯净水喝，而这一要求能够反映到政府那里。这样，政府有关部门必须与黄河委员会或其他相关部门联系，如何保护水质，如何分享水源。他们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和反馈修订相关水规则。我们还到南水北调中线的汉中地区组织农民讨论水权问题和补偿机制等，政府，非政府组织，农民等多个利益相关者一起讨论。政府获得了很多反馈，这使工程的进展延期了，因为他们必须再讨论决定，并改正不合理的地方。通过这个过程，我们在实践中看到了人民的权利得到了尊重，我们也看到了中国的水资源管理在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古特斯塔姆说。
“人人皆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水资源管理遇到了巨大挑战。纯净水的价值是非常高的。所以，最好还是要积极保护水源因为如果污染了再治理就非常昂贵。斯特恩报告指出，如果你采取预防性措施，就会便宜许多。我看到了中国领导人的智慧。我在中国读到了许多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报道，关于垃圾回收，能源效率，太阳能利用等等，在中国，领导人有召集科学家，城市规划者，甚至是妇女组织到一体协商的愿望。中国的社会正变得越来越开放，” 古特斯塔姆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