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圆桌
在公益创业之前，先问自己几个问题：
你适不适合公益创业？
你的团队如何组建？
你的资金来源是什么？
如何构建你的“商业模式”？
对话嘉宾:上海浦东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心主任吕朝公益组织发展中心(NPI)项目总监阎军楠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徐永光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秘书长 宋立英 联想集团企业社会责任总监 马健荣
光有“慈善”概念也不行
南方都市报(下称南都)：现在很多机构都在做公益创业的比赛活动，是不是意味着公益创业的土壤已经很肥沃？做公益创业最好时机是否已经到来？
徐永光：2007年民政部和清华大学的统计数字，中国非营利组织在服务业中创造的增加值，以及在服务业当中的就业人数，都只占服务业比重的0.3%。而1995年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塞拉姆教授对全世界22个国家有研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非营利组织的从业人员就占服务业的10%！也就是说，今天中国非营利组织服务业的从业人数的比例是1995年全世界水平的1/30。
而我们有一些政府背景的基金会也发展迅速，去年汶川地震捐款760多亿元，有没有用于公益服务行业呢？基本没有。这些捐款主要都是通过政府去做基础设施。这些捐款到不了那些在基层专业从事各种类型的公益服务组织、特别是草根组织的手上。但好在公益产业链的基金已经开始推动。
我认为，一个事情发展到一个时间点上就会出现一种爆发力。这个潮流，就是一批有专业知识的年轻人进入公益的行业。
南都：既然是“创业”，公益创业者的“商业模式”必然需要接受市场的检验。什么样的公益创业项目才有可能成功？
阎军楠：我们选来孵化的机构也有我们考量的原则，一定是要解决某一个社会的问题，另外，一定模式要有创新的可持续的，同时还具备可复制性。
我们不太希望公益创业只有慈善的概念而已，它应该是多样而丰富多彩的。做公益不能天天苦哈哈的。我之前买你这个工艺品，我买的可能不是你的产品的实用价值，而只是一种施舍。今天买了，明天后天还买吗？所以机构的项目一定要可持续，可持续的前提就是一定要创新。
除了看项目怎么样，创业者如何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考察方向。
最开始孵化的第一批机构，我们发现有些项目可能很好，但创始人不一定能把它做好，后来就把对创业者考量的比重加大，现在加到70%-80%。
我们总结出四项选人的标准，第一个是驱动力，也就是你的创业动机是什么？是把公益创业当一个事情还是一项事业来做？第二个是创业者的性格要乐观和坚韧。第三个是能力，包括领导力以及善于整合资源的能力，这个很重要。第四个就是经验，创业经验或者相关领域的从业经验。
依据我们的经验，在这里也要提醒创业者，当你做了这个事情以后，会有成就感，成了一个公众人物，这样很容易自我迷失：我为什么做这个事情？如果结果是成就了你个人而不是你的机构，那你的公益创业也是失败的。
徐永光：还应该充分了解需求和满足这些需求的前景。一般说来，如果创业者做的是资助性的项目，主要应考虑满足捐款人即资金提供者的需求，这个需求又分为个人和企业的需求。个人的需求重在精神层面，企业需求则有诸如提高企业美誉度之类的目的。
“找钱”与“花钱”都有大学问
南都：有一些社会组织比如基金会手里有很多钱，但是花不出去，对于民间的草根公益创业者而言，他们很想做事，手中却没有钱。如何实现资源的对接？
宋立英：基金会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执行项目的时候需要有腿，必须把项目落到实处，每个项目有人员限制，多了养不起，但是这么多项目需要执行，需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也比较大。比方说青基会建设的200多所永久性学校，如果全是靠基金会的人下去跑，基本难以实现。所以需要有当地的组织、机构来配合才行。这样既节省成本，办事的效果也很好。所以我觉得招标的方式会是一个方向。这也给基金会提出了一个课题，将来如何开放这个平台，利用更多社会资源去做。
吕朝：非公募基金会资助草根组织应该是更有动力的，因为非公募基金会的使命和公募基金会不同，非公募基金会的使命就是要支持民间公益的发展，南都基金会就是代表。企业为什么要成立非公募基金会？意味着它不能简单把钱捐给公募基金会，而是要有自己的差异化战略，寻找新的公益创意和合作伙伴是他们的战略选择。
马健荣：联想2007年底开始和N PI等相关组织搞公益创投。你要想做事又没钱，有思想没能力，怎么办呢？通过公益创投的方式就能帮助你成长起来。我们正是通过公益创投支持我们有能力支持的机构，人是最主要的，创新也一样，我们希望出一块钱，能够起到两块钱的作用。
公益需要“创业”而非“守业”
南都：如果一个公益组织，需要靠不断接项目来维持生存，那会否成为一个简单的“执行者”疲于奔命，而失去了公益创业本应该具备的“独立性、创造性”的工作愿景？因为据我们了解，一个一线城市7-10个人全职运营的公益组织，一年的人力成本等基本开支大概100万左右。如果单靠项目补贴维持的话，假定需要提取10%的行政经费，那么该公益组织就需要接下1000万额度的项目来执行。
徐永光：在国外，80%以上的捐款是给服务型非营利组织人员发工资的，而在中国，捐款主要用来搞硬件建设。我去过美国一个名为“星星共同体”的非营利机构，这个机构主要做问题青少年的集中教养工作，费用开支来自政府购买服务和社会捐赠，人员工资是大头。
因为我们的资助对象主要是服务机构，服务是需要人去做的。我们以往不少项目，百分之百用于受助机构人力成本的支出，也有的是在公益服务机构从别的基金会申请到项目资金后，我们给其匹配人工经费。比如在5.12灾后重建资助中，就只有少量项目属于硬件建设投入。在未来的资助导向中，仍然主要资助人力成本。
现在习惯提10%的行政经费，是从基金会条例对基金会的要求那里搬来的。殊不知，基金会在落实资金时，多半不是自己操作项目，而是把钱拨到合作机构，由合作机构自己承担运行成本。对于项目执行机构来说，10%是不够的。
资助机构应该改变观念，捐款用于服务是天经地义的，该需要多少成本就应该给多少经费。
南都：除了这个问题，公益创业者还会遇到什么难题呢？比如我们了解到的，组织人员的稳定性问题，还有公益创业普遍处于低报酬的状况。
阎军楠：这个东西在业内已经讨论了无数次了，无非是先有鸡蛋还是先有鸡的问题。创业者是先有人还是先有钱，先有钱还是先有人。
怎么找到一个合伙人，金钱是一个方面，但另一方面在于你做的这个事情的蓝图能不能吸引他。雷励希望三年让员工达到企业的水平，我相信他有这个能力，员工流失率很低，员工能力也很强。所以还是找一些创业团队，而不是守业团队。
但是我们发现，一个公益组织从松散的方式慢慢过渡到组织化的时候，有可能遭遇毁灭性的风险。像上海的一个机构叫“捐献时间”，鼓励别人每天捐出一小时去做公益。后来这个项目给了央视的壹加壹频道，组织内部就有些人抱怨：为什么给了慈善壹加壹而没有经过我们的同意的问题。这也一样需要创业者的智慧和包容。
