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草根NGO更像是青春期的孩子。自以为长大成人、懂事稳重，却还未经历风雨，少不更事，因而敏感、脆弱、猜忌、叛逆，但总有那么一天，他们都将会长大。
■ 公益时报记者 陈江宏
艾情紧急！
今年11月30日，卫生部公布了最新艾滋病疫情评估报告。
截至10月底，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近32万例，估计我国存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约74万人，估计2009年新发艾滋病病毒感染者4.8万人。在新发的感染者中，男男性传播上升明显，从2007年的12.2%猛增至32.5%，成为2009年新发感染的重要途径。
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吴尊友日前表示，中国控制艾滋病面临的最棘手问题是“如何让感染者尽早被发现，及时进行规范治疗。”这正是执行中的“中盖艾滋病项目”的主要目标。吸收草根NGO加入项目，进行引导、培养。
国家卫生部部长陈竺，早前在中国艾滋病防治国际合作项目经验交流会上透露：在中国已执行和正在执行的艾滋病防治国际合作项目达二百七十六个，涉及四十多个主要的多边国际组织、双边政府、国际非政府组织及基金会等，项目经费累计约三十五点八亿元人民币。
无论成功与否，“中盖艾滋病项目”的探索和成长都将为中国防治艾滋写下重重的一笔。
一个诞生才两年的孩子，若放在人类社会里，正是蹒跚学步、咿呀学语，不断探索、成长的年纪。在美国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主任叶雷先生手中，也有这个的一个孩子，它的名字叫做“中盖艾滋病项目”。
雄心勃勃的计划
两年前，由卫生部和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与盖茨基金会合作，实施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它的目标是在中国探索大规模艾滋病综合预防模式，通过减少HIV新发感染数量控制艾滋病蔓延的可行性。这是中国艾滋病防治整体规划的一部分。盖茨基金会承诺给予该项目5000万美元的经费，其中政府2000万美元，非政府2000万美元，技术支持1000万美元。在全中国北至哈尔滨、南至海南，包括北京、上海、西安、南京等在内的14个城市开展工作，于2007年11月启动，为期5年。
“中盖项目”目标人群主要是中国大中型城市艾滋病传播高危人群，包括男男性行为者（MSM）、女性性工作者(CSW)和静脉吸毒人群(IDU)。目前，针对感染率在中国MSM人群上升较快的趋势，中盖对项目进行了适度调整，将艾滋病防控工作的重点放在MSM人群上。
在中盖项目中，值得一提的是，强调了政府和非政府机构之间分工合作，中华预防医学会和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是中盖项目的重要合作伙伴。政府机构根据国家艾滋病防治要求，负责检测、随访、流调、治疗等工作；非政府机构负责外展干预，动员高危人群参与检测，并参与随访、关怀和支持等工作。
“雄心勃勃”，隶属于新华社的主流媒体《国际先驱导报》曾这样评价“中盖项目。”
目前，在全国14个城市，接受中盖资金的组织已有300多家，这些NGO一方面动员检测以发现新的感染者，另一方面对感染者进行关怀。实施近两年来，已有11万多人在“中盖项目”动员下接受了检测。
三位一体 看重草根
如何动员高危人群参与检测？这是摆在中盖项目面前的一道难关。
今年“艾滋病日”之时，从广州传来的检测报告让人触目惊心:今年,200个男同性恋学生(大多数是大学生)的自愿检测结果显示，27人检出梅毒，8人检出感染艾滋,最小的只有17岁。
这还只是冰山一角。
公开数据显示，全国平均有5%的男同性恋检出感染艾滋病,再乘以庞大的人口基数,感染者数量惊人。采访中，记者得知，这一比例在一些高发地区甚至达到了12%以上。这些感染者隐蔽在社会各个角落,政府力量很难有效干预。
“这些隐秘的高危人群的确让政府难以找到他们。”盖茨基金会叶雷先生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以北京为例，一般来说各区的疾控中心防艾科的工作人员就3个人，现有的人力条件下，由他们进行覆盖，显然不太现实。
今年，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副局长郝阳曾表明，如果对一个高危人群的干预覆盖率不足60%，将很难扭转该人群艾滋病病毒感染快速上升的局面。因此，扩展对高危人群的干预覆盖，成为当务之急。
那么，谁能找到高危人群？
已经动员11万人检测的中盖项目给出的回答是：要充分相信并运用草根NGO的力量。与官方对社会大众所做的宣传相比，这种直接由特殊群体动员的效果显得更为立竿见影。“这也正是中盖坚持把草根组织列入项目的出发点”，叶雷说，“中国政府是控制艾滋病的最重要的管理者和操作者，基金会就和中国政府配合强化它的工作；但我们也发现中国政府想做很多事，可能人手不够，而且从经验上很少接受NGO的帮助。所以，我们的项目就是让政府做主角，让NGO做配角，大家一起努力。”
以“医疗机构+疾控机构+非政府组织”组成的“三位一体”模式，被看做是中盖项目一大特色。“中盖项目”鼓励非政府机构（包含草根组织）参与项目实施，充分发挥其在艾滋病防治领域的优势和作用，近一半的项目经费也直接用于NGO开展项目活动。
无妄之灾“敛财说”
按照中盖项目管理手册的规定，草根NGO每动员检测1例可获得62元的经费资助。
但这样以现金激励模式运作，让中盖饱受质疑。有媒体发文称，现金奖励艾滋病检测让中盖在华防艾变味，一些草根NGO组织意在从盖茨基金会敛财，一些不是高危人群的卖血者看中几十元的好处，从而一天内多次抽血。文章发布时，艾滋病日刚刚过去一天，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关注，甚至引起其他国际基金会的忧虑。
“我们没有收到美国总部的任何质疑，这些都在我们的预料范围内。”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叶雷博士回应，“项目走动了一年半，出现一些问题很正常，我们不排除有人钻空子，但绝不是基金会在买血。”
翻开“中盖项目项目核心指标经费核算表”，其中明确写有：给予干预动员检测及奖励对于非政府组织包括草根组织，这部分费用包括实施机构对目标人群开展干预活动并接受检测，包括交通费、宣传资料印刷费、通讯费等有关费用。
在本报记者采访的哈尔滨、天津、杭州、广州等多家草根NGO那里，他们均表示这62块钱是他们的一系列工作成本。为了鼓励检测，他们也会拿出30到50元不等的电话卡、酒水券乃至现金等形式进行奖励，但绝不是为这62块钱而硬拉人抽血。和这些“蝇头小利”相比，他们更看重后期的随访关怀工作和整个防艾大局。
“各个草根抗艾NGO组织会发挥想象力、运用各种方法开展工作，基金会向草根组织购买服务，62块钱是他们劝说高危人群进行检测的劳动成本，这不是不正当的事情。”叶雷说，“我们并不担心钱会不会被误用，而是更看重工作成果。合作伙伴必须拿出工作成绩，如果有成果，钱的使用并不重要；如果拿不出成绩，账算得再清也不行。但是对于一些组织和个人弄虚作假、在短时间内重复多次检测，我们是坚决反对的。”
在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名誉会长、卫生部艾滋病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戴志澄教授看来，敛财说更是无稽之谈。
尽管退下来多年，戴志澄余威犹在，身旁的工作人员依然习惯称他为戴司长。1985年，中国发现首例艾滋病后，戴志澄即调入卫生部任防疫司(后改为疾病控制司)司长，他经历和见证了中国24年防治艾滋的历程，无疑是中国抗艾元老级人物。
已年过七旬的他，很快做了一个简单的算术题。目前已知11万人在动员下进行了检测，以每人每次奖励62块钱计，总数是6百多万人民币，在向各NGO平均后，每家NGO得到的钱数不到2万块钱。“2万块钱，还不够很多NGO一年的房租钱，”戴志澄说，草根NGO没有工资没有房子，62块钱“怎么能叫做买血”，其实就是劳动成本，“要依我看，62块钱还给的低了。”
目前，除了中盖项目，在中国开展艾滋病项目的还有全球基金及其他一些中美、中英合作项目，中国已经申请了六轮全球基金，每次都获得了几千万美元的资金，其中大部分用于艾滋病项目。作为这些项目的亲历者，戴志澄在将中盖项目对比后，直言“中盖有创新，但做起来很难，可是对国家防艾具有深远意义。”之前的项目操作比较简单，从上往下放任务，不需要发现感染者，只做干预没有检测，而中盖由底下向上报，项目制定过细，“他们（盖茨基金会）是挑了一个难啃的骨头。”戴志澄说。
对此，叶雷先生表示，从一开始就知道这是个不讨好的工作，“这就像是中国传统的老式包办婚姻，没有花前月下的恋爱过程，完全由父母包办，刚开始肯定有磨合，但后来大都相敬相爱一生。”他更直言，这是一次尝试，希望“三位一体”的模式能够在中国起到双赢的作用，“盖茨先生在科技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可他也经历过很多次失败，可是如果不试，你怎么能知道是否会成功？”
12月11日，一家哈尔滨的草根NGO组织给本报发来电邮称：以哈尔滨为例,盖茨项目没覆盖之前,2007年全年发现69例艾滋病感染者,2008年,盖茨项目覆盖之后，检测确认了181例,男男性接触者占其中百分之七十,是没被项目覆盖之前的2.6倍,对感染者的随访从不到百分之八十达到了现在的百分之九十六。也为给人群提供帮助的草根组织发展和成长提供了帮助……对盖茨项目在开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应该积极提建设性改进意见,使项目完美和完整.不应该出现了问题,就一棍子打死,任何项目的终止都是对人群的不负责。
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项目倡导官员张璟告诉本报记者，其实中盖项目制定了严格的评价体系，随时对NGO的申报人员进行评估，大浪淘沙，以便找到真正愿意并有能力为防艾事业做贡献的NGO组织。比如，在对被检测人员的检测项目中，除了HIV的检测，还有梅毒和丙肝的检测。如果这些人群没有感染者，同时梅毒和丙肝的感染率要少于高危人群的平均值，那么很可能是有人在造假。“这样的合作伙伴，就将不再受我们的欢迎。”
草根NGO的生存样本
冬季的天津，在呼啸的海风中萧瑟。但在天津某草根抗艾组织，这里每周两次的活动依然继续开展。今年第三次搬家后，来这里的人少了一些，但每次也都会有10几人过来参加。
这是位于天津市中心附近的一个小区里。片警、社区带红箍的大妈经常过来查看，知道他们是在做艾滋病防预工作，但不知道他们都是“同志”，里面还有感染者。因为敏感和害怕扰民，这个组织今年频频搬家。为此在新租的小区里，他们挂出了健康教育基地的牌子以进行必要的掩饰。
这家草根抗艾组织，被天津市CDC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所所长程绍辉博士认为，工作成绩在全国前三甲之列。
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该组织的负责人金心（化名）对于记者的采访万分谨慎。此前，已有人发声要狠狠修理他。
记者来到时，他正在配合区CDC的工作人员对一名初检成阳性的检测人进行告知。
起初，这名已经做了爷爷的检测者以为自己仅仅是梅毒，神态放松，在听到HIV检测呈阳性后，一脸死灰。金心的劝解工作随即跟上，在和检测者一番推心置腹的谈话后，他的手终于不再颤抖。“过两天，当他回过味来，将是心理上最难以承受的时候，到那时，我们还会打电话给他随访关怀”，金心说。这里每周活动时，都会有区CDC的工作人员会来，组成临时抽血点。这一天，工作人员抽取了16份血样，一天后结果就会出来。今年，在这里先后有2000多人进行检测，确诊76人。
金心和他的同伴制定了一整套管理流程，购买了指纹机，给每一个检测者建立起档案，原则上确保他们每三个月检测一次。还购买了碎纸机，所有无需保留的资料都会当着被检测者的面进行销毁。在他的工作室墙上写有“谢绝恶意重复检测”。
在这里，记者意外见到了一位黑人小伙子。
通过交谈得知，这位美国芝加哥的小伙子是过来做义工的，中文名字叫“王国强”。两年前，他最好的朋友死于HIV，这促使他将目光转移至HIV调查。几个月前，他给金心发了邮箱，在得到回复后，来到这里进行研究。
通过观察学习，王国强认同了金心和伙伴的工作，每次活动，他都会尽力赶来。他觉得，中国人和草根NGO的意识开始觉醒，这是很难得的事情。王国强说，他喜欢中国，圣诞节后他离开中国，回芝加哥进行自己未竟的大学学业，但一年后，他还将再来中国，继续自己的研究。
得到外籍人士的夸奖，金心非常高兴。但在他心中想的更远：如果没有中盖项目，感染者一旦发病就已经到了吃药的程度，给国家和家庭带来损失。现在能够提早发现，提早预防，给国家省下的钱是远远大于那62元。中盖项目如果受到指责而停止，最终受到伤害的将是草根NGO自身。而中盖项目的这种模式，如果能够保留，在全国的草根NGO里持续推广，学会做政府的助手，这价值无可估量。
爱之深 责之切?
从政府官员变身为NGO的当家人，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名誉会长、卫生部艾滋病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戴志澄教授别有感触。
前不久，有草根NGO为了12月1日艾滋病日举办活动，预算是5万元。从北京到青岛，4个活动下来只花了3万6千块钱，活动效果依然很好。“中国的草根NGO是省惯了。”
缺钱，缺身份是中国草根NGO的命脉。
“现在的情形是政府对自己宽容，对草根苛刻。我一直在对CDC讲：要转变观念，草根替代不了CDC，两家互补，不要排斥”，戴志澄说。“当然我也总敲打草根组织，不要自相残杀、求大同、存小异、讲团结”。12月6日，首届“全国民间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经验交流大会”在西安召开，这是目前最大规模的一次草根聚会。他在这次会上，对参会的草根NGO语重心长说出以上的话。
一个宏大的背景是———在中国，2002年，同性恋才脱离了“精神病”的语境；此时，国际上已经早了我们10年。各种用于艾滋病干预项目的基金陆续出现，使得许多同性恋社群组织都汇聚在防控艾滋病这杆大旗之下。
“我是爱之深，责之切”，在戴志澄的讲述中，记者解读出了另一层意思———尽管艾滋病防治组织的产生与发展带有一定的特殊性，随着更多资源的注入和社会组织的兴起，各防治组织之间也陷入了由合作到分歧乃至争夺相关资源的斗争中。而这正是国内诸多草根NGO的“通病”——为了获取资源，可以相互指责、报复乃至造假，却在不知不觉中丢失了“服务社会群体”的本来意识。
戴志澄诉记者，出现这些问题，除了服务社会群体的意识欠缺外，还应加上三点，“人员素质不齐，财务状况较乱，从业人员不规范”。
“中国的草根先天不足，一直在灰色地带，要走出灰色地带，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狭隘把灰色变成了黑色。”中国艾滋病协会副主任罗玫给记者打了比方：2009年官员最雷人的话是“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就像是政府和人民不能对立一样，政府和草根组织也不是对立的，“三位一体”的模式就是把大家连在一起，CDC不介入是不可能的，不同类型的机构都要有自己的位置，不能错位。
头发花白的戴志澄直言：“三位一体”的模式非常好，如果推行成功，善莫大焉。
目前，尚无任何证据表明，中盖项目到期后会延续进行。叶雷先生表示，他真的希望，假以时日，中盖项目结束后，“三位一体”模式能够作为一笔遗产留在中国。
其实，在叶雷心中，中国的草根NGO更像是青春期的孩子。自以为长大成人、懂事稳重，却还未经历风雨，少不更事，因而敏感、脆弱、猜忌、叛逆，但总有那么一天，他们都将会长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